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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第1页）

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和谐不是闭关锁国的孤立状态，而是在全面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和谐。因而和谐必然包含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即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在全球化境遇中讨论中国社会发展的和谐问题，不能不涉及“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

实现社会的和谐化与世界的和谐化，这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作为发展目标，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与全球化发展趋势。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这双重意义的“和谐”作为重要的目标，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社会发展与全球发展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对内构建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相互依赖。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下，建设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世界二者之间没有主辅之别，而是共同构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根本目标所必需的途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具有浓厚“和谐”文化土壤的礼仪之邦，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2005年，中国领导人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相互依存的关系，坚决摒弃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政治，倡导通过合作对话的方式化解国际矛盾，努力增强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和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全面阐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科学内涵，即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一个民主、公正的世界，一个互利、合作的世界，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8]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对待和谐世界的鲜明立场。

在全球化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世界”是相互促进的。社会的和谐化与世界的和谐化都是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各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国家的兴旺发达，越来越需要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世界的繁荣发展，越来越需要和谐共存的国际环境。国内社会和谐是世界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量，世界和谐是国内社会和谐的重要外部条件。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具备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有利条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化和区域化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

对于“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具体理解和把握：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求我们用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必然会对世界形势及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落后，世界无法达到普遍繁荣；中国充满矛盾冲突，世界难以实现和谐。因此，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迈向“和谐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必将为丰富多样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增添新的内容，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建设“和谐世界”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基本保障。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要求我们必须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中获取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为发展创造机遇。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不仅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只有面向世界，发展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才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才能实现国家繁荣发展。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不仅有益于自身，而且有益于世界。因此，在国内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将中国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必然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协调，使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从而达到互利共赢。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内政与外交的有机统一。“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是中国治国理政理念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国内政策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在国内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自然地延伸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建设，这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繁荣发展。一个“和”字，贯通天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内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准备了前提条件，也为“和谐世界”的实现提供了实践经验。构建和谐社会将对构建和谐世界做出重大贡献。反过来，和谐世界的构建也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因此，“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想体现了中国内外政策的高度统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中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要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既然要构建和谐世界，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和谐世界”呢？所谓“和谐世界”，简要说来，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所形成的普遍和谐状态。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它是对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内在矛盾与客观趋势的积极回应。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诸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与危机在不断扩大，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依然活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均面临威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障碍和威胁。和谐世界理念就是要积极回应这些现实问题，引导全球化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和谐世界的最终归宿，就是要实现人类普遍和谐。通过和谐世界的建设，力求为人类整体提供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和谐世界”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非常丰富。要推动和谐世界建设，需要各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

在政治上，“和谐世界”要求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民主法制世界。每个国家、民族都应该和平共处，而不是以武力相威胁。在国际事务中，各国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尊重和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发展多边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存在，是目前世界发展的客观现实。正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原则，符合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世界发展的基本潮流。对于各个国家来说，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最了解，任何干预自主选择的行为都是荒唐而非正义的。

在经济上，“和谐世界”要求各国合作共赢、共同繁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依相存，和则两生，分则两伤。中国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中国、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益于世界发展和世界人民。提倡互利合作，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这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福音。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这为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广阔空间，应当使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实现各国利益共享、互利共赢。这就需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包括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加强全球能源对话与合作；积极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维护经济安全；尤其需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要立足于自身的发展，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应通过自身努力和相互合作增强竞争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加强联合国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参与到国际机制的制定中，促使国际经济体制和规则更加公平合理，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文化上，“和谐世界”要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主张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相互学习。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民族，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宗教信仰等，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使得人类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全球化条件下，每个国家、民族都应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包容差异，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建设和谐世界，就是要倡导开放、包容的精神，促进各种文明和谐进步。应该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尊重文明差异，促进文化发展的民主化，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还要求树立新的全球安全观，建立和平、稳定的世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共同安全，必须对安全有一个新的理解和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流传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这就要求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另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这也要求有新的安全观，坚决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强行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现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反恐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在军事力量方面，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积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9]

综上所述，建设和谐世界，就是要在承认世界复杂多样的前提下，尊重差异、求同存异，互利合作、互相包容、文明对话、共同繁荣。为此，必须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必须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的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各个国家、民族应本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精神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追求最大限度上的世界和平、稳定和安全，追求人类的福祉。

对于中国来说，要参与和谐世界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首先要实现自身的“和平崛起”。在全球化时代，不平衡的发展结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着和谐世界的建设。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和谐世界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它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意义太大了，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太强了。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不等于中国要称霸，而是要在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力求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各国一道共同建构和谐世界。

要充分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建设的关系，对当代流行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以及“中国威胁论”这几种思潮加以分析考察，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与负面效应具有借鉴意义，但却忽视了全球化对于中国崛起的机遇与积极影响，从而无助于全面理解建设和谐世界的现实途径。依附理论主要以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用“中心—边陲”的框架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和低度发展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控制非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始终处于依附地位，因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和欠发展的状况。按照依附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只有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摆脱依附的地位。这一理论确实抓住了一些问题的要害，所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效应，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然而，依附理论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完全斩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完全脱钩，则是不可取的。今天，全球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国家要想发展，都不可能置身其外。既想现代化，又想拒斥全球化，这是一个“悖论”，在现实中无法推行。依附理论仅仅强调外因的作用，使后发国家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时有意无意地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这就非常有可能使其走向闭关锁国，最终会延误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在合理应对全球化风险的同时，应当积极抓住机遇，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和平崛起，推动和谐世界建设。

“世界体系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的密切关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却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从而不可能全面理解建设和谐世界的具体道路。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是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由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系统地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国家，总是在其发展中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的，因而总是会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但在16世纪以前，只是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而从16世纪以来，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该理论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呈现“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特征，世界体系的演变具有周期性，阶级利益需要在世界体系的层次上去理解，世界体系的前景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一样，把外部动力和条件上升到理解现代化的关键地位，认为西方国家处于“中心”地位，非西方国家处于“边缘”地位，“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是建立世界体系的基础，这种不平等关系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又是当代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因此，后发国家要加快发展需要采取“反体系运动”，改变不合理的世界体系。这种理论吸收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观点，并把依附论和现代化理论融合起来，试图从世界体系、全球化的新视角探讨发达与不发达的原因及其关系。虽然世界体系论承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被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所取代，但它仅仅强调国际流通体系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国家内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因而没有对未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物质基础、现实内容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说明，因而无法解释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如何结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地选择发展道路、发展方式，最后也无法正确理解中国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建设的深层关系。

“文明冲突论”对于理解全球多元文化的差异、竞争与冲突具有一定警示性和预告性，但却无视世界各大文明对话共存、共同繁荣的可能性，从而会忽视中华民族复兴对建设和谐世界的积极作用。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把“冷战”以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和重构说成是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冲突和博弈的结果。亨廷顿指出，文化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理念，不同文化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存在冲突的可能。应当看到，“文明冲突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明冲突会影响世界和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既彼此交流、交融，又会相互间发生碰撞以至产生冲突，由此引发世界性的动**。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同样会遇到文化领域的矛盾冲突，特别是遭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中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又合理吸收其他文明成果，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管怎么看，冲突甚至暴力绝不是解决文化关系问题的方法，更不是最佳方法，文化矛盾只能通过对话交流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文明各有所长，相互学习和借鉴才是消除隔阂、提升自己的最好方法。如果仅仅从文明冲突论来看待中国崛起问题，必然会只看到中西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的一面，忽视中西文化间共存、融合的一面，从而忽视中华文化对于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文明和文化向来是在相互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完全“土生土长”的文明和文化是很少的，或者是没有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是要像某些国家那样，使自己的文化获得什么“霸权”，而是要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化实力，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既是与其他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平等对话、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对于和谐世界建设发挥重大积极作用的过程。

“中国威胁论”与上述思潮不同，完全歪曲中国和平崛起的实际情况，无视中国崛起对建设和谐世界的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致被称为“中国奇迹”。面对这样的成就和奇迹，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这些人都是用“西方中心论”的惯性思维方法来认识中国，认为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逐步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最后发展的结果就是会走向世界霸权或世界强权。他们完全是用西方资本主义霸权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来理解中国，认为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引发战争并通过战争来实现世界霸权，因而中国崛起也会走这样的老路，中国的崛起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这种论调完全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误读或攻击，其错误在于仍是拘泥于“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野，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向、内在逻辑、独特道路和文明特色，从而割裂了中国崛起与和谐世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否定了中国崛起对建设和谐世界的积极作用。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风马牛不相及。

对当代流行思潮的考察表明，它们都没有深刻理解中国“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构建的有机联系。事实上，二者在本质上就是统一的。中国“和平崛起”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构建“和谐世界”则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充分保障。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8页、228～23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5～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64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7]《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6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8]2005年4月，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时第一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2005年9月，胡锦涛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时，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论。

[9]参见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993～9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GB640936409444487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