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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唐朝前期官修及其体制的确立与变化（第2页）

（二）大举修周、齐及梁、陈四史。以承民间乃至官方原已存在的南、北朝互相承认及交聘，所代表之调和两认趋势；[11]并以示政府之不偏袒歧视，满足各地臣民心理，以促进认同与统一。

（三）效法梁武帝修《通史》以统一历史之故智，敕陆从典等续《史记》，以作全面之总整理。

隋祚短促所面临的历史问题，基本上继起之唐朝也同样面临，但其间颇有差异。如隋朝于统一伊始，需解决本朝正统渊源诸问题，而唐则不然，起码并不那么严重。盖唐朝只需宣告统绪承自隋即可，隋当年所努力者，正已为唐统渊源铺了基础。故令狐德棻首议修五代史，原则上只欲继续上述隋朝之一、二两种措施。这种措施隋、唐官方持续为之，而当时民间史家私修，如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之《南、北史》，亦基于同样观念意识以进行修撰也。唐高祖异于德棻所建议者，厥为修《魏书》。德棻既以陛下承隋、周历数为言，正是一针见血，最能代表当时一般官修胜朝史的动机心态，而能动人主之视听者。隋不满魏收偏党北齐，以成《魏书》。但隋两次修《魏书》，大体已成，而犹未尽善，是以高祖既以历数直系所承为念，则必然有指向《魏书》之思，继承隋朝未竟之第一种措施。所颁《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大体据德棻意思而伸言。不过其中特谓“自有晋南徙，（北）魏承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北）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云云，[12]表示高祖认识北齐、梁、陈之正朔乃出于自命，真正正统所在，乃西晋、魏、周、隋一系也。既有此认识，且修史政策承之于隋，则德棻虽不言，魏史固当重修也。官方为前朝修国家全史，动机至此已渗入正统论观念而日盛，则德棻之所谓“正史”者，已不可纯粹视以“全史”之意义矣。

正统统绪授受的模式，至隋、唐已奠定，于是国家为本朝争正统之同时，也必须为胜朝争正统，所谓“超越上继”诸说，由是被视为荒谬不可据者。在此趋势下，官方为胜朝修“正史”，遂变成继起王朝的重大政治考虑。不过，在六、七世纪官修胜朝正史逐渐变成义务之时，同时也颇有变为责任的趋势。要之，官方为异姓、并且政权被己所篡夺的前朝，犹有此义务，则正统问题而外，是否另有关键因素？

欲解答此问题，有两个方向可供思考：第一，自魏、晋以降，王朝的建立多假“禅受”以成篡夺，官方修史可以文饰之，以免影响本朝开国的正义性。第二，传统史学有褒贬功能，因而也产生隐恶扬善的特质，善于利用，可以增添本朝开立国家之光明面，有利于统治，更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现行声望之建立，及历史地位之提升。此即令狐德棻首议的第四种观念意识之问题也。这些问题，经常在修撰国史时发生，由此而延伸至修前代史，而其渊源可上溯至先秦。王充之问孔刺孟，刘知幾之疑古惑经，可以视作后人对先秦史学的检讨；其实孟子怀疑周史记武王伐纣，声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先秦史风即可见一斑。

司马迁建立新史学，父子在《自序》中极力推崇周公能宣扬先世之美，以不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惧，不述明圣盛德、卿相事业为罪，表明史著有此功能，史家有此义务，影响极大。刘知幾即称引此旨，倡言“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并以此原则，批评其近代史学久矣不知此义。[13]寻夫司马氏父子之出发，颇有“君子成人之美”的意思；不过，其立场原则是坚持在实录史学上的。迁申言对汉兴以来将相名臣的撰述原则，是“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14]否则，《史记》若“唯记善而已”，尚有何“不虚美，不隐恶”可言，且为何被人诬为“谤书”也？实际上，司马迁之意，是在历史人物及事迹善恶皆书的基础上，对其人其事之光明面加以重视推崇，以见成人之美的温情敬意。刘知幾之言，易使人生误会，以为史书唯记善人善事而已。第一个修国家全史的班固，为突出汉朝之正义光明而撰《汉书》，殆即有误会史迁之意的嫌疑，故其著作被傅玄评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自班固始，东汉以降，史官即在有意无意之间，或当局干预之下，有多记或唯记其善之倾向矣。例如，王沈等官修《魏书》，时人评价甚低，称其不及陈寿之实录。而事实上，陈寿私下对魏、晋易政之际，亦多所回避不书，但略记其较明显可书之事迹而已。[15]

魏晋以降，政权“禅受”原本就多行不义，当时权臣常假“如魏辅汉故事”“如伊、霍故事”“如诸葛亮故事”等名义专制，渐行篡夺，时人固多知为自欺欺人之事也，且至腾笑于胡人之口，迄唐初犹以为言者。如石勒拒刘曜“如曹公辅汉故事”之诏，声言“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懿）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此与唐太宗问萧瑀“隋文帝何如主”，瑀答以“励精之主”，被太宗批评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正同。据太宗分析，隋文帝之励精，是由于不肯信任群臣；不肯信人则由于性至察而多疑；性格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之故也。[16]石勒曾坦率宣称“赵王、赵帝孤自取”，而不欲假让以狐媚取他的天下，诚两晋、南朝诸主所少见者。

诸主愈是狐媚取天下，则修国史时，必干预史官以行文饰之事，这是可以想知者。建立势力、渐行篡夺的事迹既在前朝，则其干预必延及前朝史，亦可想知。盖使不义转变为正义，使正义变得更光明，此于六朝玄、史、文、儒、道、佛诸方内、方外各学术中，最能从史著之研修文饰而奏功。官方为前朝修正史，此为重要意识之一。加上汉以来禅受模式，皆以刘氏学说——五行相生说为基础；亦即一德渐衰，则一德渐兴，“王迹所兴”之美，则为天命眷顾斯在也。因而，诸主多尽可能上溯其世德代功，以明本朝天心所渐顾，不可以势力强也。前述令狐德棻所言第三、四两意识观念，遂于此处紧密契合。

不过，透过修史以述先世功德，以明天心所渐的意图，在4世纪的大批判风气中，受到了挫折，东晋首任史官干宝，奉敕书晋室帝王美迹之余，严正而大力地批评其“创基立本，异於先代”，非如周朝先世之屡代积德累仁，以邀天命。[17]自后史官、史家承风而起，使南朝诸主不敢过分虚美其先世王迹，述王迹所兴，不过及身而已。南朝开国诸主，皆及身篡夺以建国，先世原无功业可美。加上干宝等前例为鉴，做贼心虚之余，更不敢从先世大做文章。

南朝如此，北魏情况则不然，拓跋氏以部落崛起，原即无魏晋以降篡乱之迹，故褒述先世之美，正可以证王迹之兴。汉人启导他们汉化，也启导他们利用修史，以完成建国理论根据，并以此向南朝争正统。影响北魏修史最重要的两位史家，厥为崔浩与李彪。太武帝诏崔浩监总修史，诏书即以“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至太祖道武帝而“协顺天人”“应期拨乱”，由此历数，以至太宗及其本人之功业为言；声言“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云云，故责命崔浩领导史臣以完成国史。由此可见，北魏修史，自始即彻头彻尾地，以记述先世功德天命及本朝正义光明面，作最主要的指导观念与原则。[18]中期已降，李彪助孝文帝大事推动史学建设，君臣之共识，仍以此为出发基准，声言效法司马迁父子。以孝文而言，则是“惧上业茂功，始有缺矣”；以李彪而言，则为唯恐“东观中圯，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19]是则北魏前后修史及兴革，记美书善，一直是最主要的指导观念与意识。正因此故，所以《北魏书》之《序纪》，追纪二十一帝，含序统、原始、追王诸义于一篇，最为二十五史所仅见之特色，亦见北朝史学这方面的观念意识，表现得较南朝为明显而浓烈。

北朝官方首次为前朝修史，在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梁简文帝大宝二年。论其风气所自，则有由南传至北之趋势；论其政局所示，则魏犹未亡，魏文帝仍承孝武帝西迁之统绪也。由此以言，则高齐为魏修史，虽或有宣布魏朝已亡之意，然而其实另有一番其他动机。此即上承前述北朝论述功德王命、光明正义之强烈史学意识是也。魏收自述其于魏末求修史职时，崔暹当时言于高澄（洋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故高氏父子用收为史官，甚至纵容其贪贿，无视其史笔上下其手，即此之故。高欢（洋父）所重视，而黾勉于魏收者，仅以“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为言而已。魏收对此言之不讳，且颇有得色者，盖虽蒙承意曲笔之恶名，然却能得主子之宠也。魏收既以此自得，故文宣帝高洋问其志时，收乃答以“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文宣帝亦冀父兄先世霸王功业之能完成，乃诏收专其任，敕勉以“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20]北朝由修本国史转移为修前朝史，其间之指导观念与意识，于此显然可见。

关于北朝意识现象，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注意：

第一，汉代史学，若以马、班为主，则以书先世功业、对扬王休为最显著的意识观念。若以《东观汉记》及司马昭命王、沈等所修《魏书》为主，则汉、晋之际，上述意识观念已有改变。即命令修史的君主权臣及执行修史的史官，已有浓厚的隐恶虚美之倾向，魏晋南朝遂沿此发展。各朝先世严格说并无功业可言，欺篡之政治亦往往乏德美可记，因而各朝史官所书，尽管表面上美善不绝，却鲜有君主史臣，尚敢公开倡言马、班所伸之观念意识者。北朝则不然，崔浩、李彪本马、班所代表之汉代史学，而值拓跋有先世努力之功、本朝汉化之美，故君臣相继对此观念意识作鼓吹阐扬，影响所及，以至于唐。

第二，在前述所谓政权授受的正统模式既固之下，则前朝、本朝，先世、今世，若论功盛德美，必合趋于一。亦即争本朝正统，则必论其正义之德美；既论本朝之正义德美，则必推溯王迹所兴之庸烈，以见盛德邀天之前后一致性。于是统治者及其史官，不仅沿袭传统之重视修撰国史，亦必兼重修撰前史，以使王朝先世、今世美迹盛德，获得一致的评价与地位。由是而言，修撰前朝史实视如修撰本国史之延伸，亦即前史、今史，一以当代意识出发，形式上及精神上，皆视同修国史，以免异书所记功业正义，前后矛盾也。

这方面的表现，基于第一点所述差异，北朝为之更强烈而明显。高氏与魏收、唐高祖与德棻之观念表示，正足以说明之。宋祁于《新唐书》润饰德棻之言，改为：“二祖功业多在周，今不论次，各为一王史，则先烈世庸不光明，后无传焉。”[21]语虽改饰，犹能有得于此周、唐一脉相承之意识，表示先世今世，王德一致以兴，需由本朝修之，以见载于不同的正史而已。

北朝史学顺着此两点看，则唐初某些修史问题可得而明。

首先，唐太宗于贞观九年（635年）谓公卿曰：

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於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东汉光武及明帝）故事而已哉！[22]

贞观集团极重视君臣一体之团队意识，《贞观政要》一书甚多此方面的讨论。此条不但可见其团队精神，抑且知其君臣互勉努力，以共享流芳万世、入史不朽之盛果也。读我国史即知我等粲然之鸿勋茂业，正是北魏、高齐修史精神意识所鼓吹，而为唐初君臣所着力发扬者。

太宗既有如此浓烈的历史意识，则其要求史官书其善美、对扬王休，要求史官解释其玄武门兵变为“周公诛管蔡”，要求躬阅国史诸行为及思想，可以想知。此特就唐朝国史修撰之影响与干预而言也。其次，当时官修五代史（取消重修《北魏书》计划）犹未完成，以此团队努力共垂不朽之精神意识而言，史官论述王业所兴而追及先世，必然亦兼及君臣集团全体成员之先世功业，以作天命使然，乃是君臣诸人从先世即积德累仁，最终荫及后人，汇合以成王业之解释也。五代史诸史臣褒美君主及其先世之余，往往亦褒美诸同僚史臣先世，以及于其他将相大臣同僚先世。此举尝被批评质疑，不知后世修史之背景与意识，与此时实异其趣。

例如，金文淳整理令狐德棻之《北周书》，疑德棻对北周时其同僚之先世颇事隐恶扬善，而批评云：

当周、隋时，柳虬、牛弘各有撰述。德棻等撰次，不外柳、牛两家，然其中颇有可议者：虬为周臣，多讳周恶。弘入隋代，便文隋过。在虬与弘，初无足怪。德棻等身居异代，而史不直书，其失甚矣！[23]

实则周、隋两王室各以一己之力，绝不能为篡。其所以能为篡夺者，乃集团力量所以致之也。当时为门第社会，周、隋助主成篡诸臣，其子孙亦率多为助唐“太原起义”及“周公诛管蔡”之人也。这些人多反复于魏、周、隋、唐政权之间，翻云覆雨，以建武功冠冕。若执忠君爱国原则以绳之，虽周、隋、唐王室先世及创业君主本人，犹得视如叛逆奸人，何况助之者耶？叛逆凶奸，何以能兴王立功、盛德邀天？顺此解释，绝不符官方修史之目的与意识，可以知之。史臣修五代史，不得不以魏、周、隋、唐正统授受为史观，故助周、隋得国，遂得视为助顺，扶义俶傥者。如德棻先世与周、隋关系密切，祖父整尽忠效力于宇文泰。泰至谓“方当与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贵”，复赞整“卿勋同娄（敬）、项（伯），义等骨肉”，遂赐姓宇文氏，宗族二百余户并列北周属籍。德棻父熙亦有功于周，后助杨坚篡位，以本官行纳言（侍中）。是则德棻若书周、隋之过恶，一者不合官方正统之旨，一者亦无异自书父祖之助纣也。以此推之，恐至于可能以唐之得国及己之助唐为非也。本朝国史，君臣上下，尚有鸿勋茂业之粲然可观耶？

在德棻首议的后两种观念意识指导下，复因今史（唐史）与前史诸解释必须有一致性的需要，因而书法上必然以周、隋、唐相继得天统而为正，而助其主得天统者为顺，以释述史事。如此的书法取向，是变应为直书事实的问题，而为价值解释的问题也。在此转变作用之下，君臣本人及其先世之篡逆及帮助篡逆，始得分在不同之正史中，取得前后一贯的解释，并显得世济其美。如令狐整助宇文氏篡魏，德棻所撰《周书》整传，即推崇其父祖立名取位，克保终吉，比之以“韩信背项，陈平归汉……转祸为福可也”。德棻曾撰《令狐家传》一卷，当亦不出此意。故魏征撰《隋书·令狐熙列传》，亦专述熙之光明面，以示敬意；且在传末提及熙有四子而不名，但曰“少子德棻最知名”云云。[24]他如《隋书》述李德林由北齐仕北周，助隋文帝践祚，而不力述其恶，盖同僚史臣李百药（德林子）故。姚思廉不评述其父姚察之分仕梁、陈、隋，一如李德林例，兼且反之着力推崇其父文章助国。至于房玄龄、长孙无忌、高士廉等先世，亦在各书见其光明面。表示武德、贞观君臣，积德有余庆，先世后世，皆能知天命，识形劳，以建功名者也。

王劭在隋长期任史官，曾撰就（北）齐、隋二史。刘知幾一再推崇其史学，盛称其“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25]但魏徵《隋书》劭传，却一再诋其人格鄙劣，对其史著予以恶评，然而又不得不承认及佩服其为学“精博”，用思“专固”。二者评论差异极大，恐问题之关键，在王劭之能直述唐君臣及其先人之事迹，而立场评价与唐君臣不同耶？知幾力辞史任，提出官修制度“五不可”之时，其第三不可即直谓“王劭直书，见仇贵族”。则王劭被唐初史臣恶评，可想而知。[26]刘知幾一再批评“皇家修五代史”，称其“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更直谓德棻《周书》，“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27]此则不待金文淳评于后也。

《新唐书》以来，世人或以知幾“工诃古人”，实则被诃者多有可议可疑之处。知幾批评五代史及《晋书》，多由方法论入手，而少从观念意识着眼，但也绝非完全未体会其前辈史臣之思想意识也。唐朝史臣书唐朝开国初期历史，真实性极有问题。他们所修之五代史亦复如是。或许唐初史臣修前代史，未必刻意“曲笔”，但是基于令狐德棻首议诸观念意识，如前面所析论者，则其修史的效果，固有虚美隐恶如曲笔之效也。回思魏收《魏书》之所谓“秽史”问题，收一方面固有上下其手的主观意志，另一方面却又实承高氏父子记述功业之意识，如德棻所议者，遂使其书成秽物。学术之首要，在为学术而为学术。虽讲究经世致用，必不能喧宾夺主。过分突出史学功用论观点以指导及约束修史，终必有反害诸史之本身者，《魏书》及唐修五代史，上述析论正宜为吾人所重新深思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