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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唐朝前期官修及其体制的确立与变化（第1页）

第十三章唐朝前期官修及其体制的确立与变化

一、官方为前朝修正史的观念意识

前面析论“以史制君”观念之兴起，为三国以降的史坛，带来了复杂而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的层面相当广泛：对民间私家而言，修撰一代国史的数据，已逐渐走上由政府控制垄断，最后甚至明令禁绝私修的途辙。这种不约而同，各朝代大体先后沿袭的政策性发展，对原本蓬勃发展的私修风气是一大挫折，尤其对私修当代国史而言更为甚也；相对的，史家在“此路难行”的情况下，颇或转折于传记史学（包括志怪史学）、谱系学、方志学等范围，对史学这些领域颇有促进发展之贡献，而唐、宋以降小说、笔记之大盛，当亦与政府基本上持续此政策有关。

作者又指出，“以史制君”实为经世思想中最尖锐的观念，统治者除极少数，如北魏孝文帝，愿意接受这种制约外，大部分多不愿受制于此。这种矛盾的存在，将导致统治者之密切控制修史。此即魏晋以降整个官修体系及措施之诸种改革的重要原因。进而甚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发挥，向来以政、教两层面为主，随着经学的衰退而落实于史学，且关系王室声誉、政治统治及国祚修短甚巨，因而统治者遂一面加强控制修史的体制措施，一面亦因势利导，借史发挥经世之效果，逐渐步上统一史事的解释权与批判权于官方。

若不妨碍私人或其他方式的研撰，由官方统一价值标准，透过历史批判以发挥经世致用；或由官方召集人才，研集史料，修辑成较具实用性之史著和史纂，以达致用目的，原则上皆为史学可行之途。但若官方统制过切，必导致“学术为政治服务”极端之危机，对史学之为独立学术会甚为伤害。汉魏以来，史著失实，史书一再重修的现象早已出现。唐朝官方一再大举修撰各类历史，亦极力提倡经世致用精神，加上开国祖宗自始即有难言之隐，不幸继世又常政潮汹涌，则上述现象不仅未随新时代的盛世昌明而结束，抑且为之更甚也。唐朝史官始终有秉持及高倡“实录史学”者，故较之两宋以降，又为不幸中之大幸。

总而言之，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种种发展及现象，殆可归因于史学经世致用精神之极度发挥。在此前提下，又可析论为史家（史官）之尖锐提升“以史制君”精神，与统治者（君主及掌权官员）反制“以史制君”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以形成者也。唐、宋以降史学，尤其官修史学的特色与发展，不明于此者，遂将无以论之。上章已简略论及唐朝前期史坛活动的重点，兹就此作基点，进而较详细讨论其思想观念之表现。

世称二十五史者，成于唐凡八部。除659年（高宗显庆四年）李延寿私修之《南、北史》外，余六部皆官修。其中《齐》《周》《梁》《陈》四史，隋朝已分命李德林、王劭、姚察等修撰，因隋末世乱，未克完成。此外，隋文帝命杨素、陆从典续《史记》，以部帙庞大，因世乱亦停。文帝又命魏澹、颜之推、辛德源重修魏收之“秽史”——《魏书》，其后炀帝以为未善，复敕杨素、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二度重撰，因素薨亦不克成。[1]唐初修前代史，盖承此遗绪，竟其未成之业也。第诏命萧瑀、王敬业、殷闻礼负责《魏书》三度重修未成，另成《隋》《晋》二书，此其异耳。

官修、私撰合成八史，于正史比例占三分之一，实为中国史学上重大之事。后人以其事触目显著，遂谓为前朝修史，是后一政府及史家所应负起之责任云云。抑且推衍之极，致有谓此为史家责无旁贷之使命所在，甚至夹杂浓烈之政治意识形态于其中，驯至被修之国有恐亡之惧，修撰之国有使亡之意。修撰国史渗有政治目的与作用，由来久矣，视为前朝修史是必然之责任者，唐以前殆未尽然。

唐初大举修撰各种史籍，思想意识相当复杂，不易一言以概之，但可先从令狐德棻的首议入手，由其明显可知的观念着眼。

德棻是敦煌右姓，家族与北朝政治关系密切。他是唐朝首任起居史官。唐当时承开皇律令，内史省置起居舍人，而无起居郎的建制。他从617年（武德元年）任至622年（武德五年），甚为高祖所信任。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从容言于高祖云：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

陛下既受禅於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2]

此首议显然可见的，内里蕴有几种观念及意识：第一，“正史”及为前朝修“正史”的观念。第二，“史文绝续在己”，须及时修撰的使命意识。第三，欲藉此确立周、隋、唐国家承传之正统观念。第四，为先世存“功业”的观念，有为唐室开国建立光明面的政治意向。

这四大类型的观念意识，的确其来有自，各有思想渊源，作者对此四者在隋以前的发展及内涵，已曾反复论述，为了更清楚了解唐初君臣大修前代史的观念，于此实有再扼述四者关系之必要。

四者之中，起源早者为第二及第四，经司马谈、迁父子于《太史公自序》郑重申论，遂渗入后世许多史家史官内心之中，诚中国史学传统精神所在。一、三两种，渊源则殆不早过马、班史学之创行，其重大发展且晚至5世纪南北朝以后。

《太史公自序》申言：“余尝掌其官（太史令），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家世、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是因史文绝续在己的意识，而提出之史及时修撰、使不灭亡之“史不可亡论”。这种观念理论，实司马迁上承先秦史学以发挥，而及于后世者，表示了史籍需待我及时而修，无须假手后人的一种认识。基于此故，历代王朝皆置史官，各及时修国史，不待国亡之后，后人整理其文献档案，越俎代庖也。晋以前未闻后朝为前朝修史，主因在此。[3]盖国史需各自修撰，后朝无此责任或义务必须为前朝修撰也。

在此观念习惯之下，史书无所谓“正史”不正史，每代史官接续而修，尤以前辈史官所未修之其当代史为主，更未限以政权为单位。这种不一定以朝代为单位的修史习惯，殆为古代史官对历史延续性的了解与表现，所重视的是继古通今的形式和精神。《竹书纪年》由夏、商、周、晋以至魏之“今王”，《史记》“上记轩辕，下至於兹（汉武帝）”；其未及修者，魏有史官续撰，两汉有诸好事者纷续《太史公书》，正为中国上古史学常态之现象。诸生引周史以议今制，李斯竟能以“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为由，行其秦火之毒，盖亦以当时继古通今之史学精神为据耶？是知此上古史学精神形式，与东汉以降大不相同。《史记》以前，古人盖无所谓分期论之观念。《史记》以来，由五行学说衍生历史分期论，及《汉书》出，历史分期论又以政权始末为分期单位，于是历史以国朝为分期之观念始形成。5世纪范晔力辟干宝编年古史复兴之风，而挽纪传新体之狂澜于既倒，其论据主要为“网罗一代，事义周悉”。8世纪刘知幾申辩断代、通代之争，力主断代可行之坚强理由，亦为“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也，前文均已论之矣。以国朝为分期之观念，即是为前代修全史的前提。若狭义化或意识形态化一些，即官方为胜朝修全史的前提也。

“正史”此一观念之普及，最晚不迟至6世纪中期，当时梁元帝之提倡，阮孝绪在学术上之定位，殆皆有功。但“正史”之书，盖指国家一代正式的全史而言，此时殆未专指纪传体，如7世纪中期完成之《五代史志》中，唐朝史臣界定者也。自班固以降，国家全史的观念已生。适上古修史习惯下，国家每至末期，常因动乱，史官失职，无法修完史者，恒为常态，故自修国史势有缺尾之憾，甚难为全。《东观汉记》在魏晋，虽与《史》《汉》并列为“三史”，但缺尾终以为憾，是以继起以修成东汉全史者，先后以十数。3世纪之司马彪是其中一人，所撰《续汉书》重要理由之一，即为《汉记》自“安、顺以下亡缺者多”，故“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之重撰。[4]为前朝修全史之风气，自3世纪以降，遂由谢承、华峤、司马彪、陈寿等史家带起，加上嗣后政权兴亡快速，亦提供了史家私修之园地。青年史家如沈约，“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隐逸史家如臧荣绪，早年亦“括东、西晋为一书”，以“弥纶一代”。[5]姑不论这些史家另有完美主义的理想，要之，其基本上即是欲穷一己之力，为前朝修全史也。史家私修风气既如此而旺盛，政府亦因势以为之。420年刘裕建宋，命晋末期史官王韶之掌国（宋）史之余，至文帝刘义隆，复于426年（元嘉三年）敕文豪谢灵运修晋史，盖“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为念也。[6]这与宋文帝学识或许有关，但魏文帝曹丕学识更佳，何以竟未下诏为汉修史？是则真正之关键，盖为民间修全史之风气已盛的缘故。灵运被杀，晋史未成，虽未闻文帝另诏当时史家如范晔、何承天、裴松之等踵成之，然官方此风既开，至6世纪，梁武帝即敕沈约修《宋书》，而准萧子显撰《南齐》。陈踵之，亦敕姚察撰《梁书》，官修前朝史之习惯遂开始形成。令狐德棻于7世纪初建议修五代史，对唐而言可谓近代之习。至于德棻所谓“正史”，寻其文意，基本上指正式的国家全史而言也。

国家全史逐渐发展成为“正史”，实与正统论有关，前文论之甚详。原夫班固著《汉书》，政治观念与哲学思想实为其两大创作动机。《汉书》断代为史，国家主义的本朝意识，和天意史观的德运学说，实为其撰述的指导思想。一个王朝代表一种德运，亦即一种历史形态和一个分期阶段，于是断代为史的国家全史遂产生。不过，自班固始“究汉德之所由”，解释统绪的承受，并非专以本朝之统必须继承胜朝之统不可者。班固依刘氏学说之推定，认汉德属火，解释汉绍尧运，越秦、项而继周。[7]这种正统论之“遥继上古说”及“超越上继说”，至习凿齿《晋承汉统论》之鼓吹而极。在政治与史学均可引用此类解释之下，后一王朝之正统，未必皆须承自胜朝不可；斯则后朝亦无须基于为解释正统承受之关系，而必须汲汲为胜朝修史。官修前朝史惯例之晚成，与此观念颇有关系。

大体在政治上，魏认继汉，晋谓承汉，继承汉朝乃最现成之事实。汉、晋史家提出“超越上继”诸说，反而是唯心的理念，只会对历史事实之发展造成解释上的纷争。自5世纪初期进入南、北朝以后，正统之争原则上出现在敌对政权横面之间，至于前后政权直线的授受关系，大约已然奠定而鲜争议——亦即一政权与敌对政权争正统之时，必然宣称自己奉天得统，并同时解释自己的正统来自胜朝，而该胜朝也必然为正统。南朝如此，北朝迟至5世纪末期孝文帝、李彪改定其统绪以后亦然。[8]正统之争的直线授受关系既然出现固定的模式，则官方为本朝修国史之余，势将本朝之统绪衍绎于胜朝，而逐渐注意及重视为胜朝修全史。这是前面分析四种意识观念间，由第二种过渡至第一种，复又过渡至第三种也。

宋文帝是现可确知首位正式为胜朝修史的君主，基本上由“全史”的理念出发。至梁武帝时所修之《宋》《南齐》二书，似因“正史”观念已出现，遂颇有为前朝修“正史”——正统王朝正式的国家全史——之意。晋史当时起码有三部名家私修之著作：即臧荣绪、沈约、萧子云三部晋朝全史。梁朝虽未敕命官方重撰，但敕修之《宋书》、御准之《南齐书》，已足可与上述任一《晋书》，合成一正统的统绪系列，对北魏宣称继承西晋造成甚大的意识形态压力。高欢当时专制魏政，官吏贪渎公行，杜弼以此建言整顿。欢云：

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宇文泰）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9]

不敢惩治贪渎，投鼠忌器原因之一，即为梁武帝在整顿历史文化的事业上，所构成的正统意识压力。所谓“专事衣冠礼乐”，当亦包括修正史——私家如沈、萧之修《晋书》，官方如《宋》《齐》二书及欲取代历代国史之《通史》也。[10]梁武帝压力使高欢心理造成如此大的忧惧，后者重视修国史，而北朝首次官修胜朝史亦由高齐开始，与此殆有关系。

正统授受的直线关系既已出现固定模式，在此情势下，各王朝所修本朝国史虽宣布自己为正统，但说服力显已比不上既修本国史、又修胜朝正史者强。盖后者实拥有了正统承受之宣布权，甚至决定权。6世纪中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陈朝与建政于江陵的后梁争南朝正统，北周与北齐争北朝正统，南、北朝之间又各争正统。大体上，陈朝官修梁史，而后梁却向北周称臣作附庸，故陈朝取得了南朝正统优势；高齐敕魏收修《魏书》，北周无闻，则北齐取得北朝优势。及至北周灭齐，隋朝灭（后）梁、陈，政治纷争始告结束。当此一统之时，为了取得本朝的正统性，同时促成政治认同与统一思想，于是为前朝修全史，并从而宣布本朝统绪所自来，遂为事关立国根本，须由政府鼎力完成之要政矣。隋、唐不仅仅为胜朝修史，而是扩及南、北各朝，关键殆在此也。

正统的成立基准当然以本朝为准，若依已成的统绪授受模式，隋、唐只须依本朝所自出的原则作思考即可，即：西晋—北魏（包括西魏）—北周—隋—唐是也。据此系统，隋文帝固需重修《北魏书》，并兼及完成《北周书》；至于北齐、梁、陈，未必一定须各独立为史，而依附于魏、周为列传、载记可矣。其后唐太宗重修《晋书》，对与晋竞争诸国，即用此体例。又者，以隋立场而言，此系统也绝非唯一之选择，尚有第二系统——隋承（后）梁、梁承（南）齐、齐承宋、宋承晋；及第三系统——隋承陈、陈承梁以至齐、宋、晋，可供考虑者。只是选择任一系统而将其他王朝列为列传载记，恐皆不厌其他王朝原有臣民之望，徒引起思想、情绪、意识形态之纷争而已。以隋文帝之精明干练，实不会如此笨拙的抉择此要政。他的对策非常高明，分为三种措施：

（一）重修《魏书》。以明本朝承魏、周历数，以符已成之授受关系模式，以免臣民之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