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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往扩展与文明发展（第1页）

一、交往扩展与文明发展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发展与社会交往的发展密切相关。文明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纯粹自然演进的，而是受各种社会因素制约的，其中交往状况对其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远古时代，人类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孤立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相继诞生于亚、非、欧各洲。在这些不同的地区，人们过着相互隔绝的生活。不同的群体不仅没有广泛的联系，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虽然这时开始出现了原始文明，包括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形成和原始工具的创造等，但限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和活动范围的狭小，文明的程度是非常低下的，以致这一时期被史界称为蒙昧和野蛮时代。在经历了漫长的蒙昧和野蛮时代之后，人类开始从孤立状态中走出来，步入了“多中心”时期。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世界相继形成了几个最早的文明中心。如中国的黄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就是这些文明中心的发源地。由于文明本身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因而它会对周围的地区产生较大影响，以致形成联系紧密的文明区域。在多中心发展时期以及随后的“轴心时期”，虽然伴随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以及宗教、文化的交流，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强，但其交往的程度毕竟是有限的。此时的“共同体”尽管摆脱了血缘共同体，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地域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主要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靠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来维系，因而处于各自孤立、隔绝的状态，彼此间很少来往。即便偶尔出现一些商业往来、文化往来，但因其缺乏稳定的基础，常常会被一些偶然的因素所中断。因此，此时的文明发展基本上是区域性的，受其交往的限制，发展的水平自然是有限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交往的发展对于文明的保护和传承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诚如马克思所说：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个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1]

真正普遍而又稳定的交往，是从近代以来开始形成的。地理大发现打通了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交通要道，促进了航海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伴随资本力量的壮大，出现的是西欧一些主要国家的海上商业扩张和早期殖民掠夺，使得不少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历史由此成为“世界历史”。可以说，全球化的帷幕就是从近代以来拉开的。同以往的社会相比，全球化使得各种社会现象都呈现出“现代”的色彩，像现代国家、现代资本、现代世界市场、现代社会组织、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式、现代价值观念等就是明显的体现，并代表着新的文明的出现。全球化打破了各种民族的、地域的限制，使得文明不仅在范围上得到大大扩展，而且在发展的速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而使社会发展真正进入一个文明时代。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资本与技术的快速流动，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使得交往的程度大大提高，世界联系更为紧密，文明的总体水平显著提升。文明的成果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就其质量，都是以往社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文明的世界性影响急剧扩大，“全球文明”成为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现象。

总的说来，文明发展程度和全球化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文明的发展固然依赖经济、政治的发展，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文明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难以持续发展。但是，文明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规律，即跨文化交流对文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文明从远古时期各文化发源地狭小、封闭和分散的状态，到古代几大文明中心的形成，再到中世纪较大规模的几大文明圈的发展，直到近代以来各大文明连为一体，就是通过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日益增强的交流和交往而实现的。在文明发展的不同时期，交流的方式和手段是不一样的。人类社会最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进行的，如战争、征服等对文明的冲击和发展的影响；而后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来推进的，如经济往来、商业贸易所带来的文明传播和扩散；接下来主要是通过文化手段来推行的，如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全球化既是一个交流和交往不断扩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各种文明的共通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明共享的过程。

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导致文明的快速发展，原因就在于使文明的发展机制实现了重大变革，其发展机制主要是通过下述方式来实现的：

一是挑战应战的方式。按照汤因比的观点，世界不同文明有其兴衰的过程，文明的发展是在挑战和应战中实现的。各种文明的兴起是对挑战的回应，在其发展过程中，富于创造性的民族敢于面对挑战，创造和确立新的文明形态，由此推动文明的发展。虽然汤因比最终没有摆脱历史循环论，但他所指出的这种文明发展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是值得重视的。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挑战应战的情形还是偶然的，那么，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情形则日趋明显并更具普遍性。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旦产生某种文明冲突，便会形成挑战应战的态势，促使受挑战方做出相应的回应，进而改变和调整原有的文明格局，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如在19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先后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多次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这样的挑战和刺激，促使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注意学习和引入西方的文明成果，实现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同样，也正是19世纪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导致“戊戌维新”的出现，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改良变法。没有这样的外来挑战、刺激，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不会出现那样的起伏与变动。当然，同样是面对挑战，各个国家做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发展的差异。不管怎样，挑战应战构成了全球文明发展的一大动力。

二是学习交流的方式。如果说挑战应战是一种“被动式”的话，那么学习交流则是一种“主动式”。全球化为不同文化间的学习和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每个国家、民族可以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获取新的元素、新的动力，从而使自己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充满生机。早在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就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2]正是在这种学习、交流过程中，不同的文化才能够从中不断吸取营养，获得新的活力。对于这一点，一些学者也从人类学的角度加以过论证。如斯塔夫阿诺斯就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文化进步的程度取决于一个社会集团所能获得的向其邻居们的经验学习的机会的多寡。……文化最低级的部落，总的来说，正是那些长期与外界隔绝的部落，由于与世隔绝，它们便不能从其邻居们的文化成就中获益”[3]。事实正是这样，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一种文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状况以及对先进文化的学习、吸收状况。西方文明之所以后来居上，与其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和开放的社会性质直接相关。

三是碰撞融合的方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多种形式的文化同时汇聚于一个国家、民族中，由其相互碰撞、影响，最后融合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发展模式。如拉美文化就是如此。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西欧一些国家借助殖民扩张，最早将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输到美洲。殖民者破坏了印第安文明的正常发展，将其强行纳入一种新的文明框架。于是，拉美文化便形成了这样三种主要成分，即从16世纪初开始移植过来的欧洲基督教文化、残存的美洲土著文化和伴随奴隶制而来的非洲黑人文化。这些不同文化汇聚在一起，经过碰撞和较量之后，逐渐趋于妥协、调和与适应，最后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即所谓的“杂交型文化”。“在过去的好几个世纪中，这些文化之间从第一次接触起便建立了一种对话，实际上正如现在所说的是一种‘两个世界的遭遇’。这种对话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心平气和或彼此容忍的，但仍不失为一种对话，导致了一个文化适应过程，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拉丁美洲文化。”[4]由于拉美文化是一个异质而又统一的复合体，因而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