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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华文化经典与中华文化精神（第2页）

近代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牺牲奋斗的历史。毛泽东在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19]中国人民以宁死不屈、同仇敌忾、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彻底革命精神，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不久又进行了抗美援朝的战争。这些都是表现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发扬中华民族的正气的结果。和谐精神与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不是绝对对立的。和谐是我们的目的，但追求和谐与发扬自强不息、敢于斗争的精神是相互依存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中，中国倡导建立和谐世界、和谐亚洲，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当代国际问题上贯彻“和为贵”的精神。当然，中华民族不会同意以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代价的所谓“和谐”。主张“和为贵”的孔子说过：“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这种所谓“礼”就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学者们不断在探讨，为什么在众多古老文明中唯独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没有中断，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存在过分裂但终究走向了统一？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幅员广大的疆域，处于内陆、东有大海西有高山北有沙漠作为屏障，这些或许是后来中国版图内众多民族通过交往融合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都不是独立的单元，而是相互作用的。历史证明，任何强大的帝国如果单纯以军事手段维系而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虽能崛起辉煌于一时，终会成为过眼烟云的历史陈迹；同样，任何古老的文明如果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国家结构和相对稳定的疆域，国家分裂和民族间的争斗不断，那么随着民族矛盾尖锐而导致统一国家的解体和分裂，文化发展的延续性也会中断。没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和谐，就不会有文化传统的延续。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发达的农业经济。在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发达的农业经济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拥有黄河、长江这样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在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发展出比较成熟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中华民族产生了特有的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符合的发达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又成为支撑它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平、包容，重国家、重集体，重亲情、重友情，这些是长期劳动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长期哺育的结果。

中华民族文化哺育中华儿女上述优秀民族性格的途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虽然有发达的文化经典，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而且多数是文盲的国家，经典文化如何发挥它的作用？中国文化有精英文化也有世俗文化，这两者不可分。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士大夫，是通过经典文化来培养的。这包括学校、书院、私塾等途径，特别是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制后来僵化为以四书五经为敲门砖，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绳索，但它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起过重大作用。另一种方式是世俗化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没有条件接受学校教育。他们不是通过阅读经典，而是通过劳动和实际生活，通过民风、民俗、传统节日、地方戏以及人际交往中的道德规范、具有文化承载的谚语和格言，来接受中华民族文化的。这些都是与人民的实际生活融为一体、最为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经典文化中的基本精神通过多种方式，借助世俗文化发挥它的作用。即使没有读过经典的中国人，包括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在这种文化环境下都会受其濡染和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在不同程度上由民族文化精神培育，具有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中国人。

中国文化中那些有利于维持旧的封建统治、维护官贵民贱、宣传因果报应和鼓吹旧的伦理道德的思想，同样也会通过世俗化途径而成为束缚和驯化人民思想的枷锁。我们应该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全是优秀文化，各家学说中包括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中，都有不少杂质和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然而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却永远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思想财富。

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得到贯彻和实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在君重民轻的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往往流于空话；“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在君臣之间、在所谓君子之间并非都是现实的人治的关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们的价值。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思维方式，而且具有理想性、价值性和导向性。中华民族历代的先进思想家和杰出人物对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等精神的正面认同、追求和实践，不断鼓舞和激励中华民族在任何挫折和磨难下依然奋勇前行，这种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得到继承和充分发扬。

三、历史杰出人物与中华文化精神的人格化

一个没有英雄的历史是寂寞的无声息的历史，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孱弱的民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在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制度下的文化的凝结，而文化精华与广大人民又哺育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杰出人物。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物，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人格化，也是中国人民的杰出子孙。他们既是文化和人民的产儿，又是具有文化传承和民族激励力量的样板。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20]这两段话最生动地表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的人格和气节为时人和后人传诵和景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最为中华文化所称道的理想人格、气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以强烈的感情讴歌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风骨的各类历史人物，文天祥自己就是其中最杰出之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中华民族文化倡导的人格和气节的诗化。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值得称道的杰出人物。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谭嗣同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树立了以壮烈之死为改革鸣锣开道的英雄形象。至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无数在战场上、在刑场上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视死如归的英雄，都既是共产主义精神、又是中华民族传统基本精神的当代体现。又如钱学森先生，不仅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有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21]可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高度认同的一种方式。

鲁迅针对1931年“918”事件后一些人对自己国家失去信心，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的颓败情绪，发表过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2]鲁迅还针对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革命者的白色恐怖悲愤地说：“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总在一面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23]瞿秋白、方志敏，以及被国民党暗中处死于龙华监狱的五位左翼作家，在鲁迅眼里就是中国的这种脊梁。事实证明，扼杀作为民族基本精神代表的杰出人物的往往是专制统治者，特别是拼命维系腐败政权的统治者。从这一角度说，真正能体现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不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统治者，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为民族兴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杰出历史人物。

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轴和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需要批判，人民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落后的东西需要不断改进。我们不能赞美三寸金莲，不能赞美纳妾以及一切与近代文明相悖的东西。但我们也应该相信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国人，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民族性。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会改变，文化会发展。在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华民族文化中消极的或由于政治原因被扭曲、被滥用以维护旧的统治愚弄人民的东西，那些压抑和钳制人民的精神和个性的东西，会逐步被清洗和淘汰。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中国人的某些缺点会发生变化。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阿Q是旧式农民的形象，而不是中国农民永恒的形象。为人所诟病的中国人中的一些不文明现象、一些缺点都是时代造成的，而非中华民族的民族劣根性。没有天性丑陋的中国人，只有丑陋社会和腐败政府酿造出的某些中国人的不文明的丑陋行为。任何对国民性和所谓民族劣根性的抨击，最终若不指向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只停留在文化层面，则是难中腠理的。毛泽东曾经预言：“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2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摆脱旧制度的桎梏，以新社会主人的身份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人中落后的不文明的东西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同时不断得到改造。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文化自觉和民族自豪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原来被讥讽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被组织起来了、被团结起来了。这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变化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反映；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文化复兴。当然，把中国13亿人都变成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文明行为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历史发展是包含矛盾的。在社会发展中，一个民族的传统既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垫脚石，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社会发展往往会成为破坏传统和重建传统的双重过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传统的最大冲击来自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这是一次人类观念历史的大变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在传统与现代关系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做过非常生动的描述。不同于卡莱尔或西斯蒙第等人，他们由于这种变化而企图扭转历史前进的方向，对田园诗般的往昔怀着无比惋惜的伤感情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向前看：他们肯定这种变化的积极意义，赞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同时又指出资本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变为**裸的利害关系，把人类感情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这种人际关系和价值观是一种异化，但它是历史的过渡，必将为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观念所取代。倍倍尔曾说：“目睹资本主义条件下种种丑恶现象，目睹宗教唯灵论和金钱拜物教对群众的腐蚀，我们痛心疾首。我们多么渴望有朝一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逐步地、全面地、系统地实现我们的思想道德信念和核心价值！”[25]

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由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乡土中国正在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中国，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以血缘和人情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交换纽带的金钱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方面的变化是急剧的。中国的农民已经不是小农经济下的农民，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农耕方式下的农民，进入大城市被推进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农民已是与他们父辈具有不同观念的农民。他们逐渐失去由农业生产方式所赋予的乡土本色。各个阶层的人的思想观念都会在社会经济变动中发生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主要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思想观念的解放，但也潜藏着价值观念混乱和道德滑坡的危机以及某些社会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翻版或缩影。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确出现了某些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类似的现象。但历史中任何类似的现象，在完全不同的条件、时代或制度下，却可以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我国精神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是一种代价，但不是无足轻重的代价。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建设。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教化力量，但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现实出发，对转变中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巨大意义正在于此。

我们不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十全十美，是包医百病、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而是必须将之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道。例如，企图以中国文化来解决西方的制度性危机，这是一种文化迷信。用儒学来分析21世纪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用儒家道德来劝说和规范金融机构高管们的行为，我以为很难奏效。这不能怪孔子，也不能怪儒家学说，因为从一个公元前几百年的思想家的道德理想中寻找解决21世纪西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药方是无能为力的。这不是孔子的错误，而是我们当代人的错误要回答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问题，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化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探讨，而道德并非分析的科学理论框架。道德批判并非科学批判，而只是对行为的评价。儒家道德劝说甚至对金融机构高管们进行道德的谴责和鞭挞，并不能杜绝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即使一批人暂时缩手，另一批人也会卷土重来，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物。

任何思想学说都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基本导向的先进文化建设，我们就可以从中华民族文化这座宝库中吸取丰富的资源。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实践之经验的积淀，其中包含的处理人类实践中一些基本关系的基本精神，具有某种超越性。以往存在于文化经典中的智慧，作为思想家的伟大理想，可以变为实践，发挥它教化育人的作用。

文化非常重要。毛泽东说过：“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来”。[26]毛泽东并不否定封建社会文化中的合理的东西。他以孔子的父慈子孝观为例说：“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胡涂，儿子怎么能孝呢？这是孔子的辩证法。”[27]但文化并不是社会最终的决定因素。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世代延续的价值。可是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是不能单独发挥作用的。没有硬实力的软实力是软弱的，没有很强的硬实力和具有渗透力的软实力相结合的所谓巧实力，其实并不“巧”，而是“拙”，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百多年的民族屈辱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孔子只能是孔庙中的圣人，当时的经典只能是藏书楼里的典籍。当年黑格尔十分轻视孔子的思想，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28]而当今世界对孔子则是一片赞扬，与黑格尔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变化是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

我们热爱自己的文化，尊重我们祖先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划等号。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不能划等号。我们应当深入经典，走出经典，面对现代，放眼世界；要由我们的时代和实践来决定继承什么遗产和拒绝什么遗产，以及如何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而不应把当代作为传统的注脚。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应该着重它的基本精神，通过过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之当代化、科学化，而且要在实践中贯彻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可以培育出既具有传统美德又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人，孕育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新的杰出人物——社会主义时代“双百”式的英雄人物。如果离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把继承传统文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对立起来，传统文化中积重难返的消极的东西就会沉渣泛起，而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只能是供学者们抚掌赞叹和引用的经典文献中充满智慧的格言，这当然有悖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之基本精神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