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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华文化经典与中华文化精神（第1页）

03中华文化经典与中华文化精神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几千年没有中断过。先人给后代子孙留下了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文化经典是世界少有的文化瑰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经典是民族文化发展成熟程度的标志性界碑。研究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当然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但又不能仅停留于典籍的研究，必须同时着重历史和现实中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活生生的民族精神，这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其中包括为中华民族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实践精神。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单纯停留在文本范围，跳不出旧时注经的樊篱。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0]还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1]从经典文献、中国人民及其杰出代表人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更具有说服力。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本精神之文字符号载体的典籍，不是可以任意解读的单纯文本，而是实实在在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实践融为一体的精神承载。

一、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

在世界文化史上，像中华民族这样拥有如此多的经典文献而且重视整理、传授，是罕见的。中国不仅有经典，而且有堪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各种类书，广收文献、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可供研究和吸收的经典，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规模宏大的文献宝藏。经典的产生和传承、文献的大规模整理，这对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持续不断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是一个整体，但整体中的部分可以各有特点。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经典文献中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九流十家，各有其说；儒墨道法，各有所本。但它们不仅相异，还有相同之处。因为它们是在大体相同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中产生的，从而可以“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经典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精粹。

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不能简单归为儒家精神。毫无疑问，儒家学说是对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影响最大、最为久远的学说，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包括各家的优秀思想。近代德国学者施伟策肯定各家的贡献，他在讲到中国文化的生命观和世界观时说：“世界与生命之肯定问题，无论在其本身还是在它与伦理学的关系方面，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未能像在中国思想中那样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样子。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列子等，都是这样的思想家。在他们那里，西方思想须努力解决的世界观，却被一种非常奇怪而又深深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2]

中华民族经典中包含的智慧是丰富多样的，很难通过几个格言式的论断概括无遗。随着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的研究，它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不同人是在不同条件下阅读经典、研究经典的，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中国注经著作之多也是世界罕见的。但无论如何解读，其中不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得到共识和具有导向性的思想应该摆在首位。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胞物与的和谐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兼爱非攻的和平精神，便国不法古、与时俱化的求实和变革精神，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与庄子的安时处顺、淡薄名利的思想，孙子兵法中的战略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与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可以相互补充，成为一个面对各种处境优裕从容的完整的精神世界。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具有特色的整体结构的支柱，是中华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因此，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就要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基本精神。否则，任何对中国的理解都只能是表面的、肤浅的、瞎子摸象式的各执一词。

中国的文化精髓不是外在的器物，而是内在的、需要研究才能不断理解的民族精神。有些西方哲学家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一点。例如，法国诗人瓦莱里在给中国作家盛成《我的母亲》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如果我们仍然无视一个外民族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而仅仅欣赏他们创作的花瓶、瓷器、牙雕、青铜器和玉器，那是无法真正评价和发掘一个外民族的聪明才智的。因为远比这些只供摆饰、消遣的珍贵纪念品的艺术宝贵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13]所谓民族生命力的内在核心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特有的工艺品、器物和一切可以称为中国的东西，都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世界任何国家可以用现代工艺仿效中国的各种器物，但无法仿效其中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因为器物在国外只是一技一艺、一物一器，而在中国它是整体文化结构的一部分。一张檀木太师椅可以仿造或出口，但它在以往中国厅堂中形成的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是无法移植的。它的文化味道是中国的，而且只能是中国的。

德国著名文化理论家施宾格勒在讲到中国园林时，也是强调文化内在精神对外在实物表现的影响。他说：“中国的园林避免那种朝气蓬勃的景色。它布置得景色重叠，不将目标指明，却引起信步漫游。具有通过重门、丛林、台阶、桥梁和庭院的通路的中国早期的‘教堂’——辟雍，从来不曾有过埃及式的冷漠行进式或哥特式的排闼直入。”[14]“庭院深深深几许”“曲径通幽”，就是中国民族不喜张扬、含蓄、深遂的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当然，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菁华、毫无杂质，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不少领域有过令世界羡慕的创造，但也沉积下不少文化杂质。如果只看到精华而无视杂质当然是片面的，可如果不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即它的主导方面，着眼于维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而是过分强调它的杂质，更失之于片面。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毛泽东当年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所以当下，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一些经典。特别是从事人文学科学习、研究和教学的人更应该如此。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阅读经典体会和学习我们先哲们的智慧，这比起只满足于流行的快餐文化或者用不着费心费力的文化消闲，要有益得多、深沉得多。

我们不应该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中以读经为第一要务，因为现在不是封建科举时代。我们必须懂得什么叫“复古”，什么叫“继承传统”。

崇拜过去，蔑视现实，言必夏商周，唯经典是从，谓之“复古”；立足现实，把古代优秀的东西用来推进现实，创造未来，谓之“继承传统”。毛泽东说过：“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需要保存。”[16]文化不是停滞不动的，中国文化应该发展。继承、创造、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规律。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之文化发展的中断，都是因为与此规律相背。在中国当代，有选择、有目的地引导人们阅读一些古典名著，而且提高阅读水平、加深理解，重视掌握其中蕴藏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肯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有利于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文素质的提高。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是正确对待中华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二、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国人民

世界上不存所谓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无庸讳言，中华民族文化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有着重大影响。中国文化优越论是坐井观天之论，但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大酱缸，中国人的一切不文明行为都是源自中国文化，也是妄自菲薄。中国文化中当然有年积日久的消极的东西，特别是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衰败、接踵而来又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但从整体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比较优秀的文化，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家的统一，对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族文化绝不是只以文字为载体存放在图书馆里的文献，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之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儿女共同创造的，而中华文化又以其文化乳汁孕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说，中国人身上都烙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民族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认同。民族和个人类似：每个人有个性，相互区别；每个民族亦有民族性格，相互区别。民族文化的长久积淀必然成为塑造民族性格的文化环境，民族性格就是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被内化的民族文化。文化是发展的，所谓民族性格也不是不变的。

例如，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过去和现在》中说：“和谐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词：一个人与他周围的人、与自然和谐，那么这样的人是有教养的人，这是智慧的哲学，富于和平和自我控制。”[17]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是她在中国生活多年从中国人民身上得到的亲身体会。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确是主张和平的。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和谐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弱和保守，并以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以自保的防守政策、汉唐的和亲政策以及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厌战情绪为例。这是不理解中华民族内各民族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各民族间虽然有过矛盾和战争，但最终都是化干戈为玉帛。在中华各民族之间，中华文化主张以“和为贵”化解民族间的积怨和矛盾。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民族的形成和民族间的和睦相处。中华民族能融合成包括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就与这种政策有关。在历史上，虽然民族间存在矛盾和战争，但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是不主张民族战争的，是“敷文化以柔远”，以文化力量促进民族的融合。

中华民族在内部各民族间主张民族和谐，对外同样如此。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没有向外侵略和扩张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与外界的交往都是文化的或商业的交往。陆地或海上的丝绸之路，是寻求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友谊之路。即使在中国仍然保持强国地位的明朝早期，永乐三年三保太监郑和率领当时最先进的船队240多艘，数万之众，前后七次，远航东亚和东非多国。远航是否具有国内皇权争夺的政治目的史无定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外没有掠夺、没有战争，而是友好交往。它不是西方资本主义那种以殖民和掠夺为目的的海盗式的远征，而是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精神。

当然，和谐绝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对外来的侵略逆来顺受。中华文化不会培养“狼”，但也不会培养“羊”。中华民族文化主张和谐，同时又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倡导爱国主义，纪念和传颂战死疆场、以马革裹尸的血性男儿。中华民族是既主张和谐又具有反抗侵略精神的民族。当年日本占领东北，进行压制与奴化教育和宣传，但中华民族文化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爱国主义传统，使得日本军国主义终究不可能长久占领东北。东北被占领是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可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也曾断言：不管满洲现在的政治状况如何，它将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人面临困难，满洲就能归回中国。为什么？罗素除了说中国力量源于她的4亿人口之外，特别强调：“来自他们民族习惯的坚韧性，以及他们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18]凝聚力是一种内聚力。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