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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 冲突与和谐（第1页）

一、全球化：冲突与和谐

在全球化条件下，每个国家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格局的重组、世界体系各种力量的变化、世界交往形式的调整等，都对每个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引发国际国内各种新的矛盾、问题，并表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新特征、新趋势。如何应对这些新特征、新趋势，实现社会健康发展，成为发展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在不断整合世界的同时又持续地分裂世界，全球一体化与全球分裂化相伴而生，并存不悖。现代社会的矛盾关系，已经突破了原有国家的界限，借由国际交往而呈现为全球性的矛盾体系。由此便引发出矛盾性的悖论，即全球化既具有促进世界整合、社会和谐的文明创造机制，同时又包含着推动世界分裂、社会冲突的消极性影响。

在这种悖论中，当代社会冲突尤其引人注目。与以往的社会冲突相比，今天的社会冲突有其显著的全球特征。第一，冲突的根源是全球性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局部战争、冲突以及恐怖主义活动，不仅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深重灾难，也给全球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引发了世界性的不稳定、不安宁。“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世界各种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冷战”时期一些原有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所发展；二是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安全机制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使联合国的权威逐渐下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遭到践踏；三是在和平问题上，存在着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社会矛盾、国际社会的矛盾等，这些矛盾不断复杂化甚至有时会激化；四是在发展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交错在一起，使发展中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新旧矛盾的交织与激化是导致国际冲突、局部战争、社会动**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贫困、饥饿和两极分化问题则是导致国际冲突、局部战争、社会动**更为深刻的原因。

第二，冲突的发生机制是全球性的。当前的国际关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关键时期。各个大国以及国家集团都在全力争取各自的利益，意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战略优势，各种非国家力量也在国际上积极活动，以争取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和应有的生存空间。人们原先熟悉的国际关系模式的构成单位是主权国家，主权是这个模式的核心概念，它明确规定了凡是被承认为主权国家的国家之间一律独立平等，其他国际关系的所有原则都应是建立在这一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国家仍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国家利益至上，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很难得到实现。

第三，冲突后果是全球性的。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冲突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国际冲突的爆发频率和次数不断上升，如战后国际冲突爆发的次数和频率明显高于“冷战”时期，而冲突的规模、烈度和参与冲突主体的规模却在不断下降。另外，参加冲突的行为主体不仅是国家，而且有非国家集团，参与和发动冲突的国际行为主体越来越呈现出“原子化”的趋势。然而，国际冲突的爆发次数和频率不断上升，遭受国际冲突影响的地区和人群也在扩大。两极格局被打破之后，国家之间的相互地位和关系发生了较大改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地区冲突一旦解决不好，就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国际冲突。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冲突同时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随着全球化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扩展，冲突也具有了多种表现形式和层次结构。社会发展中的冲突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意识层面的，另一种是社会生活层面的。社会意识冲突是无形的，而社会生活冲突则是可见的、有形的。冲突的形式有很多，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冲突的影响范围来划分，冲突可分为全球冲突、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从冲突的发生领域来划分，冲突可分为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文化冲突、社会冲突和军事冲突等；从冲突的对抗性质来划分，冲突可分为暴力冲突和非暴力冲突；此外，从冲突的具体种类上划分，有阶级冲突、思想冲突、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种族冲突和国际冲突等。这些冲突形式使国际社会存在着多方面的重大隐忧。例如，在经济方面，对日益稀缺的战略性资源、能源的争夺可能会引发战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战略资源稀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能源争夺和海洋地缘竞争随之突起。全球化加大了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贫富悬殊，正在并将继续引发一国内部动**和国际动**。在文化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不断加深将带来更大的风险。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会利用这些动**借机闹事，更严重、危害更大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时爆发。此外，一些政治极端势力也不断采取恐怖主义行动，造成局部动**。不同的国家、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它们有着不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而有些国家常常视自己的文化为优越文化，视其他文化为低劣文化或危险文化；不同文化在频繁的传播和交流中产生了竞争、对抗，以致文化冲突日益突出。

在各种冲突形式中，最主要的是经济领域中的冲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性两极分化与阶级对抗。当年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就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现代性的兴起，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抗并非仅仅是一般的、偶然的对抗，而是“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是现代关系的本质性、结构性对抗。现代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1]从而也是历史中阶级矛盾的最高发展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劳动人口过剩、两极分化与工人的贫困化，必然会引发社会本身的结构性“断裂”。在现代社会中，不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且人口、劳动力本身的生产都受到资本—市场关系的控制。资本通过控制人口生产的速度来为自己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人口的增长过程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和规定。与统治阶级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过程相伴随的，恰恰是工人的不断贫困化并不断被排斥到社会边缘和底层。这种状况的出现，使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都日益发生结构性的断裂，形成极不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应当看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急剧发展时期，政治、法制制度的不健全也强化了阶级对抗的剧烈程度。今天，当代社会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的勃兴，社会关系和福利政策的部分调整，使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即以“知识阶级”、“白领阶层”为代表的所谓“新中产阶级”或“新中等阶层”。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抗的状况日趋消失，而“中间大、两头小”、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社会”则不断成型。新中产阶级虽然继续从事劳动，但似乎已经不再是受剥削、受压迫的贫困工人，而是拥有公司股份并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主人”。这样的“新中产阶级”是否还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一方面，从劳动的社会性质来看，知识阶级所从事的知识生产等脑力劳动只是雇佣劳动具体形态的变化，实质上仍然是被资本所购买、所剥削的活劳动，仍然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并没有改变雇佣劳动的本质。因此，知识阶级仍属于雇佣劳动者阶级。另一方面，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来看，新中产阶级与传统无产阶级相比确实拥有了一定的股权，但与整个垄断资本的庞大总量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福利国家政策虽然通过再分配将一小部分剩余价值补偿给了新中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但资本又通过股票期货市场的运作将这些补偿中的大部分吸收回去再用于自身的增殖。总之，知识阶级、白领阶层或新中产阶级，从未脱离无产阶级的范畴，他们不过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分得了少量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上层。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跨文明交往普遍化而凸显的另外一种重要的冲突形式是社会意识层面的“文明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多极和多文明的，其文明形态有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其中，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中所占的比重与其他文明相比正在缩小；而非西方国家开始成为历史主角，并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意志和力量重塑世界。各种文明都有自身的利益，每种文明都不甘于被淹没。因此，他认为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文明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即微观形式和宏观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是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则是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国家冲突”。[2]

上述各种冲突形式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它主要源于全球不平衡的发展结构。

当代全球化的深层结构并非世界的同质化与“平坦化”，而是“全球不平衡发展”的断裂结构。当代全球不平衡与历史上出现的不平衡具有本质差别。当代全球不平衡发展已经失去了自我调节机制，表现为不平衡的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和固化。其不平衡的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支配，或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日益明显的全球一体化并未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而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全球分裂”：国际关系不平等和全球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所包含的“同质性”与“差异性”的矛盾本性，通过全球化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实际进程：世界在日趋一体化和同质化的同时，又不断分裂为新的差异和等级。全球性的“中心—边缘”二元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由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全球化”，即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渗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而且，资本推动的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分裂、差异格局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分裂、差异格局。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西方国家向全球扩张的结果。由此可见，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强国对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对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资本主义发达区域对资本主义不发达区域的权力支配关系。这就造成了双重后果：一方面，从空间结构来看，资本全球化不仅在单一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制造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发展结构，并进一步将这些不平等发展结构复制、移植到其他民族国家，从而放大为整个世界的分裂性、差异性格局。另一方面，从时间结构来看，资本全球化在不断突破传统的政治等级、经济秩序和文化樊篱的同时，又不断生产出新的等级秩序和文明差异，其差异结构表现为发展程度的巨大对比和落差，表现为现代与前现代、文明与野蛮、发达与不发达、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之间的断裂，甚至进一步发展为征服与被征服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即新殖民主义统治秩序。

全球发展不平衡结构之所以能够产生出世界范围的社会冲突，是通过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竞争这样的作用机制来实现的。

首先，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产生出了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当今国际社会，还很难建立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所谓“世界政府”。但是，尽管如此，任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各种政治、经济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一定制约的。其制约因素很多，主要是国际行为准则。在全球化条件下，经济活动使世界各国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共同政治活动，又会形成密切的政治关系。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相关的各种行为，使国际社会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形成一定的秩序，以保证其有序发展。这就提出了秩序合理的要求。现实的情况如何呢？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其实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些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这些不合理，就在于跨国垄断资本支配和统治着国际生产和流通。“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实力，推行强权政治，支配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地区冲突，建立军事集团，开展军备竞赛，显示出明显的霸权逻辑。这种逻辑推行的后果，便是全球贫困问题与南北分化问题的形成。虽然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条件下，贫困问题和两极分化现象不仅没有减少，而是日趋严重。全球化给不同国家带来的发展机会与发展结果大相径庭，进一步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加剧了一个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由此影响到各个国家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不合理、市场发育不健全、国民经济对外部依赖程度较深，所以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在对外经济合作和经济运行中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和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在经济上、政治上更要承受更多风险，甚至付出更大代价。由于处于劣势，不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分工和竞争中难免被“边缘化”，甚至有可能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主流之外。

不平衡的全球结构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同时推动了国际竞争不断加剧、日益升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依存度逐渐增强。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仅生产和流通冲破了国家和地域的界限，而且各国之间形成了更大的竞争。首先是物质资源的全球竞争。由于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资源的争夺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分工协作的深入发展，这种竞争更为激烈。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全球竞争。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经济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然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人才在不断地大量流失，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才争夺远比物质资源争夺更为突出、更为复杂。传统的人才竞争手段是移民、留学、建立海外专家联络站、通过技术合作获得人才外援等，现在各国争夺人才的手段日渐多样化，不仅依靠薪酬待遇吸引人才，而且还创造适合人才长远发展的基础和环境、优化相关政策机制留住人才。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使得社会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因而形成更为复杂的竞争格局。

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持续加剧的国际竞争，自然会滋生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全面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各种冲突说到底是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尤为突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财富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断加剧。由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经济上占据优势，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发展举步维艰。力量上的对比悬殊，又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分化，这就必然导致贫富、强弱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斗争更为激烈，甚至引发国际冲突。如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现有的国际矛盾不但无法得到解决，而新的矛盾也会产生，这就非常有可能导致新的国际冲突。因此，美国的霸权模式遭到广泛质疑，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和反对；与此同时，国际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多极化与单极化的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全球冲突的可能性威胁着社会发展，这就迫切要求调整全球发展结构、重构世界秩序，以化解冲突，实现和谐。世界和谐日益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冷战”结束后，两极世界格局被打破，许多国家的地位发生改变，导致国家和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然而20世纪中期建立的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世界局势的变化，是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的。于是，建立更为合理、更为公正的新世界秩序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全球有识之士都普遍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强烈呼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争端、化解冲突，努力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全球和谐共生。

世界和谐符合全世界人民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诉求，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对于历史的悲剧，人们不会忘记。在20世纪初期，有30多个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2000多万人死亡，2000多万人伤残。在20世纪中期，有60多个国家的20多亿人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中国和苏联就死亡6000多万人。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使各国发展举步维艰。饱受战争之苦的各国人民，殷切期盼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构建和谐世界是顺利推进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冷战”结束后，局部战争依然不断，许多国家的发展深受其害。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了“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这些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使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破解发展难题，都需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中国，很早就有“和合”的思想，它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存在，如阴阳、天人等，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之间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环境和基础。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面对各种文化差异，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精神显得格外重要。因此，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世界和谐不仅仅是一种追求的“理想”，更是一种深刻的全球发展趋势。世界普遍联系的不断加强，客观上要求世界和平与世界和谐。

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资本支配的现代生产具有克服一切生产力发展限制的趋势，这就必然会冲决一切障碍，走向世界，从而构成全球化发展的内在根源与基本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形成了日益广泛深入的劳动分工、国际交换和利益依赖，这一切变化又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时空存在方式和时空体验方式。其次，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相应的现代性，并将现代性带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现代性”。现代性的全球拓展表现为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联系普遍加强，而这种强化的联系正是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最后，世界市场的形成构成了全球化的现实基础。资本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不会满足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有限市场，而是力求突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恰恰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运作机制。世界市场的建立，既加强了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同时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总之，上述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客观上使得各个国家、民族利益交织、休戚与共，从而为构建和谐世界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进而言之，世界的和谐化是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全球化的发展，使所有国家形成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就要求所有成员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减少冲突、加强合作。世界的和谐必然带来的是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共赢。

总的说来，世界和谐是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决定了世界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这就构成了和谐世界的基本内涵；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反映了各国人民希望通过合作共赢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愿望，这就要求各国共建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