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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向度（第1页）

附录二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向度

一

在概念的层面，讨论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问题往往很难回避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与现代性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内涵无疑存在着差异，但二者并非彼此隔绝。艾森斯坦德曾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化作了概要的界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1]与之相近，吉登斯在回答“何为现代性”的问题时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3]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如上理解，显然包含着相互交错、重叠的内容。它从一个方面表明，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方面，“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区分都具有相对性。

当然，尽管“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相通性，但二者在内涵上仍可有不同的侧重。比较而言，现代化主要以社会在不同领域及层面的历史变迁为内容。首先是器物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现代化的发展具体体现于工具的变革。工具与科学技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是科学技术的某种载体，又构成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尺度和表征；工具同时又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制约，影响着社会的形态。马克思曾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手工磨与手工磨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生产工具，而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及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则对应于前现代与现代的社会形态，在此，工具的变革构成了社会转型的推动力。以工具的变革为核心，现代化在器物的层面不断得到推进，这种变迁不仅体现于生产方式，而且也展开于日常生活。

在制度的层面，现代化既涉及经济的领域，也涉及政治的体制。就经济领域而言，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以市场运转系统的建立为指向；市场的秩序及效益的追求，构成了现代化区别于前现代化的特征。与市场体制相应的，是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化进程及科层制的建构。民主化意味着“所有的群体都有权日益具体地参与一切生活领域”[5]，科层制则以政治机器的高效运作为目标。现代化的制度之维当然不限于上述方面，但市场经济与科层制无疑构成了其较为内在的方面。

文化是现代化过程涉及的另一领域。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的创造过程及其成果，人的创造形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指向观念的形态。一般而言，观念形态的文化以价值观为其核心，这一层面的现代化也相应地集中体现于价值观。个体性、多元性、自主性，以及平等与宽容、批判与反思、进步与创造，等等，取代了权威主义的价值体系，成为文化现代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此相联系的是新的人格的形成及人自身的现代化。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现代化过程所体现的一般的趋向和原则时，现代性问题便开始进入我们的视域。首先应当关注的是理性化趋向。按韦伯的理解，现代化的过程主要以理性化为其内容，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理性化的趋向确乎多方面的体现于社会领域。如前所述，在器物的层面，现代化以工具的变革为核心，而工具的变革，又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相联系，后者既需要逻辑分析、运演等理性的能力，又涉及为知识而知识、如实地面向对象等广义的理性精神；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科学理性的物化形态。在制度的层面，市场体制的运作尽管从外在的形式看似乎不像“计划经济”那么理性化，因为它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调节，但就其内在的机制而言，市场经济往往以效益的严格计算来担保，这种计算所体现的，是一种目的—手段意义上的理性。同样，在社会政治体制方面，整个公共管理机器所呈现的是无人格的形态；作为无人格的法治系统，科层体制所追求的，首先是程序、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有效性，在这里，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依然具有主导的作用。

作为内含于现代化过程的一般趋向和原则，现代性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主体性原则。哈贝马斯曾指出：“主体性原则决定着现代文化。”“在现代性中，宗教生活、国家、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都被转换为主体性原则的具体形态。”[6]主体性首先相对于对象性而言，从哲学的层面看，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对外部世界的支配、征服等趋向，而由此展开的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凸显了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又往往容易导向主体与对象的紧张与对峙。

在主体与外部对象的以上关系中，“主体”更多地以类的形式出现，与“类”相关的是个体或自我，在个体或自我的层面，肯定主体性的原则意味着对自主性、个体性的确认。现代化过程不仅以对象世界的改造为内容，而且涉及人自身的转换（所谓人的现代化），后者往往展开为对独立个性、自主权能等的追求，而在这种追求的背后，则不难看到主体性原则的制约。从另一方面看，主体性同时又涉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与个体、自我的关注相联系，在关系的层面，主体性的原则似乎更多地侧重于面向自我或个体本身，这种趋向使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难以获得适当的定位。

如前所述，现代化过程无法疏离文化的层面，而价值观又构成了文化的核心，与之相应，在文化的维度上，现代性具体展开为价值的系统。前文所论及的理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在广义上也具有价值观的意义，与之相联系的是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人道以确认人的内在价值为前提，自由既是人实现其内在价值的方式，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征，平等、民主则以尊重人的权利为实质的内容。这些原则与进步、创造等信念相互融合，从价值系统方面，展示了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当然，现代化过程往往伴随着世俗化，这一过程既意味着文化、价值观上的所谓“祛魅”（dise），也表现出人格追求方面的平民化、文化趣味上的大众化等趋向，后者与个体性等原则相反而相成，蕴含着理想的某种退隐及存在意义关注的淡化。

二

不难看到，现代化与现代性无法截然相分，对现代化过程的理解，总是同时渗入关于现代性的看法，当我们从总体上考察现代化过程的人文意义时，也相应地涉及现代性的人文之维。人文往往与科学——首先是实证科学——相对而言，实证科学指向经验对象，人文则以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为主要关注之点，同时也在宽泛的意义上涉及文化的领域。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仅展开为一个借助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以支配、征服自然的过程，也并非只是指向理性化的社会体制，而是同时涉及文化层面。就文化的现代化而言，其人文的向度首先可以从学科的演化方面加以考察。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人文学科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形态。人文学科的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前现代，无论是哲学，抑或文学、历史学，我们多需要从前现代讲起。然而，人文的各个分支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总是伴随着学术规范的形成、学术体制（包括大学、学会、出版机构等）的建立、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等等；反过来，人文学科获得现代的形态，则从文化的现代化这一层面，展示了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内涵。

人文学科成为现代学术，当然并不是现代化所内含的全部人文意义。文化的分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景观，哈贝马斯曾指出，在康德那里，已出现审美趣味、正当性、真理等领域的分离，三者各有自身的有效性。[7]审美趣味在于以形象的方式敞开世界，真理涉及对事实的把握，正当性则展开于道德、法律等领域，它所指向的是实践过程的规范。现代化的过程在广义的文化层面固然表现出认知、规范、趣味等领域相分的趋向，但其中又蕴含着对真、善、美的不同追求，后者所体现的人文意义，显然已超越了学科之域。

人文观念不仅渗入于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制约着现代化的过程。人是目的，这是为康德所明确表达的现代人的基本信念之一，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从现代社会的演进看，将人视为目的既包含着对人的内在价值的确认，也为现代人征服、支配、利用自然提供了根据。哲学意义上的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在这里具体展现为变革自然、为人所用。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上述信念无疑构成了现代人进军自然的重要动力。当然，这种观念的过分膨胀，也每每引发人类中心的趋向，而以人类中心为原则，往往容易导致天人关系的失衡，现代化过程中一再面临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现代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就其内涵而言，现代化所体现的理性化，较多地表现为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后者所关注的，首先是外在的、作为手段或工具的价值，当这种工具意义上的理性过于强化时，它与人是目的的观念往往会发生某种冲突：以理性的工具意义为主导，将逻辑地引向人本身的工具化。事实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确乎可以看到人类中心化与人的工具化这二重具有悖论意味的现象。相对于工具层面的理性，人文的观念更多地包含着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关切，它在本质上要求超越对人的工具化、对象化的理解，确认并实现人的内在存在价值。从个性的崇尚到自由的追求，从审美趣味的净化到伦理境界的提升，人文的观念都表现出一种反叛工具化的趋向，它对于抑制工具理性的单向度展开、避免悬置人的内在价值，无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从工具理性与人文观念的比较反观工具理性本身，则可以进一步看到人文观念的内在制约作用。如前文所说，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主导性原则，工具理性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关注之点，但从逻辑上看，考察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前提，是对目的本身的确认。事实上，广义上的工具理性，总是涉及不同目的之间的比较、权衡、选择，目的与手段关系的规定和把握，难以离开这一出发点。较之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首先指向效率、效益等计算（以最经济的手段获得最大的效益），目的本身的权衡，似乎同时关联着价值本身的考虑、评价，后者显然已包含价值的理性。一般而言，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中，价值理性更多地体现了人文的内涵，这样，对目的本身的价值意义的关注，便不仅意味着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渗入，而且表明现代化过程在其主导性的原则上也难以完全摆脱人文观念的制约。

历史地看，现代化过程在其展开过程中，不仅为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因素所推动，而且受到价值原则、伦理精神等的制约。韦伯在回顾资本主义兴起过程时，曾对新教伦理在其中的作用作了具体的考察。按韦伯的看法，新教所包含的责任意识、所倡导的工作伦理，以及以勤奋、节俭来确证自身为上帝的选民，等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曾构成了内在的动力。资本主义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在经济关系等方面的表现形态，相对于仅仅关注于形式层面的计算、谋划，新教伦理在内含实质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同时，似乎更多地体现了人文的关怀。如果说，工具理性渗入了价值的理性主要在逻辑的层面彰显了现代化过程的人文维度，那么，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关系，则从历史过程的方面折射了现代化过程与人文关切的互动关系。

现代化并不限于文化、观念的领域，它同时有其制度的内容。在社会政治的层面，现代化的制度之维往往体现于民主等体制：以普选、议会等制度为载体，现代化展示了其在政治运作方面的表现形态。制度既有其外在的形式，又包含着内在的理念，作为现代化的制度体现，民主制同样不仅具有程序、组织、机构等体制性的方面，而且以平等、自由、人权等理念为其内在的精神。按其本质，民主的理念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对程序合理性的关注，它总是蕴含着对个体、社会、政治运作、历史过程的价值认定，后者同时展现一种人文的关切。内在的人文观念与外在制度的如上融合，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现代化过程的人文维度。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并不是单一的，随着对现代化过程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对欧洲、北美、东亚不同的现代化形态的考察，多元现代化或多元现代性的现象逐渐得到了揭示。导致现代化形态不同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化的多元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现代化起步与发展的不同地区与国家，文化的背景往往互不相同，基督教传统之下的欧美，与儒学影响下的东亚，其文化背景便存在着重要差异。以东亚而言，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所展开的现代化过程，确实具有不同于欧美的某些特点，在这些特点的形成中，儒学影响的作用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这当然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如有关的研究已表明的那样，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一点似乎已很难置疑。如前文所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的系统，其中蕴含着深沉的人文内涵，当文化不仅成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内容，而且构成了影响现代化具体形态的背景时，内在于其中的人文观念无疑也共同参与了这种制约。在现代化的多元性与文化的多样化之间的互动之后，不难看到人文观念的深层作用，忽略了这一点，便无法把握不同现代化形态的具体特点。

三

相对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起步较晚，其人文之维也具有较为独特的表现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中国走向现代的艰难跋涉以器物的关注为其开端。当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易“技”为内容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进程便开始提到了日程。随着维新、变法活动的展开，现代化的过程逐渐指向了制度的层面。相应于西学东渐的历史走向，文化、观念层面的现代化进一步被推向了前台。现代化的这些方面当然并非仅仅以前后相继的形式展开（在其现实性上，它们往往具有互渗、交错的特点），但它们确乎展示了现代化过程的多方面性。

从文化的层面看，教育的变革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似乎具有独特的意义。无论是在器物的层面、抑或制度的层面，现代化过程都呼唤着新知与新人：器技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等新的知识与具有科学素养的人才，制度领域的维新和变法，同样有赖于政治、法律等新知的普及和新的知识群体的形成。20世纪初科举制的废除，既适应了以上的历史需要，又为新的教育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新式学校的兴起，而新知的传授及新人的培养则构成了这种新式教育的内容和目标。

科举制废除的另一重后果，是对经学的冲击。经学尽管形成于科举制之前，但科举制无疑在体制上为经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托：当读经成为入仕的途径时，经学的存在便具有了制度上的保证，经学能够长期延续，并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左右着知识阶层（士），与科举制以经取士的导向，显然不无关系。然而，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经学似乎也失去了体制层面的存在根据。随着西学思潮的不断涌入以及皇权的崩溃，经学进一步面临来自思想层面及政治层面的挑战：西学所包含的近代观念对经学义理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皇权的崩溃则使经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在政治土壤、体制担保以及义理的合理性和权威性都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经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其历史的终点。

经学的终结与新式教育的形成及近代西学的东渐相辅相成，为现代学术的建立提供了前提。历史地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带有未分化的特点。自汉代以后，经学不仅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逐渐构成了主要的知识与学术领域。尽管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去考察以往的学术，我们似乎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领域，但在其传统的形态下，这些领域却往往都被涵盖在经学之中。即使到了清代，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具体领域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梁启超所谓“附庸蔚为大国”的格局，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仍从属于经学，而未能获得独立的学术品格。然而，随着经学的终结，传统学术的统一形态开始失去其依托，而内含于其中的学术分支则在东渐西学的影响之下，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形态，学术的这种独立化过程，同时也是其走向现代的过程。

在人文的领域中，走出经学的过程表现为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分化及其现代形态的形成。就实质的内容而言，文、史、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古已有之，然而，在传统的学术形态中，这些领域往往相互交融，缺乏确定的界线，这种相互交融、文史哲无严格区分的视域对人文学术的研究具有何种积极或消极的意义，无疑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从学科的发展看，在文史哲不分家的模式下，人文的研究似乎很难以独立学科的形态展开。事实上，学科界线的模糊与经学的普遍统摄、涵盖相互关联，确乎限制了传统人文学科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形态演化。

以经学的终结及教育、学术在体制、形式等方面的变革为前提，上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学的终结，使传统的学术规范、样式等渐渐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及合法性，新的教育体制，包括大学的建立，使不同学科的设立及分化变得必要；专业化的学会、研究机构、学术刊物、研究规范等的形成，既在形式的层面标志着学科的独立化及成熟化，又进一步推进了其向现代形态的发展。随着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独立系科的设立及相关的学术共同体、学术机构的出现，人文学科开始告别混而不分的传统格局，在实质与形式的层面都成为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并逐渐取得较为成熟的形态。现代学术的建立，从“精英”文化的层面，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之维。

与精英文化相关的是所谓大众文化。20世纪初，随着白话运动的兴起，文化传播的形式和载体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在传统的文学样式中，文言往往构成了主要的表达手段，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标志不同时代的文学形态，其表达的主要方式皆为文言。文言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形式，更多地与精英层面的文化相联系，从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其作者与读者，基本上都是知识群体，后者往往具有不同于大众的审美取向。就此而言，文言显然并不只是一种表达或传播的手段，而且涉及审美的趣味和观念，与此相联系，以白话取代文言，也并非仅仅表现为语言表达形式的转换：在语言形式转换的背后，是审美观念和趣味的转换。

白话当然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语言形式，白话小说、白话诗等，在现代之前已经存在。然而，在前现代，以白话为形式的文学样式，往往处于边缘的地位，在主流的审美评价系统中，它们很难获得认同，甚而言之，其合法性也每每受到质疑。但是，当白话作为文学表达的载体和形式得到承认以后，与之相关的文化形态，便不仅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而且也开始超越边缘性。从更广的历史背景看，白话运动的展开与现代化过程的世俗化、平民化趋向无疑具有一致性，如果说，前者（白话运动）从形式的层面为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的转换提供了推动力，那么，后者（现代化过程的世俗化趋向）则从实质的层面为这种转换提供了内在的根据。蕴含于白话运动中的审美观念及审美趣味的如上变迁，其意义显然不仅仅表现在为大众层面的文化形态争得一席之地：它的更深刻的意蕴在于通过对上述文化形态的现代定位，从一个较为宽广的文化之域，展示了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内涵。

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过程在文化领域影响的不断深化，科学逐渐走向思想的前台。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并足而立，进一步成为现代性的中心话语之一。在追求知识、学术统一的努力中，科学趋向于在知识领域建立其主导地位；以走向生活世界为形式，科学开始影响和支配人生观，并由此深入个体的存在领域；通过渗入社会政治过程，科学进而内化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设计，而后者又蕴含着社会运行“技治”化的趋向。科学的这种普遍扩展，既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又指向生活世界与社会领域，与之相联系的是科学内涵的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按其本来意义，科学并非仅仅限于技术或认知的领域。作为观念及文化领域的现象，它同时又具有人文的内涵；科学的话语也往往超越了器技的层面而被赋予人文关切的内涵。无论是科学的功能、科学的内在机制，抑或科学的社会影响，都涉及人文的论域；当科学被提升到世界观的层面或成为价值系统的核心时，这一点便表现得尤为明显。科学的世界观或价值观意义，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现代化过程的人文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