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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间居住(第2页)

船形屋属于原始的干栏式住宅,因门开左右、形如船篷而得名。船形屋最初分上下两层。居者沿竹梯而上,上层住人,下层用于饲养家畜。随着汉族迁徙海南和生产力的提高,黎族的船形屋开始有高架与低架(落地式)之分,拱形的人字屋顶上盖以厚厚的芭草或葵叶,几乎一直延伸到地面上,从远处看,犹如一艘倒扣的船。其圆拱造型利于抵抗台风的侵袭,架空的结构有防湿、防瘴、防雨的作用,茅草屋面也有较好的防潮、隔热功能。而且能就地取材,拆建也很方便。鉴于这些优点,船形屋得以世代流传。

(十)碉楼

碉楼是羌族建筑中颇有特色的一种,羌语称碉楼为“邛笼”。羌碉被法国建筑学家称为“世界建筑明珠”、“东方金字塔”。

早在两千年前,《后汉书·西南夷传》就有羌族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的记载。过去羌族人民建造碉楼是为了防御,后来它逐渐成为羌族居住的普遍形式。碉楼有四角、六角、八角等几种形式,一般为两层至三层,上层堆放粮食,中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也有高达十三四层的碉楼。房顶平台的最下面是木板或石板,伸出墙外成屋檐。木板或石板上密覆树丫或竹枝,再压盖黄土和鸡粪夯实,厚约0。35米,有洞槽引水,不漏雨雪,冬暖夏凉。房顶平台是脱粒、晒粮、做针线活及孩童老者游戏休歇的场地。有些楼间修有过街楼(骑楼),以便往来。羌族信奉多神,尤崇尚白色,并视白石为神,普遍将其供于房背、门窗横档,成为羌族聚落中的一大人文景观,极具民族特色,羌碉因此也称“玉堡碉”。

二、风格南北有别

因气候、地理环境、生态状况及建筑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传统民居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各地民居风格迥然有别,因此成为各地民间文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长江流域的民居秀丽灵巧。如江浙小镇、徽州民居,多傍水而建,多种形式的水街构成村镇街网的主干。江苏古镇甪直、上海青浦古镇金泽、徽州古村西递,水网与街网大致并列,亲水性使人们自然而然将房屋沿河溪而建。在西递等徽州民居,还常在水流和房屋之间搭建为一处室外起居地,为了遮阳挡风避雨,人们常把这一段空间加上顶篷,作为居民共同聚会活动的场所。江浙小镇往往在沿河门面相对的小巷街道上加一段顶篷。江南民居组群比较密集,大住宅、会馆、店铺、寺庙、祠堂等四处可见;小型建筑(一般住宅、店铺)自由灵活,庭院比较狭窄。屋顶坡度陡峻,翼角高翘,装修精致富丽,雕刻彩绘。同为南方,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利用山坡建房,为下层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平面和外形相当自由,很少成组群出现。梁柱等结构构件外露,只用板壁或编席作为维护屏障。屋面曲线柔和,延展修长,出檐深远,上铺木瓦或草秸,少有装饰,自由灵活是其风格。

北方的城镇一般没有水街,民居往往依地势而建,凸显开朗大度的风格。组群方整规则,庭院较大,但尺度合宜;建筑造型起伏不大,屋身低平,屋顶曲线平缓;多用砖瓦,木结构用料较大,装修比较简单。院落的封闭性很强,华北大多是封闭式的个体四合院并由此构成间隔的小胡同。西北地区房屋呈现质朴敦厚风范。屋身低矮,屋顶坡度低缓,还有相当多的建筑使用平顶。很少使用砖瓦,多用土坯或夯土墙,木装修更简单。这个地区还常有窑洞建筑,除靠崖凿窑外,还有地坑窑、平地窑。

内部结构上,北方睡觉用炕,南方支架用床。外表装饰上,南方多黑瓦粉墙,砖、石、木上多雕刻。北方外墙一般多是青灰色,少雕饰。即使同为长江流域,地区不一,建筑风格也会有差异。如沪、浙沿海民居,因崇龙惧龙民俗意识的渗透,屋脊大多中间凹、两头翘,呈飞龙之势,借龙势龙威,防水淹、台风卷;南通沿江顺海处,房屋如庙状;经常会“坍沙”(塌方)的崇明岛乡间,民居常常是独家独势,茅屋前是场院,周有杨树形成栏围,后是池塘、竹林,一派怡然自得的农家小乐园。

汉族以住平房最为普遍,有平顶与人字斜顶之分。房有五间者,一明两暗,中间为堂屋,东西屋设火炕,皆在南窗下。北方喜住有正房、厢房的四合院,一般有院墙、角门等。南方的民宅与之不同,多为院落式建筑。

传统民居的南北差异十分明显。北方室内以锅灶、火炕为主体,朝向一般主房皆坐北朝南。南方水多,房基多立于水中,墙下可通船,运送粮柴、垃圾等极为方便。北方平原则重视打地基,挖槽夯实,再砌砖石,屋架以坚木为之。有五檩、七檩、九檩之分,最少的也有三檩。然后加椽,前后出槽翘脊的,讲究五梁八柱。

传统民居的屋顶,常用油毡、石棉瓦、水泥瓦等较轻的材料。山墙有封山者,有不封山者,有斜脊、重槽、金顶等式。砌砖有立砌、平砌、顶横交错砌、一顺跑砌;有缝子墙,有磨砖对缝的无缝墙,也有四角边用砖中间用土坯、碎石的“四角硬”建筑。墙面处理,北方以砖纹为美,南方多涂抹灰泥,北京尚黑墙,涂黑灰,庄严肃穆;南方有的地区,如广东等地尚白墙,涂白灰,洁净大方。店铺作坊,多为邻街敞门式。南方一般灶头在后间后院;北方则进门先见灶头,然后才进入住室。南方睡床,双人床男女对向睡。北方睡炕,均并头睡,且头一律向炕檐,不能头朝里。从以上简略的对比可以看出,传统民居的南北差异是比较突出的。

三、建房俗信

民间不仅注重房屋的居住功用,而且将住房与“家”的兴衰命运紧密相连。每一个家族、家庭都希望自己能够发展壮大,光宗耀祖。为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便在住宅的建造上大做文章,设法选择有风水龙脉、神灵保佑的区域建房,一些建房的地点、方位及房屋陈设,由于不符合“风水”、“相宅”观念就被列为禁忌。而要把住房构建为一个与其他的空间(诸如生产空间、娱乐空间等)不一样的吉祥、神圣之所,首先应让居住者在精神上感到居宅是安全的,排除了邪魔鬼魅侵入之可能。

建房讲究风水朝向、重视奠基仪式、举行上梁典礼等,这些都是传统的俗信。江南人在建房前一般请阴阳先生用八卦盘选择宅地,定出朝向。据说,宅地左有水称为玄武,这是最贵之地。民间认为,宅地东有流水达江海者主吉,东有大路者主贫,北有大路者主凶,南有大路者主富。这些说法的原因大概是,东为陶朱之地,有流水达江海,进入买卖兴隆之地,则财源茂盛达三江,东有大路为涉财,北为寇方,有大路则凶多吉少;南为阳,有大路则富贵。住宅基地如东高西低则生气降下,东低西高则不富则豪,前高后低主寡妇孤儿,后高前低主多牛马。住宅的朝向一般以坐北朝南为佳,阳光充足。大门定向以东为佳,所谓“紫气东来”。所以大门多在左首,称为青龙。如果大门定在右首,则称为白虎,这是不吉利的。宅地选定后,房主以三牲和香火祭拜。住宅开工前多书写红条幅压在宅地上,条幅的内容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人们认为如此则在建房时不会出事故。[23]另外,建房禁忌“门对门”、“门对弄”和“屋脊对门”等,凡有此者则俗称“相冲”,即有相克之意,往往在门框上挂米筛、镜子、八卦图或书写“泰山石敢当”、“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等字样以辟邪。遇到邻家屋正对本家,在屋内放“瓦砾将军”(一般是姜太公钓鱼泥瓦像)或种些葱(因“葱”与“冲”谐音)。[24]门向宜忌更多的是涉及门外的环境。民国二十一年(1932)《平坎县志》“屋式”题下关于所谓“屋之宜忌”有如下内容涉及当地置门规范:“朝门与大门宜各稍偏左、右,忌正对”、“口外壁侧面尤忌开门(俗呼‘白虎张口’)”、“朝门、大门左、右、前三方,忌接近邻舍高出之屋顶”、“屋外街路或田塍宜横过,或曲过,忌直形、交叉形、正对朝门、大门(直路俗呼‘箭射’,交叉路俗呼‘人字杀’)”、“宜朴素,忌彩画、雕刻过盛(俗呼‘庙宇派’)”。

许多地方房间的窗户忌讳做得比门更宽大。俗话说:“眼不能比嘴大。”否则,日后不顺当。现在许多新建的房舍,为了采光好,也有窗宽大于门的。过去民间建房舍,讲究对称一致,忌讳窗户一大一小。俗称“大眼瞪小眼”。主家庭不和睦。农村建房又忌后墙留窗,俗称房屋不能长“后眼”。—般人以后眼为骂人的话,即指肛门。房子留后窗,就像人们露出屁股一样,俗称“钻过头不顾腚”,意即此家妇女****不守本分。

福建人建房求实避虚,忌宅大门小或门大宅小,忌在屋场空间上场院大于室屋,忌院墙残缺,忌井灶不全。并以宅小人多和六畜多、宅门大小适中、院墙完整、井灶齐全、宅中水流向东南为理想住宅。贵州平坝人建房有宜有忌,十分讲究。如落脚柱数宜单忌双,正房间数亦然(宜三间、五间、七间,忌双数,尤忌两间式,但厢房、对厅可以不忌)。地基宜步步高,忌步步低(俗称“牛吃水”)。正房宜高于左右厢,忌平齐(俗称“客欺主”)。两厢宜在正房前,忌在正房后(俗称“鬼推车”。如两厢后有正房则不忌)。天井宜正方形,俗称“一颗印”,或宜横长形,俗称“马槽形”,取万马归槽之意。忌直长形,俗称“棺材形”。朝门与大门宜各稍偏左、右,忌正对。屋外壁侧面忌开门,俗称“白虎开口”,等等。[25]

建房乃为人生喜事之一。南方有“上梁”之俗,届时亲友们往往要挑一担礼物前往祝贺。礼物以糕粽团为主,这里取上梁时高中团圆之意。礼物中还有茶食、水果、鸡鸭等物。建房者的亲友宁可典衣质物,也要挑着礼物前往祝贺。江浙人在上房梁时有抛梁的习俗,抛梁即泥木匠从房梁上向四面抛投糕粽团,使下面的观众争相抢拾。所以上房梁时不仅贺者盈门,而且观者成群,糕粽团满天纷飞,势若雹雨,热闹异常。泥木匠在房梁上疯狂地挥舞双臂边抛边喊:“抛梁抛仔高,子子孙孙中阁老”,成群的观众在“糕林粽雨”中奋勇争先,虽被糕粽团击中面部也毫无退让之意。

浙江宁波上梁的时间一般定在“月圆”、“涨潮”的时辰为吉利,取其合家团圆、钱财如潮水涨进之意。梁的两头缠红布,欲称“缠梁红”。小型银钉、银梯置正栋上,宁波话中“银”与“人”谐音,取其人丁兴旺、节节高升之意。上梁前,木匠要唱“上梁歌”,俗称“浇梁”。主人家用红纸包钱送给工匠,工匠手拿酒壶,一边洒酒浇梁,一边唱:

浇梁烧到青龙头,下代子孙会翻头;

浇梁烧到青龙中,下代子孙做总统;

浇梁烧到青龙脚,下代子孙会发迹;

团团浇转一盆花,宁波要算第一家。

然后抛上梁馒头。上梁时主人家要办上梁酒款待木匠、石匠、帮工及亲戚朋友。工匠以石匠为大,坐上横头。主人身穿整洁衣服,给作头师傅斟酒。

阿昌族造房,不但要择求一个吉祥的空间,还要在堂屋两侧的四根檐柱上分别贴上“道好”、“道有”、“道富”、“道贵”的小条幅,而且必须斜贴或倒贴。相传古时有个木匠带了几个徒弟给一户人家盖新房,主人杀了一头猪款待木匠和亲友。好心的主人把猪心、猪肝和腰花等藏在一边,用油炸了,想等房子造好,木匠师徒上路时带在路上吃。木匠师傅不知实情,以为主人家小气。就在竖房那天,特意将四根檐柱倒过来安着,想让主人家倒霉。临走时,主人给了他们两包食品。木匠走到路上打开一看,一包是白米饭,还有一包是煎好的猪心、猪肝和猪腰花。木匠这才知道错怪了主人,深感内疚,马上找出四张纸,分别写上“道好”、“道有”、“道富”、“道贵”,叫徒弟返回去贴在檐柱上,以解主人家的不祥。徒弟不识字,把条幅不是贴倒就是贴斜了。后来,主人家果然无灾无难,一家平安。于是就衍成一种禁规,造房一定要如此,否则就不吉利。

其实,这个故事反映了木匠魇胜的一种普遍现象。魇胜又称“魇镇”,是古代巫蛊迷信与工匠生产相联系而产生的迷信做法。放置祟物于新屋墙内是屋主最大的忌讳。如果工匠对雇主不满,又难以发泄,受巫蛊迷信心理的驱使,于是就做一番手脚,埋下所谓的“祟物”来报复。

四、传统民居的精神诉求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方形或长方形的建筑便已出现。在《诗经》等古代文献中,有“如翚斯飞”、“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从“翼翼”、“斯飞”来看,这些建筑大概已有舒展如翼、四宇飞扬的艺术效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建筑几乎均为土木结构,而在其后的发展中,这种土木结构的建筑体制以及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各种平面和外观,一脉相承,形成中国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这一情势,与起源于埃及和巴比伦,又在希腊、罗马得到充分发展的花岗岩、大理石体的建筑传统,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便不是以单一的独立的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在严格对称原则下,各个建筑之间有机相连,构成多样变化又保持均衡统一的平面整体。在群体建筑的相互联系和配合中,又展示出空间序列的内在深化,通过复杂的柱、梁、檩、椽等建筑工艺,实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意境,形成一种具有深度空间的庭院或庭院式建筑形式。

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构造的艺术风格同西方建筑不同。西洋式古典建筑以体势雄豪宏壮争胜。通过巨大的岩石堆垒与雕刻,以单体建筑自身的巨大穹顶、高廊伟柱,形成一种立体布局的壮伟厦堡式建筑。中西建筑在空间序列的展开上呈现的不同风格,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建筑在空间序列上,以平面展开、相互关联、内在深化为特征,故而具有“庭院深深”的意境。与中华民族注重“关联与和谐”的意识以及内倾的性格相吻合。西方建筑在空间序列上的高向伸展与扩张,则反映了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发展的传统与外向的民族性格。

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不仅是因为木材是中国常见的材料,质地坚韧,触感良好,容易施工,而且还在于木结构造型轻盈,屋宇更有飞扬意味,配合厚重的山墙或外墙,兼具端庄活泼,符合中华民族中庸个性的审美心理。木结构建筑体制的传统也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特质,排斥了对彼岸世界的追求,而着重引导人们注重现实世界的亲亲之爱。中国人诚然也有“长生不老”的欲望,但在文化主脉中,却很少有依赖物质以达到永恒的意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中国人也不希望建筑能永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一个以人为中心,一个以神为中心,也就是“人本”和“神本”、“物本”的文化概念。神和物都是永恒的,人却是暂时的,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自然产生不同的选择态度和方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坚持木结构建筑原则与此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文化里蕴含着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万物变动不居。中国民居建筑也蕴含着一种生命常变的观念。中国人认为人难免一死,死后会有下一代继承,下一代死后会有再下一代继承,自己有限的生命必须靠儿孙延续,因此没有儿孙会被视为最大的不孝。这是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之处,中国人是要儿孙来纪念自己,而不是以房子来纪念自己;而西方人则常用建筑来纪念自己,因此外国人盖个房子,用石头刻字嵌在上面是很普遍的。在大学里想要募捐一座建筑非常容易,但要募捐其他的资金则不太简单,因为每座建筑都有捐赠者的姓名,靠大学的持续,这姓名亦能保存久远。而中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传统民居木结构房子无法持久,人们知道再华丽的建筑,也终会腐朽,因此与时间竞争是无济于事的。任何建筑物过了一定时间就会腐朽,腐朽后需要更新。“百年大计”是后来西方传入的观念,在传统的中国是没有的。建筑与人生一样,不必过分努力期望它能永恒持续下去,生命是不会永恒的,建筑只代表一代的生命,随着代际更迭而消失,是很自然的。正如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所说:“盖中国自始自终未有如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竞永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如被服与马车,时得而更换之……”房子就和衣服一样,穿破就应该扔掉,房屋并非了不起的要垂之久远的艺术。这种不断变化的观念,就是不断求新。常保求新的观念是中国人在骨子里所赞同的,新的比较好,是因为新的会变旧,旧的会变老,老的会走向死亡,所以新了还要再新。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人的命运也是这样,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人觉得事情是一直变动的,且继续在变化之中。对“新”的美好的企盼和希望是一般老百姓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西方人希望建筑是一种永恒的纪念,这在早期《圣经》中就有记载,以石头建造庙宇或神殿反映了永恒的观念,而后期所有的欧洲教堂建筑,也都体现了永恒的观念,即常用石头或砖为建筑材料。这一点与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喜欢用木头且一向以木头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农村,哪一家房子用的木头多,说明这家有钱,有社会地位。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认为木头是比较容易腐坏的材料,石头是更结实的材料,用石头建造房子不容易垮。中国人认为,房子旧了就应该建新房子。有钱的人应该住新房,穿新衣服。新的才是喜庆的、充满希望的。这和西方人的观念完全不同,譬如在英国,如果哪一家拥有一座古堡,亦即13世纪骑士时代的建筑,会令人肃然起敬。所以,有钱的欧洲人都会以拥有一座建筑而自豪。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住老房子的被视为是没出息的,有出息的就该拆掉老房子,盖栋又新又大的房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士大夫阶层把玩古玩之外,并没有保存旧东西的习惯。农村的庙宇,哪一座是新盖的,哪家香火就旺盛。

中国民居之所以是一个建筑群,与传统的家产继承习惯法相适应。欧洲的城堡建筑,与其社会制度中的长子承袭有关。不论儿子多寡,一律由长子继承城堡,城堡上所刻的姓氏爵位,由一人承继而传袭下去。这种继承法保证了西方人建筑单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可是中国人家产的继承传统并非如此,多以众子平分为原则,或有偏爱亦以幼子为多。因此,房屋需有很多房间组成,长辈过世后,儿孙都有房子住。以防长辈不在时,儿孙为生存空间而互相争斗。

另外,中国建筑与中国特有的一种人文精神有关。中国不是一个宗教民族,即便有宗教也是一种世俗的宗教,祭拜只是为了满足现世生活的某种需求,并非严格意义的宗教。也许有人会说,目前我国乡村庙宇众多,能说我们没有宗教吗?可这些庙宇和原始时代的大树或石头是一样的,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床有床神,厕所也有神,这些神都只是提供人们精神寄托而已,不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只是一种实际生活的延长。妇女想生儿,她就去拜拜,拜后就希望兑现,如果她刚好生了个儿子,就拼命地向菩萨身上贴金;如果生了个女儿,大概就不去拜了,等到下次想起来,再去拜另一个神。所以中国人精神寄托的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信仰。对建筑空间来说,由于中国人对人性的重视,故而在建筑的秩序结构中反映出人文社会的精神。民间庙宇建筑与住宅风格是一样的,只是一座华丽的住宅而已,神祇的排列组合,成为家族人伦等级的复制,庙宇中并没有令人敬畏的气氛,而是亲切的、有求必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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