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二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第1页）

二、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

研究文明，自然涉及文化。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不同的学科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二者没有多少区别，基本上是被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而在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则有明显差别，并在理解上歧义较大。一般说来，文化与自然相对应，而文明则与野蛮相对应。既然与野蛮相对应，那么，文明就有了“进步”的内涵，或者说，文明就意味着进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社会进步史。尽管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曲折和复杂的，但总的趋势是趋向进步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类的文明具有累积的特点。每一代人都在继承前代人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因而后代人所创造的文明往往高于前代人的水平。在人类历史中，文明就是借助人们的不断创造而向前推进的，进而形成不同以往的新的文明形态。承认人类文明的累积性特点，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肯定文明与社会发展在总的方向上是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状况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就是从进步的观点来看待文明及其发展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就体现着文明与愚昧落后的区别，或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区别。如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与亚细亚社会尤其是印度社会的比较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文中，马克思一方面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英国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另一方面又通过印度社会的分析深刻阐明了关于文明的立场。在马克思看来，印度社会尽管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但它毫无现代文明可言，因为它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从远古时候起就建立起的印度村社制度，既是一个没有任何分化的“独立的组织”，又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结构，同时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机体，因而总体上具有“半野蛮半文明”的性质。“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5]这种停滞不前、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往往会产生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因此，马克思指出：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6]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根本不可能谈及文明，因为它与进步无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谈论文明、进步时，又总是和人的生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是马克思审视文明、进步的一大特点。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进步是一致的。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分析，绝不意味着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对印度社会予以贬低和丑化，而是旨在用唯物史观对印度社会做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以提示其发展的途径与出路。

文明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进步并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文明就是在矛盾、冲突中行进的。对于文明进步的矛盾及其后果，近代以来的许多西方思想家如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作过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过许多有益的见解。马克思则运用历史辩证法，对文明进步的内在矛盾作了更为深刻的揭露。马克思认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7]对于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给予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极大地推进了文明的发展，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8]。“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9]这三个“有利于”，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文明价值。与此相应，资本的文明还具体表现在对“自然局限性”的克服和对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表现在许多“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包括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趋势、促使分工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不断扩大交往范围的趋势、促使人的自我更新发展的趋势、推动文明传播的趋势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社会进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然而，资本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又使文明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就是在血与火、刀与剑中发展起来的，文明繁荣辉煌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扭曲，资本升值的背后是人的贬值。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人的严重异化，致使人的发展日益片面化、畸形化。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0]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现代文明内在矛盾的生动概括和写照。

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文明的矛盾与对抗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与以往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其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撇开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不谈，单就文化或文明本身而言，其发展直接凸显的矛盾与问题也是引人注目的。

首先是文明的冲突。在全球化时代，文明和文化既是统一的力量，又是分裂的力量。不同的文明在其相互碰撞过程中，既会形成交流、交融，又会形成交锋乃至冲突。“当人生活在一个不容许对既定的态度和信仰提出质疑的封闭世界里，没有人会感觉他是依据一套‘价值’而行动。他不过是做他该做的事而已。今日的情势正好相反。当代的人们遭遇‘他者’从根本上的挑战。他们知道，有时候经验到，世上有种种不同的规范与价值引导人们的行为和态度，随着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而不同。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发现‘他者’的存在使得他们认为价值完全是相对的。”[11]这样的冲突不仅影响到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以至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对此，不少西方学者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像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是“文明冲突论”的最早提出者和阐发者，他将文化看作“冷战”后各个国家、民族冲突的主要根源，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并认为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文明发出挑战。另一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也认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领导地位。不管这些看法的用意如何，所指出的文明冲突这一事实确实是值得我们警觉和重视的。一方面，对于文明冲突应当予以合理的看待。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产生一定的差异和冲突是自然的。在文化发展上，不要过分讳言冲突、竞争。在文化领域，没有差异，没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与竞争，也就没有了生机活力，当然也就没有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就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离开了儒、释、道的相互碰撞与冲突，其发展的状况就会变得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对于文明冲突的现状又不能掉以轻心。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强行地向发展中国家推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受到动摇，没有硝烟的战争悄然进行。面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考虑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有效地应对文化的挑战。

二是文化的认同。社会力量的凝聚、社会向心力的增强，有赖于民众的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又主要来自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一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共鸣，因而能够唤醒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在传统社会，文化认同并不成为问题，因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人们世世代代接受的是特定的文化观念，根本没有认同不认同的问题。而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一问题则日益暴露出来了，以致出现了“我是谁”的疑问。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全球性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价值观念的传播，使得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从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难以辨认各自的身份。文化认同危机的后果绝不亚于经济危机，其影响是深远的，不光是关涉文明的发展与建设，更重要的是关涉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假如一个民族在文化、精神上陷入危机，那么，这个民族迟早是会衰落下去的。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来形容那些文化上无所依归的民族的精神状态，这种状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确实是存在的。严酷的事实，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文化上确立明确的“自我意识”。有了自我意识，才会有文化的自我认同。要确立“自我意识”，重要的是增强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理性地、冷静地看待自己的文化在全球格局中的处境与地位，辨清其利弊得失，以明确其发展的方向与出路。增强文化自觉，对于有效地回应全球化、加强文明建设是极为重要的。

三是文化的重构。在传统社会，人们面对的文化主要是本民族的文化，因而文化发展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情况则出现了重大变化，各种文化汹涌而至，不仅民族文化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外来文化又带来强烈冲击，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大大改变了文化格局。要在这样的局势下进行文明建设，显然不可能简单延续传统文明的老路，而是需要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以适应其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无疑是文明发展遇到的新矛盾和新课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化建设究竟以何种文化为主导？以什么样的模式来进行？早在20世纪初，我国文化界就曾经发生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不同观点的交锋和争论，这样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该文化矛盾的具体反映。文化发展上的这种矛盾同时也是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矛盾的进一步暴露。虽然在任何时候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矛盾都存在，但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一矛盾得到了明显的放大：过分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有可能使本民族文化游离于世界文化之外，使其发展堕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过分强调文化的世界性，又可能丧失自己的民族特色，乃至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因此，如何恰当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事关文化发展的成败。在这方面，既不能走封闭式发展的老路，也不能走西化的邪路，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文化发展的新路。这就要求进行文化的重构或重建。所谓重构或重建，就是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调适与转换。调适与转换后的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和修复，也不是外来文化的简单照搬，而是立足本国国情，充分吸收各种文化的精华，凝聚和再造成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

上述这些矛盾都是全球化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矛盾，其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是顺利推进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