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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勰与刘知幾的二体论（第2页）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细按其意，所谓言精事赅，乃是相对于《史记》的撰录之烦而言，其余即上承范晔之意见而发挥者。事实上，史才原就不世出，虽断限缩短，而能言精事该者，固亦不多见。中国历代正史可以助证。是则知幾论据，盖在限短则事少，事少则易为；虽无班固大才，亦不至于有通代之失也。其主要不由体裁以论二书优劣，事甚明矣。

综合言之，知幾论二体优劣及《史》《汉》优劣，殆有一共通原则，此即从“易”字上着眼：编年体体简文约，易写而又易于读，故可与纪传体竞美。断代纪传限短事少，故易学而易成，则又胜于通代纪传，可以宗之而为此体之代表也。难易当然可用以作为批评的理论原则，但不应是决定优劣之主要关键。学术研究及大著作由易学、易成及易读作批评基准，则是假定研究者与阅读者皆为平庸贪懒、急功近利之人；如此舍难从易，学术尚有提升之可言乎？纵然大才不世出，但作学术批评时，虽可从鄙入论，及其至也，即应指向高明，发明其理，以待世之出大才，使之不至为之徒劳少功也。当然，刘知幾时代，印刷术用于印书伊始，在绢本传抄之情况下，易写易读，诚为研学上重要之问题。然而此物质条件之限制，不宜过分强调，以作为论学评史之主要关键，应无可疑者也。或有志撰述国民史，使历史学术推广至通俗化者，则又当别论。

秦火焚劫，使百国史记**然，独存之《秦记》又不载年月，遂使古史体貌，为之隐晦中断。司马迁乘时而兴，力创新史，继起如涌，班固因之别创。自后以讫两晋之际，纪传体新史学擅胜场，皆以马、班为宗。

新潮澎湃之际，虽有荀悦挺出，本《左传》体式撰成《汉纪》，但出发点原非复兴古体。其著作为使天子易读，省《汉书》之烦，而扩大其帝纪部分而已。及至汲冢出书，杜预据《竹书纪年》解释《春秋》，斯则古史体貌，始在学术上真正重现。干宝顺荀、杜之说，遂能独倡古史编年体之美，议守此一家，以取代纪传新史。古、今正史之争，二体优劣之论，由是而起。

干宝古风劲吹百年，寖寖然有压倒马、班新潮之势。幸范晔适时崛兴，力挽狂澜于既倒。自后南朝一系，二体角力争先，新体势力略大于古体。北朝一系，稍迟至李彪之出，亦恢复了新体独胜之局。新体之能反败为胜，分在南、北二地收复失土或取得战场优势，终至在唐初正式单独取得“正史”之学术地位，除了政治力量支持、名家名著辈出、史评理论优势等主观因素外，其二体客观之体裁特点，实为主要之关键因素。

原夫自荀悦、杜预以至干宝，其学皆源自《左氏春秋》，开始即有经、史二学混淆之特色，故古史学派特重春秋精神，鼓吹义法凡例，推崇史文婉约。如此撰述之史著，配合编年体之简单，遂至表面易读而其实难明、遗落大量史事、不能总会历史整体全部诸缺点，由是一一呈现。上古世朴事简，编年体自易为功。后世则不然，刘知幾也尝论之，所谓“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100]

文约故遗落时事，体简故不能会通整体，编年古史之优点，适足以构成其严重缺点，范晔、李彪、刘勰等，即据此大力批评，展开其史学理论。彼之所劣者，正是此之所优。而且马、班史学，以人类总体发展为对象范围，非徒记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已，实符合史学之所以作为一种学术，以探究人类过去活动之旨。斯则此之所优，亦适足以在当时满足史学之需求，故其成为“正史”者，宜也。

刘知幾力图重振编年古史，称美文约体简，实已不足以令人折服，是以走上文约事博、体简易明之理论诉求。前者为方法技术之问题，后者为体裁结构带给作者与读者之好处，此在批评上当然可以作为理据，尤于印刷术未及普及之前为然。不过，二体之争，优劣决胜关键决不在此，斯所以后世终不以二体并列为正史也。知幾理论影响后世颇大，欧阳修、司马光分在今、古二体著作中实践其说，为较早继起之名家名著。然而即使以《资治通鉴》而论，与干宝至知幾间之古文风格已大异其趣，于编年体言，法古之味少，而创新之处多，因非本书主题所在，兹不论之。

[1]唐朝初期重要史实被篡改之问题，李蓁阳师之《唐史考辨》（台北，“中华书局”，1965年4月初版）及《唐史新论》（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4月初版）二书中诸论文，多有辨析。

[2]参见马总《意林》，卷五，页74下。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聚珍版。

[3]详见《意林》所录，见卷五，页69上～69下。

[4]诸事均见于《武帝本纪》，恭帝言及刘裕告天文前面已引，《禅位玺书》则详见该纪中，卷二，页8C。

[5]道武帝拓跋珪于386年（登国元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即“代王”位。按西晋怀帝原封拓跋氏为“代公”，愍帝时进为“代王”，自此一直以“代王”为号，奉晋正朔。是岁拓跋珪即“代王”位，仍有奉晋之意义。但同年四月，珪旋即“改称魏王”，始有否定晋室——包括西晋之意。由此而十二年后的六月，遂诏有司议定国号。有司主张根据“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的理由，仍应以代为号。这是中国分土赐氏的变相论据。而拓跋珪自行决定“宜仍先号以为魏”，理由为天下分裂乏主，他欲扫平中土、抚服人民也。于是翌月迁都平城魏地，十二月即皇帝位，宣称以土德王。此则表示完全否认晋统也。崔玄伯时为吏部尚书，为建立文物制度之总裁，遂据此意而推定北魏属土德。事详见《魏书·太祖纪》，卷二，页7C、页8C、页8D；《崔玄伯列传》，卷二十四，页64；《礼志》卷一〇八之一，页270A。

[6]详见《魏书·崔玄伯列传》，卷二十四，页64D～65A。

[7]详见《魏书·邓渊列传》，卷二十四，页66C。

[8]详见《魏书·崔浩列传》，卷三十五，页83A。

[9]崔浩反对当时东晋流行的玄学及主持修史，详见《魏书·崔浩列传》，卷三十五，页83C、页84A、页85A。

[10]详见《魏书·高佑列传》，卷五十七，页129A～129B。

[11]李彪后来要求宣武帝准予白衣修史，即特别提出孝文帝当时此动机，因而为宣武所准。详见《魏书·李彪列传》，卷六十二，页143B。

[12]详见《魏书·高佑列传》，卷五十七，页129B。

[13]详见《魏书·高祖纪下》，卷七下，太和十三年至十五年条。

[14]高闾本名驴，为崔浩赏识，乃改为闾。高允对其文章之富逸亦加赏重，故推荐他接替其遗缺。事详见《魏书》，卷五十四《高闾列传》。

[15]正反双方意见，详见《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太和十四至十五年条。李、崔首先表明他们的专业资格云：“臣职掌国籍，颇览前书，惜此正次，慨彼非绪……”群臣评决理由之一则为：“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见页271B、页271C。

[16]据《魏书》，卷一《序纪》，始祖神元帝统一其内部，推动与魏和亲的政策。魏、晋禅代，和好仍密。传至桓帝时，匈奴刘渊反，晋惠帝假桓帝为大单于，此为元魏受晋命之始。穆帝时，晋怀帝进穆帝大单于，封代公，为元魏早期国号的建立。怀帝为刘聪所执，穆帝助刘琨复晋，事不果；其后晋愍帝立，进穆帝为代王，其子即平文皇帝拓跋郁律（后亦追尊为太祖）。平文以晋愍帝为刘曜所害，即宣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一面先后拒和于刘曜及石勒（前赵及后赵），一面拒绝晋元帝的爵服，奠定“平南夏之意。”故李彪等指称平文太祖奠定国策，“大造中区”云云，解释为（西）晋亡、元氏兴起受命。又：北魏有两“太祖”，一为此始大的太祖平文帝；一为始称皇帝的太祖道武帝。据正文下述第三点，李彪的解释是平文太祖表受命，道武太祖表肇建，其间则是天下无主状态，如周、汉之际。

[17]详见《魏书·礼志》卷一〇八之一，页271C。

[18]崔光与李彪的修史关系，参见《魏书》，卷六十二《李彪列传》及卷六十七《崔光列传》。崔鸿的问题附见光传，页154C。

[19]按：关于崔鸿自述其修史历程，始自宣武帝景初（500—503年）之初开始搜集诸国史料，504年搜集粗备，开始研究及起草，至506年著成九十五卷，只欠成汉之史。又过了七年，欲求得常璩之书，克成全功。至520年左右，其书才逐渐传读，是则修史前后约十余年。史臣批评其书“多有违谬”，事实上传末所列违谬者三事，皆为年代问题。崔鸿自述已表明十六国史事复杂，史料搜证未全，故不敢进呈。此正是其实证精神的表现。史臣在这方面似有意苛责之，动机未详。详见《魏书·崔光列传》，卷六十七，鸿及其子子元均附于此。

[20]参见《魏书·崔光列传》所附《崔鸿传》，页154C、页154D。

[21]详见《魏书·自序》，卷一〇四，页235C。

[22]延寿为唐太宗、高宗间的北方人，其父子事迹均附于两《唐书》《令狐德棻传》。（《旧唐书》，卷七十三、《新唐书》，卷一〇二），其《北史》卷一，只是将《魏书》卷一《序纪》及卷二《太祖纪》合并删约而成而已。

[23]唐初不少名人俱出河汾门下，盖王通（584—617年）讲学于汾河，各地来学者千余人也。王通乃河东龙门人，盖汲北朝儒学而集其大成者。《王氏六经》指其所撰《礼论》《乐论》《续书》《诗》《赞易》及《元经》，实仿孔子六经而为之。今《元经》乃伪托，余五者已佚。至于他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之例所撰之《中说》，今仍存，其学术思想盖见于此。王通子孙皆颇出色，以王勃最为后世所知。通、勃的关系及著作，请参见《旧唐书·王勃列传》，卷一九〇上，页525B～525C。

[24]王勃于675年死于意外，年龄未及三十岁（《旧唐书》本传谓二十八岁，《新唐书》本传谓二十九岁）。王勃承其河汾家学，九岁时即读颜师古《汉书注》而批评其得失，后来又补撰其祖王通的《续书》而使之完备。此书乃王通仿《尚书》者，收录断限是汉至晋。是则王勃亦非仅以诗文著名之辈也。“唐承汉统论”在武则天时代实行，成为官定意识。中宗复辟始废除。玄宗天宝间，又由崔昌重提，李林甫支持，再度成为官方意识。及至杨国忠当政，自以隋朝宗室而复旧，并贬崔昌。详见《新唐书》勃传，卷二〇一，页474A、页474B。

[25]拙著博士论文《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对此曾有探讨，不论效果如何，唐初此政策是颇明确而坚定的。

[26]饶宗颐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对唐代此类异说颇有介述及录载，见其书页25～27、页64～67、页273诸文。皇甫湜意见主张“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亦即兼重一统和继统两问题者。然而“唐承汉统论”抹杀隋朝曾一统及有所继的事实，远承汉统，固为违心荒谬；不过皇甫湜奸陈闰（元）魏，直以唐、隋、梁、齐、宋、晋相承，实亦同犯于此，而且竟与其强调之“必大一统”前提自相矛盾。司马光自谓分裂之世强争正统，“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故视此为战国，为了迁就编年之便，而以魏、晋、南朝、隋、唐相接，非欲“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他的说法及实际行事仍相矛盾，大有可议之处，但作者无意在此赘论。其说详见《通鉴·魏纪·文帝黄初二年四月丙午·臣光曰》，卷六十九，页2185～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