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章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代价（第1页）

第二章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代价

一、18世纪欧洲文明的崛起

欧洲文明无疑是伟大的文明，但只是诸多伟大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和决定论的文明观（历史观）在思想界、学术界处于主导地位。根据欧洲中心论和决定论的文明观，欧洲文明是唯一标准的文明，而其他文明都是多少有些走样的文明。源自古希腊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源自古希腊而如今在欧美盛行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源自古罗马的法律才是最好的法律，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才是真正的高级宗教，而源自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的艺术和科学才是最正宗的艺术和科学，如此等等。如今，这种文明观正受到全面质疑，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都已不再坚持这种观点。文明多元论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根据文明多元论，人类文明是多种多样的，文明的演化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文明转变（如欧洲由中世纪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历史学家也好，人类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都不可能建构出一个逻辑一致的历史理论，去统一地说明所有文明的演化路径。那种把欧洲文明史套用于一切其他文明的做法是武断的，以欧洲文明为唯一标准去评价其他文明之优劣的做法也是武断的。摈弃了欧洲中心论和决定论的文明观，我们就可顺理成章地说，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是诸多伟大文明中的一种伟大文明，而不是唯一标准的文明。

欧洲古代文明有三个组成元素：（1）古希腊和罗马文化；（2）基督教——犹太教（犹太民族之宗教）的一个奇特分支；（3）对罗马帝国进行侵略的日耳曼蛮族的战士文化[1]。它不像中华文明那样以一个族群（华夏族）为主且以一种语言为主存续了几千年，而是几经易手的一个混合体，直至今天，欧美人仍讲各种不同的语言，虽然英语是最通用的语言。从公元200年到1800年，欧洲90%左右的人口都在农村，这与中国没有什么区别。直至1800年，欧洲最发达的地区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更高[2]。

如今的全球化工业文明是源于欧洲且为欧美所主导的文明。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赫斯特（JohnHirst）说：

欧洲文明是独特的，因为它一直是唯一能让世界其他地区马首是瞻的文明。它之所以能做得到这点，是靠着不断的征服和定居、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思想观念，以及拥有其他人向往的东西。今天，全球所有国家普遍运用的科学发现和科技都起源于它，而科学本身就是欧洲的发明之一。[3]

赫斯特的观点显然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欧美之外的世界唯欧美马首是瞻只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根本不认为欧洲人有什么了不起。甚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初期，中国清朝的道光皇帝还把当时欧洲最强的英国侵略者只看作“区区小丑”[4]。事实上，18世纪欧洲的启蒙学者中有不少人向往、景仰中国文明。

欧洲经过14世纪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而成为最发达的地区。18世纪以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殖民主义时期，欧美列强凭其坚船利炮而掠夺全球，从而日益富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越来越重视张扬其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价值的“软实力”，至20世纪末而借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大势而推进全球资本主义。自18世纪产业革命之后，欧美示范的文明就是现代工业文明。从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方面看，工业文明大量利用矿物资源，如煤、石油、天然气、铀、钚等，它所动用的钢铁等金属也远比古代文明多。它在工具制造方面，呈现出从机械化到自动化进而延伸到智能化的趋势，故能日益提高人类的工作效率。也正因为它空前地提高了人类的工作效率，故能让大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从社会制度方面看，工业文明体现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这种制度张扬平等，但由于凸显效率和个人权利故特别维护私人财产权，从而维护财富占有的不平等。这种制度激励人们合法的贪婪：只要你能合法地发财，就放手发财，个人财富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能荣耀上帝（新教伦理），越能实现自我价值，也越能为社会做贡献。从观念上看，工业文明彰显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现代理性主义往往表述为科学主义，甚至表述为科技万能论。科学主义者宣称，只有科学才提供真正的知识，宗教、文学、艺术充其量只能为人们提供某种心理安慰。科学是不断进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知识将日益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科技万能论者则宣称，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任何难题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科技创新而得到解决，所以，科技创新是最重要的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物质主义者则宣称，只有物质是真实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创造物质财富，拥有物质财富，享受物质财富，消费物质财富，社会改善归根结底依赖于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

显然，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导向是压倒性的外向超越。它对每个个人来说，你若想过更好的生活，就该尽力从事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营销创新，以便赚更多的钱，从而可以买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车、更新款的手机，等等。它向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呼吁，要想改善人们的生活或提高公共福利，就该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工商业，建更多的电厂，找更多的能源，修更多的高速公路和铁路，造更多、更精良的机器，使机器由机械化发展到自动化乃至智能化，甚至使整个人类的生活环境皆智能化。它也呼吁改革政治和经济制度，协调人际关系。但它基本不激励内向超越。

欧洲迅速崛起的奥秘在于它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而释放了人的发财致富的贪欲，并以贪欲不断激发人们进行科技创新。现代工业文明与一切前现代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视人的贪欲为进步和发展的动力，而后者视人的贪欲为破坏性的洪水猛兽。例如，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了遏制贪欲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早期欧洲的基督教也不例外，在耶稣看来，财富是灵魂救赎的累赘，他曾告诉自己的门徒：“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在欧洲中世纪，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皇帝共同代表着政权，基督教是欧洲人绝对主导的信仰。《旧约》和《新约》上都多处出现对贪婪的谴责：“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可见，基督教视贪婪为罪恶。也正因为如此，欧洲中世纪经济增长极其缓慢。

基督教对人的贪欲的遏制是通过对上帝的绝对信仰而实现的。上帝说贪婪是一种罪恶，你若虔诚地信仰上帝，就应该遏制你内心的贪婪，反之，如果你不能遏制你内心的贪婪，则意味着你对上帝的背离。一个人背离了上帝就不能进入天堂，就要下地狱。在中世纪，强大的教会维持着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信仰遏制着人们的贪欲。如果说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无法完全遏止的欲望，众人的欲望如滔滔洪水，那么基督教信仰就是约束这种欲望“洪水”的“堤坝”。在欧洲中世纪，人的这种欲望“洪水”一直被约束在“堤坝”之内，它即便会激发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不至于泛滥而冲击生态系统。

到了14世纪，终于有一批文化精英和思想精英不甘于匍匐在上帝面前。他们借恢复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名义，而发出了人的解放的呼喊：“人，只要拥有足够的胆量，是可以战胜命运的。”“人不是生来虚度光阴的，而是应当积极地创造丰功伟业。”矛头已暗中指向掌控一切的上帝，且明确否定了修士们“无所事事的生活”[5]，而长期以来修士们是普通人的精神榜样。相对于中世纪传统，文艺复兴是欧洲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经过这次解放，被压抑的欧洲人的欲望之流已在基督教的“堤坝”上冲开了缝隙，从而为以后的“决堤”准备了条件。

然而，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欧洲的教会仍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伽利略因宣传“日心说”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并被迫放弃“日心说”一事足以证明这一点。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欧洲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宗教改革的要点在于：（1）强调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虔诚信仰而直接获救，无须服从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权威，甚至无须加入教会；（2）新教的工作伦理——世俗的功业非但不是灵魂救赎的累赘，反而是灵魂救赎的条件，创造财富就是荣耀上帝。第二点既是对早期基督教信条的否定，又是对文艺复兴精神的积极回应。宗教改革运动是对基督教围堵人欲的“堤坝”的又一次冲击。

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根本动摇了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这次运动发表了“现代民主的奠基文献”——《人权宣言》。这个宣言宣称：“人类与生俱来地拥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并且始终如此。这些人权包括自由、财产、安全、反抗压迫的权利。”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著的《国富论》揭示了一个促进社会物质繁荣的“秘密”：不要对普通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只要把自私的行为约束在适当的范围内，则人的自私非但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私恶即公利。”每个人都尽力追求私利，但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大家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无形指引，自然会为社会繁荣做出贡献。简言之，不要过分抑制人们的贪欲。这一观念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就使贪欲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20世纪80年代，亚当·斯密的传人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多蒂说：“‘贪婪’一词如此声名狼藉可谓不幸。但是，若没有贪欲，我们又怎么可能拥有室内的水管装置、带钟的收录机，甚至南加州的淡水呢？”[6]今天，亚当·斯密的传人会说，若没有贪欲，我们怎么可能拥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互联网、不断升级的iPad和手机呢？

经过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欧洲人的贪欲已冲决了基督教的围堵“堤坝”。亚当·斯密的观点至少得到了部分验证：让人们释放贪欲可带来社会的物质繁荣。经过18世纪的发展，到了19世纪，欧洲文明在富强程度上超过了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