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机遇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
研究机遇,目的是为了引导和促进社会发展。而要引导和促进社会发展,有关机遇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还是需要加以深入的探讨和揭示。
首先应当看到,机遇的出现有赖于社会发展。机遇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机遇的出现主要与这两种状况直接相关:一是社会发展的快慢程度。虽说有人类社会就有机遇的出现,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机遇产生的情况大不一样。在传统社会,由于整个社会发展缓慢,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比较稳定,因而机遇出现的概率非常之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正因此,在传统社会,很少谈论机遇,机遇也并没有在实际社会发展中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上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各种关系的全面调整,都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机遇。社会发展的速度越快,机遇的出现也就越多。尤其是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和科技革命的不断兴起,机遇的出现越来越频繁,机遇问题也日益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不仅社会科学将机遇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就是自然科学也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像20世纪以来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等,均把机遇问题推向研究的前沿,给予极大重视。如系统哲学家本格就指出:“那种认为存在客观的机遇或偶然性的论点,是一种较为现代的观点”,“无论如何,过去通常被认为只是掩饰人们无知的机遇,现在作为一种发生的模式已经获得了相当重要的本体论地位”[7]。二是社会发展的交往程度。机遇一般产生于交往过程之中。正是交往的发展,使得参与其中的各个主体有可能发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交往发展的程度直接决定着机遇出现的状况。在封闭的社会里,交往的范围非常小,与国外的联系非常少,信息流通不畅,反映能力低下,所有这一切,都使机遇的产生极为困难,更无从谈及机遇的利用。而在开放的社会,这一切限制均被打破了,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得各个国家、民族有了更多交流和交互作用的机会,因而有可能在其作用过程中形成适于自己发展的机遇。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机遇一般表现为各种关系与矛盾链条上的某一特殊环节,这一特殊环节既可能是国际复杂矛盾交织而成的,也可能是在国际关系重组和调整时形成的。不管何种情况,机遇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关系”或交往。交往越密切,机遇也就越多。
由社会发展形成的历史机遇是多种多样的,但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类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所形成的机遇。一旦发生重大变革,进入转折关头,原有的秩序和规则就会被打破,各种社会关系面临新的调整,这就非常有利于历史机遇的出现。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抓住当时俄国“二月革命”后国内外形势重大变革所形成的机遇,及时进行武装起义夺取了社会主义政权。又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得到快速发展,就是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所提供的重大机遇,从而在战后初期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另一类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机遇期,即战略机遇期。之所以称为战略机遇期,主要不是针对个别事件、个别情况变动而言的,而是针对特定时期内国内外总体发展局势来讲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只要国内外局势从总体上是有利于发展的,是有价值可利用的,那么,这样的时期便可称为战略机遇期。这种战略机遇期主要突出两大特点:一是战略的考虑,非一时一事的战术考虑;二是时间的考虑,不是以事件而是以时间作为机遇单位。战略机遇期利用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进程乃至前途命运。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牢牢抓住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建设和发展起来的。还有一类是存在时间很短的机遇。这种机遇因其时间短,稍纵即逝,因而更需要决策者当机立断。抓住了机遇,可能使处境大为改观,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否则,明显的优势也会化为劣势。这种情况在战争、政治活动中尤为明显。如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就是苏维埃政权在生死存亡关头,紧紧抓住和平喘息的时机,挽救了革命成果的一个范例。
机遇既依赖于社会发展,同时又对社会发展有其重大影响。按照以往通行的解释,机遇作为一种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从属的地位,它只能对事物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换言之,机遇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不是实质性的,只是枝节性、辅助性的。其实,机遇的作用绝非这样简单。它不仅能改变事物发展的速度,影响到事物发展的快慢,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使之在多种可能性中实现某一种可能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常常会出现一些重大的历史机遇,这些机遇往往会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8]可以说,机遇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非是无足轻重的。
机遇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些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形成新的转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陷入严重困境时,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就可能使之起死回生。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一条可能的路径就是发现和利用机遇,获得了新的转机。这种情况在经济活动中屡见不鲜,一个商机可以救活一个企业,错失了商机,也可能酿成大祸。二是形成发展的突破口。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面临新的发展出路时,一个重要机遇的出现,可能成为发展的突破口。如在19世纪下半叶,西欧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形态,英国在这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德国在1871年实现国家统一后,紧紧抓住化工技术的新发现,大力发展化学工业,这为德国突破原有工业化格局、实现经济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正是借助这种机遇,德国后来居上,跨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三是形成新的经济生长点。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生长点,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种新的生长点,既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动设计和规划出来的,也可能是通过机遇的发现而寻找出来的。如经常提到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情况就是如此。这些国家、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世界上还是比较落后,它们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市场优势,基础条件也不优越。但它们抓住了当时西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会,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将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与自己的优秀人力资源相结合,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先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在大量积累资本的基础上又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由此促进了经济快速起飞,创造了“东亚奇迹”。四是形成发展的牵引力。一个机遇的出现,往往会激活某些因素和某些领域,然后通过这些因素和领域的发展又带动其他因素和领域的发展,以致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机遇在这里起了龙头的作用。随着发展的深入,新的机遇又可能产生,从而出现新的龙头。机遇和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值得注意的是,机遇的牵引作用在跨越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抓住了机遇,可以打破常规性的发展,带动经济、技术跨越某些发展阶段,直接与世界先进经济技术相对接。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跨越现象日趋普遍。
机遇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重大的,但机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又往往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除了个别情况外,一般是同社会发展的风险、危机、挑战等联系在一起的,并通过这些现象反映出来。因此,研究机遇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必须对机遇与这些现象的基本关系予以合理把握。
第一,机遇与风险。机遇不同于风险,但机遇又总是同风险相伴而生的。风险最主要的特点是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既有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危害,也有可能给社会发展提供某种机遇。机遇常常隐藏于风险之中,并随着风险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性质与作用。伴随社会的快速发展,风险日益增强。仅就世纪之交以来的情况来看就非常触目惊心:从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SARS危机;从日本、中国的地震到美国金融危机的暴发等,都显示出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风险。人们就置身于风险丛林之中,“除了冒险别无选择”,因而现代社会被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称为“风险社会”[9]。贝克认为,马克思和韦伯意义上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围绕的一个中心论题是:在一个匮乏社会中,“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怎样以一种社会性地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而“风险社会”则是建立在对如下这一问题的解决基础之上:“作为现代化一部分的系统性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和危害怎样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导?”目前,风险社会正在呈现出这样一些景观:一是风险源不断扩大。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疾病流行、恐怖主义盛行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源、粮食、人口、贫困和两极分化等难题交织在一起,也成为风险的重要源头。二是风险性质和作用发生变化。同传统社会的风险相比,现代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影响范围更为广泛,影响程度更为严重。它可以跨越国界,穿越各种社会屏障,对全球的每一国家、地区都会产生严重冲击,甚至带来灾难性、毁灭性的后果。三是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大。由于风险日益具有全球性,风险本身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因而控制的成本和难度也在加大。一种风险控制不力,还有可能引发其他新的风险,使发展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既然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风险。风险并非恶魔,其本身也具有两面性:危害与收益并存。对于风险不应只是消极地对待,同时还应有意识地将风险作为一种机遇,一种积极的甚至难得的机遇,学会从风险中收益。风险不仅本身隐匿着机遇,而且是创造机遇的动力。在一个社会里,风险往往意味着活动的自由、个性的张扬。一味地消除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只能压抑人们冒险的行为与动机,从而真正错失良机,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停滞。因此,在机遇和发展问题上,应当敢于直面风险、接纳包容风险、善于利用风险,学会和风险共处,适应与风险共存。这绝非是鼓励冒险,而是要求我们积极应对风险,在风险的恰当治理中推进社会健康发展。
第二,机遇与危机。危机是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具有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影响,因而又是我们力求避免的对象。但是,对于危机也不能简单、消极地对待。正如人们所经常所说的那样,“危”与“机”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即危机中有机遇,机遇中有危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危机的爆发一般是显性的,所产生的影响是能够直接感受到的,而机遇的产生则往往是隐性的,是潜藏于危机之中的,其影响和作用也并不是那么直接的。要使危机化为机遇,必须加以发现、寻找。从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发现机遇,正是这样一种寻找方式。在某种情况下,可能问题本身就是机遇,抓住了问题就等于抓住了机遇。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矛盾、问题日益复杂,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增大,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各种危机问题,善于从问题中来发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遇。如近些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就其本质来说肯定不是好事,但危机所造成的问题也给我们提供了机遇。如危机的出现正好是我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发展方式转换的机遇。将危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进而将危机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这正是我们应对危机的积极态度。
第三,机遇与挑战。谈到机遇,总是离不开挑战,因为它们是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出现的,一极被赋予肯定性的意义,一极则被赋予否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机遇与挑战在理论上是可以划分的,而在实践中则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往往交织在一起,挑战中蕴含着机遇,机遇中也埋伏着一系列挑战,纯而又纯的机遇与挑战是没有的。同一个事件或社会现象的出现,由于考虑的角度不同、针对的对象不同,其本身的性质、特点和影响也不会相同。从某一角度来看是机遇,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则成为挑战。而且,机遇与挑战的地位与作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机遇与挑战的“身份”会发生重大变化:此时此地的机遇会成为彼时彼地的挑战,反之,今天的挑战或许就是明天的机遇。正因为机遇与挑战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把利用机遇与应对挑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创造机遇,又善于转化挑战,力求化挑战为机遇。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冲击和挑战,但也迫使我们扩大内需,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型产业健康发展。只要转得快、转得好,就能在世界上占据发展的先机。所以,充分利用挑战的“倒逼”机制,正是实现转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