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总序02（第2页）

以上情况说明，公元前3世纪至前l世纪是罗马学习借鉴希腊教育的重要时期。古罗马人不仅在本地由希腊人主办的文法与修辞学校中学习希腊文化，有的人还去雅典学习高深的学问。正如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前106—前43）所说的：“希腊文化‘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70]罗马在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曾受到一些罗马人的抵制。他们认为，罗马的传统美德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希腊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引入，严重地损害了罗马人的生活与道德规范，破坏了罗马的文化和传统。“在公元前161年，元老院甚至通过了不允许希腊哲学家在罗马居留的法令，宣称禁止希腊化教育。但由于当时向希腊文化教育学习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保守派的反对和元老院的禁令并未能扭转希腊文化教育对罗马的影响。为了巩固罗马传统，罗马的统治者遂规定在其统辖的范围内，仍以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先后推动建立拉丁文法学校和雄辩术学校，以便在引进和吸收希腊文化教育中有用的东西的同时，又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71]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及其与罗马文化教育传统的冲突，引发了人们对罗马教育问题的思考，导致罗马教育思想的产生。随着罗马教育实践的发展，罗马教育思想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罗马教育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除西塞罗外，还有昆体良（MarcusFabiusQuntilianus，约35—96）、塞涅卡（LuaeusSeneca，约前4—后65）和普鲁塔克（Plutachos，约46—119），其中，西塞罗与昆体良的影响更为显著。

西塞罗生活在罗马共和晚期。这时候，罗马教育的培养目标已从培养农夫—军人转向培养雄辩家—政治活动家。他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雄辩家，著有《论雄辩家》一书，其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这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西塞罗在书中论述了一个雄辩家必需的学问和品格。他强调指出，雄辩家的本质特点是善于雄辩。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就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修辞学修养、优雅的举止风度。西塞罗对待希腊的文化教育采取折中调和的态度。“他说：‘我们要向罗马学习道德，向希腊学习文化’。他基本上接受希腊化，但要求保存罗马的道德传统。”[72]因此，他认为在雄辩家—政治活动家的培养中，罗马文化教育传统和希腊文化教育的作用是并行不悖的。

昆体良是古罗马帝国前期最有成就的教育家。公元70年，他遵命主持一所国立拉丁文修辞学校，历时20年之久。他所写的《雄辩术原理》一书，既是自己长期教育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古希腊罗马教育经验的概括与综合。在教育与天赋的关系上，他高度评价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雄辩家的教育上，他更强调德行的培养；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比较上，他主张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在教学理论上，他阐述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在教师问题上，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古罗马其他教育家相比，昆体良的教育思想无疑更加全面、更加丰富。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拉丁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优美散文及其教育思想和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对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塞涅卡是古罗马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悲剧作家。他的教育思想集中在德育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Erasums）曾将塞涅卡伦理学著作中的一些道德箴言编辑成册，于1614年出了第一个英文版。

普鲁塔克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传记作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他曾在罗马讲授哲学，并在家乡开办了一所学校，担任多门学科的讲授，但以哲学和伦理学为主。此外，他曾担任过许多要职。普鲁塔克是古罗马多产作家之一，但流传下来的只有由后人编成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另一部是《道德论丛》。《道德论丛》一书涉及教育、哲学、伦理、宗教、政治、科学、文艺等广泛内容，并含有论儿童教育的专论。《希腊罗马名人传》也是一部融历史、文学、教育和人生哲理为一体的巨著。

本书第二卷集中地研究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的教育思想。古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是国内外研究较多、研究成果也比较多的课题。本书的特点是将古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放到人类教育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中进行研究，探讨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机制。在研究古希腊教育思想时，既看到它与古代东方文明与教育思想的联系，又说明了古希腊文明与教育思想的特点，对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在人类教育思想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及其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论述与评价。在研究古罗马教育思想时，既说明了古罗马对希腊文化教育（包括教育思想）的继承，也说明了古罗马教育家的独特创造。古罗马教育家西塞罗，特别是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以及近代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早期的教育思想

395年，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后者以罗马为首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西欧古代社会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端。经过6个世纪的演变，西欧社会终于建成了成熟的封建制度。

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会成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势力，成为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教育和教育思想也受基督教教会控制，渗透着基督教神学精神。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73]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下层派别兴起的。相传基督教的创始人是拿撒勒人耶稣（JesusChrist）。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是学者们长期争论不息的问题。不管是否真有耶稣其人，四福音书中所记述的耶稣，以其行事、人品和他所宣讲的教义，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达两千余年。

据传，耶稣大约生于公元前7年至前4年之间，30岁时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真切感到自己是“上帝的爱子”，到世界来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他宣传上帝是众人之父，他理想中的上帝之国不局限于犹太民族，而及于全人类，主张信徒之间彼此相爱，一切人都是兄弟。在耶稣看来，“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要爱“主你的神”，二要“爱人如己”。[74]他的说教给苦难中的下层民众以精神的慰藉和虚幻的希望，因此，基督教在穷苦大众中迅速流传。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扩大，一些富人、社会中上层人员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基督教，使基督教徒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

随着入教者社会成分的改变，有些教会逐渐拥有较多的财富。120—220年，教会活动家中出现了一些护教士，他们已不是对迫害提出抗议和谴责，而是向罗马皇帝和知识界申诉，说明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制度习俗的合理和无害，力图消除反教者的误解，博取宽容和同情。君士坦丁大帝（ustheGreat）终于认识到基督教是一种可以用来巩固帝国统治的力量。313年颁发的《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基督教终于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392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I，379—395年在位）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培养信徒的初级教义学校和为年轻的基督教学者提供研讨宗教理论基地的高级教义学校产生了。作为欧洲典型的教会教育机构的修道院（也称隐修院），也于4世纪早期在埃及，由安东尼（Antony）和帕科米乌（Paius）等人首先创办。早期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兼哲学家克雷芒（tofAlexandria，Saint）、奥里根（en，又译奥利金）、德尔图良（Tertullian）、哲罗姆（Jerome，Saint）和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等著名教父的宗教哲学与教育思想，正是东方的宗教思想与神话传说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主要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新斯多葛主义等）交融的结果。克雷芒和奥里根是2—3世纪重要的基督教护教士。180年前后，克雷芒任亚里山大里亚教理学校（高级教义学校）的校长，培养了一批教会领袖和神学家。[75]奥里根是克雷芒的学生，后继任亚历山大里亚教理学校的校长。他们都致力于运用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属于亚历山大学派，为希腊教父的代表人物。德尔图良和哲罗姆为拉丁教父的代表人物。德尔图良受过良好的希腊和拉丁文化教育，但是他在约193年皈依基督教以后，对希腊哲学持批判的态度。德尔图良是第一个以拉丁文写作的教会作家，是第一位拉丁教父，在使拉丁语成为教会语言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工具方面做出了贡献，著有《护教篇》《论基督的肉体复活》《论灵魂》《论洗礼》等。[76]哲罗姆是早期西方教会中学识最渊博的教父。他将《圣经》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译成拉丁文，此译本后称通俗拉丁文本，对中世纪初期学界影响至大。[77]哲罗姆曾任教皇达马苏斯（Damasus）的秘书，考证《圣经》，宣传禁欲。386年，他定居伯利恒，任男修道院的院长。他还著有《致莱塔的信——论女子教育》。奥勒留·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后期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对后代欧洲的教育影响最大的基督教教父……曾经受过很高深的希腊—罗马教育；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担任过修辞学教授”[78]。387年加入基督教后，他曾任希波教区的主教（396—430年在任），其间著书立说。他的主要著作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等。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中运用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思想论证基督教的教义，为基督教构建了一套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教会教育思想。可见西欧中世纪早期的精神文明，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孕育成长起来的。

西欧诸国的形成过程是与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封建化过程相伴随的。8世纪末9世纪初，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制度已基本确立。在查理曼大帝（eEmperor，约742—814）统治时期，封建的采邑制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西欧诸国的统治者在巩固自己势力和扩张领土时也依靠罗马教会的支持。这时候，教会已模仿世俗封建主的等级制度，建立了教阶制度。在罗马教皇之下，设大主教、主教和神父，分别管理大小不等的地区的宗教事务。特别是在8世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被削弱后，罗马教皇的职位转入法兰克人手中，教皇同法兰克人缔结了盟约，最终导致教皇利奥三世（LeoⅢ，Saint）为查理曼加冕，做出了“君权神授”的示范。

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罗马帝国时期的世俗教育机构已不复存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财富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一切都被用来为宗教神学服务。教士是主要的教育者。中世纪早期最典型的教会教育机构是修道院。在主教所在地设有主教学校（或称座堂学校）。在教堂设有堂区学校。这一时期著名的教会教育活动家有圣·本尼狄克（BeofNursia，Saint）、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拉班纳斯·莫鲁斯（RabanusMaurus，又译赫拉班，为Hrabaius音译）、阿尔琴（Al）等。其中，圣·本尼狄克被认为是西方修道制的鼻祖，他创办了西欧最早的修道院，并制定出修道院“管理条例”，成为后来的修道院的示范。阿尔琴是英格兰的著名教士。782年，他受查理曼大帝邀请来到法兰克宫廷，主持宫廷学校达14年之久，使它成了当时西欧最著名的宫廷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不但邀请著名学者来宫廷学校讲学，而且要求收集、研究和讲授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他还专门发布“教育敕令”，要求在全国各地建立修道院和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一个多世纪后，英格兰西南部撒克逊人的威塞克斯王朝的国王阿尔弗烈德（Alfred，theGreatofWessex，849—899，871—899年在位）也开展了有效的文化教育活动。“阿尔弗烈德一直被人们怀念，到12世纪还有人手抄他的一些著作。”[79]

（二）拜占庭帝国的文明与教育思想

拜占庭最早是公元前7世纪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移民城市。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的发展重心东移时，便改建此城为君士坦丁堡。以后它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因此，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存在比较强大而统一的中央世俗政权，具有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比较繁荣的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国内外贸易十分活跃。由于这些原因，拜占庭的教会始终处在从属于世俗政权的地位。这些特点对它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它始终保存着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教会的文化教育体系与世俗的文化教育体系长期并存，互相渗透和对立斗争。此外，希腊语是教学的通用语言。

东、西罗马帝国分立后，基督教逐渐分化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加速了这种分化。1054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大部分东派教会自称为“正教”，意即保有正统教义的正宗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他们以希腊语为主，故又被称为希腊正教，但也允许使用地方民族语言。

拜占庭教会比西罗马教会更早地关心学校教育问题，也比西罗马教会更早地提出了由教士承担教师职责的问题。除了为世俗儿童开办的受教士指导的中级性质的学校外，7世纪后，拜占庭的修道院学校有了较快发展，主教学校也有发展。这些学校的主要学科虽是神学，但也给予未来的神学家某些文化基础知识和古代的哲学知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学校是拜占庭最高的主教学校。它不仅是教会学校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当时最高的神学思想中心，有权解释教会的政策与教义。学生们在这里不但学习七艺和科学，而且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以便日后能够更好地按照教会的需要阐述“科学原理”，并批驳异教。

利奥（Leo，约790—约869）是拜占庭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活动家，曾设立学校，招生纳徒，传播古典知识。由于他学识渊博，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名声远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曾致函拜占庭皇帝，商请允许利奥到巴格达讲学，未果。9世纪中期，利奥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学校长，使学校重新成为拜占庭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他认为拜占庭世俗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向人们传授古典知识，强调学习原著。他还鼓励学生学习一些实用科学知识，他本人就为拜占庭皇室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械器具。拜占庭知名的教育活动家还有佛提乌斯（Photius，810—约895）、普塞洛斯（Psellus，或译巴塞罗斯，1018—1078）和希菲林那斯（J。Xiphilinus，约1010或1013—1080）。佛提乌斯曾师从利奥。在担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期间（858—867年和878—886年），佛提乌斯强调按照希腊哲学观点和方法来论证神学，把希腊文化作为基督教义、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基础。他也曾担任宫廷教师，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大学讲学，还曾在家中私设学校。他著有《典籍广览》。该书是一部对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评论性著作，体现他维护古典知识纯正性的思想。普塞洛斯曾长时间做私人教师。1045年，拜占庭重组君士坦丁堡大学，普塞洛斯受聘担任哲学院的院长。他分学习为基础的、语法的和哲学的三个等级，认为哲学是学问中最高级的学问，它可以使学生获得看穿宇宙终极的慧眼，但是他也重视基础学问，凡入哲学院学习的人，必须先受基础教育。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他最推崇的是柏拉图，认为应将柏拉图的著作视为学习古典知识的最基本的著作。普塞洛斯所著的《逻辑学》传入西欧后很受欢迎。希菲林那斯与普塞洛斯是同时代人，且是他的同窗好友。但是，希菲林那斯尊崇的是亚里士多德。在重组君士坦丁堡大学时，他被聘任为法学院长。他注重法学实用知识的传授，学生修业期满，还须进行司法实习，但他也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特别要求掌握拉丁语。

拜占庭文明对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基辅罗斯的影响更巨大。9世纪时，拜占庭的宗教活动家西里尔（Cyril，约827—869）和美多德（Methodius，约825—884）两兄弟到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以希腊字母为基础，考虑斯拉夫语言的发音，创造了一套斯拉夫字母，并把《圣经》等书籍译成斯拉夫文。这套字母成为现代斯拉夫语系字母的雏形。865年，保加利亚大公接受东派教会的洗礼，皈依基督教，促进了保加利亚的封建化进程。基辅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从9世纪开始加强，其统治阶级中已有许多人接受基督教。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将它确定为国教，更加密切了与拜占庭的文化联系。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里尔和美多德创造的斯拉夫字母也传入基辅罗斯，遂成为俄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基辅及其他城市建立教堂，并开始设立学校。

拜占庭文明对阿拉伯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7世纪中叶，阿拉伯战胜波斯和拜占庭，一部分古希腊典籍由波斯传入阿拉伯。拜占庭的一些文化教育中心落入阿拉伯帝国之手，为他们吸取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教育成果不仅提供了文献资料，更提供了现成的教师和翻译力量。

（三）阿拉伯文明与阿拉伯帝国的教育思想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发祥地，也是伊斯兰教的摇篮。6世纪末7世纪初，阿拉伯人的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但是，社会的分化和部落之间的战争不断，造成了社会动**不安。同时，由于阿拉伯半岛处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双方为控制阿拉伯的商道而进行战争，阿拉伯人深受其害。各种因素加速了阿拉伯人向文明社会的转化。伊斯兰教便适应阿拉伯人历史发展的需要而诞生。

伊斯兰教是由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在麦加创立的一神教。穆罕默德因复杂的生活经历而见多识广，并对阿拉伯人的社会需要进行了深入思考。610年，他综合犹太教、基督教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原始宗教思想而创立伊斯兰教。7世纪20年代，他在麦地那建成政教合一的国家，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口授了“安拉的启示”，由其弟子记录下来。穆罕默德去世后，经其好友及其事业的继承者——阿拉伯国家的首任哈里发（意即“先知的继承者”）艾布·伯克尔（又译艾卜伯克尔，约573—634，632—634年在位），收集、整理而汇编成册。这就是伊斯兰教的首部《古兰经》。奥斯曼（UthmanIbnAffan）在位时期，曾规定了《古兰经》的标准本，称为“奥斯曼定本”。《古兰经》不仅对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播和发展起着不容取代的指导作用，同时对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文化、哲学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伊斯兰教的教育也是和《古兰经》的传播密不可分的。《古兰经》中体现了伊斯兰教的文化教育政策思想。

《古兰经》中申述的基本信仰的纲领，对穆斯林的宗教功修和社会义务的原则规定，指明的为人处事的伦理道德要求和人生目的，对阿拉伯帝国的教育目的、教育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都有指导作用。

阿拉伯国家数百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不少的学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拉比、伊本·西那、安萨里、伊本·鲁西德。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经历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领域与重点也有区别，但都留下了一些著作，其中包含有教育思想。法拉比（AlFarabi，870—950）一生写了100余卷著作，涉及哲学、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和音乐。他详细地研究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深受柏拉图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使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位提出利用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家。这一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所撰写的以《美德城邦居民意见书》为书名的著作中。法拉比还涉及对哲学的认识、教育的本质与目的、道德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问题。伊本·西那（IbnSina，980—1037，拉丁文名为阿维森那）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又是位哲学家、天文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的教育观的理论基础包括心理观、认识论和社会政治观点三个方面。在教育的目的方面，伊本·西那提出教育应该发展每个人的身体、智力与道德，通过德、智、体三个方面的教育形成完整的人格，同时，他也很重视对职业能力的培养。安萨里（AlGhazali，又译加扎利，1058—1111）在伊斯兰教中享有“宗教复兴者”“伊斯兰权威”的声誉。他留下了80余部著作，其代表作是《宗教的复兴》（旧译《圣学复苏》）。他的教育思想包括教育目的说、道德教育论、论知识与课程、论教师与教学方法等方面。在教育目的方面，他认为教育应培养能遵循伊斯兰教的一切教诲、具备内在完善精神的人。在教育功能和任务方面，他认为应当在重视品德培养的同时兼顾知识的传授和身体的锻炼。在知识与课程方面，安萨里已提出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安排问题。但是，其课程体系的核心是以宗教为核心的。伊本·鲁西德（IbnRushd，1126—1198，拉丁名为阿威罗伊）被视为中世纪阿拉伯最后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行为本身经理智的判断而具有善性或恶性，经过理智深思熟虑之后发出的行为就具有善性，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就是恶的行为。伊本·鲁西德的哲学思想对教育工作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