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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智者的教育思想（第3页）

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智者中存在着约定说与自然说之争。

在智者以前，希腊人还没有区分“社会”“城邦”“城市”这几个概念。在希腊人看来，人为了防卫而聚集在城市里就等于社会的形成和城邦的建立，所以，城市的建立、城邦的形成和社会的产生是一回事。至于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当时希腊人还没有一般人类形成的观点，他们把不同的神作为不同部落和民族的神话祖先。在此之后，自然哲学家们开始用元素的混合解释人体的结构，但这只能说明具体人体的形成，对于一般的“人”的形成问题没做专门探讨。智者在这种神话与理论背景下，从当时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和城邦的形成问题。

在智者之前，有两种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一是以赫西奥德为代表的社会倒退论；另一种是早期哲学家提出的历史循环论。智者们认为这些理论都不足以解释世界的丰富多彩、纷繁复杂。他们将人类发明耕作、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组成城邦结合在一起，进行理论说明，从而创立了历史进步论。

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篇》记载，普罗塔哥拉用神话表达了这一思想。普罗塔哥拉说：最初，神用土、火等元素的混合物造成各种生物。当它们产生出来时，神命令普罗米修斯和艾比米修斯把它们装备起来，并且给它们逐个分配特有的性质。艾比米修斯对普罗米修斯说：“让我来分配，你来监督。”于是他就用各种手段来装备各种生物，有的给予力量，有的能飞快奔跑；有的凶猛，有的弱小，则给予自保手段，如能飞翔或钻到地下来逃避危险。为了抵御寒暑，给它们装备了皮毛，还给它们提供各种食物，如草、根、树上的果实，以及给一些动物以别的动物为食物。此外，还让它们能够繁殖，以便保存物种。艾比米修斯做了这些，但他智慧不够，忘记了他已把所有的手段都给了野兽，而对于人就无法再提供什么了。这时，普罗米修斯来检查他的工作，发现别的动物都有了适当的装备，唯有人是赤身**的，而且没有防身的武器。但是，指定人出世的时刻已经到来，普罗米修斯找不到补救的办法，就从赫斐斯特（冶金之神）和雅典娜（智慧女神）那里偷来技术与火，把它送给了人类。因此，人有了智慧来维持生活。这样，人类因分有神的属性而高于其他动物了。他们不久就发明了语言，造出房屋、衣物、鞋子和床，学会了农作和畜牧。但只是分散为生，还没有城邦，自然无力抵御野兽的侵害。以后，自我保护的需要使人类聚集到城邦。但因为他们没有治理城邦的政治技术，因而相互危害，又陷入新的危险之中。主神宙斯担心整个人类会灭亡，就派赫尔墨斯来到人间，把相互尊重和正义带来，作为治理城邦的原则和人们友好联系的纽带。赫尔墨斯问宙斯，他应该怎样分配正义，是只给少数的熟练掌握那门技术的人，还是也给那些不熟练的人？宙斯答道：要分给所有的人，我愿意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份；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享有，像别的技术那样，城邦就无法存在下来。还有，要按我的命令制定一条法律，把不尊敬和不正义的人处死，因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52]

可以说，普罗塔哥拉是用约定说观点来解释国家起源的，他的学说以后被一部分智者继承并发展。这些持约定说的智者认为，人们为了获得在自然条件下得不到的利益而组建国家，国家是集体的人工产物，法律是这个集体的约定，国家和法律都不是天然生成的。

自然说并不完全否认国家是约定的产物，但强调约定是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发展过程，并且约定的内容由一部分人的本性决定，不需要全体人的同意。克里底亚曾在《西叙福斯》中解释了与普罗塔哥拉完全不同的社会约定过程：最初，人生活在无序的野蛮状态，为了向恶人报复，人制定了法律，让正义统治，使暴力屈服。但法律不能阻止人们私下作恶，一些聪明博学之人就首先发现使凡人害怕的神，这样，即使他们偷偷地做、说、想坏事，也会感到害怕。克里底亚明显表达了对人为的约定的蔑视。他主张国家是在符合神赋予的自然本性基础上产生的。

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智者的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思想明显缺乏系统性，还远未形成体系。但即使是从现有的这些非常有限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智者的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思想为他们的教育学说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

三、智者的教育学说

智者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在希腊文化和哲学上。但是，作为希腊最早的职业教师，智者在希腊教育和教育思想发展中的独特贡献，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种种原因，智者们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现有史料中，只有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的教育论述被较多地保留下来。

智者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的教育目的观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批判智者是只知收取学费，没有真正考虑学生需要，而不受社会欢迎的人。他为智者勾画出六种形状：第一，“他似乎是猎取年少富豪子弟的猎夫”。第二，“他是心灵上知识的商人”。第三，“他是这类货物的零售者”。第四，“他也是知识上自造品的发卖人”。第五，“他是言论上竞争的能手，诡辩术的专家”。第六，“他有商榷的余地，扫除一切有碍知识的成见”。这些智者“只有逞臆的知识，其所知并非真理”。实际上，智者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进行教育活动的。普罗塔哥拉在承认自己是第一个最早使用“智者”名称的人之后，又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他要教给人什么样的知识。在与苏格拉底的谈语中，他说：“如果希波克拉底到我这里来，他就不会受到别的智者惯常给学生受的那种罪；他们逃脱了各种技术的束缚，却被这些教师们拿住，赶回到这些技术上来，要学算术、天文、几何学、音乐。可是他如果到我这里来，他会学到他来学的东西。这就是私人事务及公共事务中的智慧，他会学到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的事务方面做最好的发言和活动。”苏格拉底接着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教给人政治的艺术，你答应把人教成良好的公民？”普罗塔哥拉指出：“这正是我所从事的职业。”[5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罗塔哥拉认为智者的教育目的就是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

智者所设定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的基本趋势提出的。当时希腊教育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斯巴达教育。以培养城邦的保卫者为目的，单纯重视军事体育训练，教育内容非常单一、狭隘。第二类是帖撒利教育。那里多是贵族政体或僭主政体，对教育不太重视，只是个别奴隶主贵族子女受到有限的教育，公民们大多粗俗、闭塞。第三类是雅典教育。与斯巴达相反，雅典认为城邦是为公民而存在的；教育要为发展每个公民的心灵服务，要提高公民的品行和智慧。雅典从梭伦时代起就开始重视教育，公民子弟从小要学习阅读和书写。到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已形成一套根据不同年龄进行的分级和分科教育。六七岁以前，儿童由父母在家庭进行教育。六七岁至十四岁的孩子要接受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包括音乐和体育。音乐方面所学的内容除音乐外，还包括读、写、算、诗歌等，道德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在一些学校，读、写、算术分化出来成为单科，由专门老师传授。体育对年幼者只是进行简单的体操训练。14～17岁的少年接受中等教育，学习文法、修辞、文学、绘画和几何学等。这时期的学生还要进入体育馆，接受高级的体育训练，同时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在活动中受到实际教育。到了十八九岁，雅典青年要受两年军事训练。第一年的内容是体育、骑马、战术和武器的使用，第二年是侦察、守卫要塞、服役。在初级和中级阶段，雅典的教育是私立的、收费的。但两年的军事训练是城邦的事务，由城邦组织。

雅典的教育要比斯巴达和帖撒利进步，但也只有富人的孩子才有条件接受比较完备的教育，一般公民家庭是难以负担这样的教育的。而当时雅典民主制度鼓励公民无论贫富都应参加社会的政治事务。所以，原有的这种教育状况与雅典民主制的要求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而且，由于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原有的教育方式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曾说，雅典原有的教育“教育不出马拉松战役的英雄，却是要年轻人讨厌商人和市场”[54]。另外，雅典原有的教育内容也明显不适应当时雅典政治发展的需要。雅典民主政治迫切需要公民具有演说、论辩、修辞、诉讼等方面的能力，要求公民具有更多有关政治、伦理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原有的教育难以做到的。智者们把学会处理个人与公众事务看作教育的基本目的，这是适应雅典社会的基本需要的。

对于智者这种以实际需要为目的的教育，黑格尔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智者们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或者通过观念，以便使一件事情能够办得通……此外，他们还有着最普通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职业性活动”[55]。这种教育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要使人有智慧。也就是说，要使人有政治眼光，有能力来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智者之所以给希腊教育一种巨大的影响，就在于他们知道什么是希腊教育最需要的。

智者的教育目的是提高公民（主要是青年）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才能，这些才能包括后人所说的政治才能和道德品性。智者本人出现在法庭和政治论坛上发表演讲，与人辩论的并不多，他们多是通过对青年人传授这些品德与才能来达到他们的教育目的。

对于才能、品德能不能传授的问题，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争论。一部分代表传统势力的人认为才能与品德是人的自然禀赋，只是各人程度不同而已。犹如马能奔跑但快慢有别，船能在水上行驶但质量不同；人能通过驯马使它跑得快些，但不能通过训练使马学会鸟的飞行本领；物品可以想办法造得好些，但不能通过精巧制造使这一事物具有另一种事物的品性。人也是如此，人的才能和品德是自然的，它是人在生长过程中由父母、长辈影响，范例感染，自然而然成就的，是潜移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别人有意识、有目的教育的结果。他们论述的理由是：第一，政治技艺或政治才能不能像一般工艺那样可以传授给人，即使是最优秀、最聪明的公民也不能将自己的政治才能与品性传授给别人。例如，伯里克利就不能将自己的治国才能传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第二，有的人在智者门下学习却没有什么收获，例如，阿尔基比德兄弟受教6个月却毫无所得。第三，许多没有教师的人却是成绩显著的人。

对于上述观点，普罗塔哥拉等做了有力的回击。他认为，第一，一般技艺和治理城邦的技艺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可教和不可教，而在于前者是少数人的禀赋，而后者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能力。比如，在一般技艺中，如果一个人吹嘘他擅长吹奏或其他技术，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技能，人们会嘲笑他，恼恨他，他的家属会赶来指责他发疯；但如果他讲实话，人们则会称赞他。然而，当问题涉及正义或其他政治德行时，如果他在公众面前讲实话，承认自己的行为的不正义性，那么人们即使知道这个人确实是不正义的，在上述的技术中他们所称赞的讲真话，在这里他们却会认为是发疯。人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表白自己是正义的，无论他是否正义。因为宙斯已把正义分给了每个人，没有正义，他就不属于人类。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一般技艺可以传授，却不是人人都能学会；政治方面的技艺人人都有，但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会，如果不经过学习，公民就不会从事政治活动。

普罗塔哥拉坚定地声称：“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参与公众议事的才能与品德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教育和尽心学习才获得的。”[56]首先，父母、保姆、学校教师、城邦法律都起着教育的作用，人们从小就在父母和识字老师那里受到教育，谁用心谁就有收获。其次，惩罚实际上就是一种教育。对于天生的缺陷或命运遭遇，人们不会指责或惩罚，而是给予同情；但是一个人如果缺乏本来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才能和品德，而行不义或作恶，或染上这些坏的品性就要受到惩罚。因为不义、不虔诚这些坏的品性是和政治上的品性和才能相反的。“惩罚做错事的人，不是为了他过去做的错事，而是为了将来避免同一个人或别的人做同样的错事。这种主张本身就意味着品性、才能是能通过教育加以灌输的。”[57]

第三，有些人在智者门下学习收获甚微，主要原因是没有好的教师；至于未经学习却有才能的人，并不是他无师自通，而是人们都在用心教育自己的孩子，只是没有“智者”这个名称而已。这样也不能证明才能与品德不能传授，智者们坚决主张政治才能与品性是可以传授的，而且必须从小教育和训练。

智者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重要的。既然治理城邦的才能和品德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获得，那么广大门第和身份不高的自由民就可以通过教育获得政治技艺和才能来参与政治活动；反之，出身显贵的豪门贵族如果没有经过教育和训练来获得政治技艺和才能，同样有理由将他们淘汰。这场争论从思想上看是一场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从教育上来看，反映了智者们对教育在国家发展中作用的看法。他们确实为希腊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天性教育与法律

智者重视教育在人的天性改变和发展中的作用。现今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篇无名氏之作，详细论述了智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58]

智者认为，教育保证了人在各个领域的成功。他们认为，人的成就取决于几个因素：首先是自然的禀赋，这是命运方面的因素，我们无能为力。除此以外，都是人自己能支配的，这就是对美德的追求、勤奋好学、严守规则、孜孜以求完成所选择的事业。如果缺乏这些，做事完满就是不可能的；若是受到教育与约束，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智者强调每个人应从小接受训练、刻苦努力。因为荣誉只能是长期奋斗的成果。依靠教师，人们可以在短期内掌握修辞技艺，但是，只有通过大量的训练和实践活动，才能和品德才会得到发展；只有通过频繁的交际，持之以恒的训练并力戒一切不良的行为和活动，才能获得才能和品德。与此相联系，智者们强调应艰苦锻炼，做到自制，要将追求正义和才能看成是高于金钱和享受，才能获得自制的品行。

智者认为，人不可把提高自己的地位当作奋斗目标，也不可视守法为软弱，不可将扩张权力看作美德。这种想法是和人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人们不可能单独生活，他们必须联合。一旦处于共同体中就不可能没有法律而生活，因为这比单个生活还要糟。法律和正义是人类的主人，这是不能改变的，是自然规律确定的。智者强调，必须考察服从法律的好处，以及无法律状态的坏处。服从法律的好处是可以互相信任，这将导致财产公有。有了相互信赖，即使是少量公产也可以满足，否则即使有大量公产也无法满足。城邦是否繁荣昌盛，法律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德治下生活，阴谋诡计难以滋生，人们可以享受最大的欢乐。

当然，并不是所有智者都同意这种观点。安提丰就认为法律的要求同自然的要求正好相反，法律所规定的利益是自然的桎梏。人们亲手制定的法律、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契约协议在不断变化，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也在不断动摇，人们怎么能把这些不确定的法律教给青年人，并让青年来遵守法律呢？对青年进行教育，不需要看重法律，用法律来约束他们，而应该从尊重青年本性方面来训练、教育他们。

（四）教学内容

根据上述主要教育观，智者们把修辞学、辩证法、文法作为他们的主要教学科目。

1。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