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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哲学王的教育02（第2页）

柏拉图认为，到第二等级为止的理智，尚未完全实现灵魂转向，只有通过辩证法，上升到最高的以“善的相”为对象的理性等级时，才能成功地完成灵魂转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它相当于洞穴中的囚徒，在来到洞外经过一定时间的适应，终于看到了太阳本身。只有到这时候，他才真正认识到太阳主宰着可见世界中的一切，它是万物的终极原因。

概括而言，灵魂转向是从想象、信念到理智、理性的上升过程，是从认识具体事物到认识数理学科，直至最后认识“善的相”的认识过程，也是充分发挥心灵潜在的认识能力的过程。这一学说是柏拉图制定教育课程，从而培养“哲学王”的认识论基础。我国学者范明生高度评价了这一学说，指出：它既是个体又是整个人类的认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又代表着不同类型的人的认识特征，第三等级信念，相当于普通人的认识特征；第二等级理智，相当于数理学家的认识特征；第一等级理性，相当于哲学家的认识特征。同时，它又代表不同类型的哲学学派：第四等级想象，相当于以智者派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相对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第三等级的信念，相当于以赫拉克利特，特别是以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第二等级的理智，相当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数理学派；第一等级的理性，相当于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理性主义。[49]

柏拉图“灵魂转向说”同“回忆说”之间是否有区别？英国的N。古莱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指出，柏拉图尽管在《理想国》中才开始正式讲到相的“摹本”“影像”，这本身就表明，他继续像在《斐多篇》中那样，把相和具体事物的关系，看作原型的相和它的摹本之间的关系。古莱进而认为，在《理想国》第七卷开头讲教育的本性时，柏拉图不言而喻地肯定了“回忆说”，即教育不是把知识放进灵魂中，好像把视觉放进原来未曾目睹的眼睛中那样；而是使已经拥有潜在知识的灵魂，转向正确的方向。英国学者J。亚当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回忆说”与“灵魂转向说”之间没有什么区别。[50]陈康通过比较《美诺篇》中的“回忆说”和《理想国》中的“灵魂转向说”，指出两者是有所区别的。他认为：在《美诺篇》中关于教育，柏拉图的主张有两点，一是消极的，知识传授是不可能；二是积极的，所谓学习乃“回忆”。消极的一点并非根本否认教育；事实上它是和《国家篇》相同的思想，即否认教育是真正知识的灌注。至于积极的一点，是它建立在另一个玄学基础上。这里我们又须多少提到柏拉图的纯粹哲学了。在《美诺篇》以及和它相近的“谈话”里，柏拉图以为在心灵深处隐藏着关于万物的知识。所谓心灵深处，即是下意识，由意识中沉落到下意识里去的是遗忘了的；若遇着适宜的环境，这遗忘了的知识，我们还可回忆起来。知识原来存在人心中，只是隐而不显；它并非由外注入，因此，所谓教育，只是用适当的方法，譬如，有技术地询问，使学习者回忆起他所遗忘的。这个思想和《国家篇》里的差别如下：在《国家篇》里，柏拉图不再认为在心灵里隐藏着知识，只认为在它里面有获得知识的能力。从这玄学思想的变迁出发，我们方可了解柏拉图教育概念的变迁。

既然在心灵里只有空洞的（无内容的）知识能力，一方面，无可回忆（因为无知识内容），因此，教育不能是引起回忆；另一方面，使这能力向着正当的方向发展，即可获得知识，因此，教育是“心灵转向”。[51]

三、课程体系

柏拉图所说的灵魂转向就是使人从专注于现实可见世界的种种具体可变事物转而去认识真正的存在，一直达到最高的“善的相”。这种灵魂转向并不是城邦中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国家的统治者——“哲学王”才能认识“善的相”，并按照这种价值观将国家安排得最好。柏拉图认为，这种心灵转向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因此，按照心灵转向的不同阶段，设置了各阶段的课程，目的是培养“哲学王”，促成他们的心灵转向。

柏拉图设置的课程是在体育和音乐这两门初等教育课程之上，还有五门课程：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按照这个次序将灵魂从可见世界逐步上升到可知世界，最后达到辩证法——哲学。

（一）数理学科

1。算术

柏拉图把算术看作“一切技术的、思想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要用到的，它是大家都必须努力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52]。军人必须学习它，以它统率军队，哲学家也应该学习它，因为算术是脱离可见世界而把握真理的工具。柏拉图认为，计算能提高我们的思维，例如，有三个手指——小指、无名指和中指，它们每一个看上去都是一个指头，无须靠思想去考虑。但如果谈到粗细、大小，视觉便会觉得它既大且小，同样触觉会觉得它既粗又细，既软又硬，这类矛盾的问题促使灵魂去研究它们，这就要求助于计算的能力。首先要考虑那是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感觉到的是两个，是彼此不同的，它们每一个是一个，可是合在一起便是两个，理智要将它们分开来考虑。视觉看到大和小，但它们是合在一起而不分开的，所以会得到模糊的印象；计算则采取相反的方式将它们分开，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大，什么是小。计算将可见事物和可知的对象区分开来。[53]感觉对象是矛盾混合的，理性能将它们区分开来，这便需要计算。计算是由可见世界向可知世界前进的第一步。

柏拉图认为学习算术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是引导灵魂转向而不是追求实用，认为这门学科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54]所以，算术能使灵魂通过纯粹思想去认识真理自身，那些天性擅长算术的人学习其他课程也比较快，算术可以使迟钝的心灵变得敏捷起来。因此，柏拉图说：算术有资格被用法律规定下来。“我们应该劝说那些将要在城邦里身居要津的人学习算术，而且他们不是马马虎虎地学，是深入地去学，直到用自己的纯粹理性看到了数的本质，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仿佛在准备做商人或小贩似的，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55]

2。平面几何

学习几何学虽然在军事上也有用处，如安营扎寨、排列队形等，但这些实用功能只是附带的。柏拉图认为，几何学中大部分高深的知识是帮助人们认识“善的相”。有人说“画方”“作图”等都仿佛是为了实用，但实际上是为了追求纯粹的、永恒存在的知识。几何学的对象是永恒物，而不是某种有时产生和有时灭亡的事物。几何学能使灵魂认识真实的存在，“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且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而不是转向下面”[56]。这里，柏拉图并没有谈到几何学的具体内容，只是谈到几何学的真正对象是永恒不变的知识，属于理智阶段，是灵魂转向中必须学习的课程。

3。立体几何

柏拉图提出在学习平面几何之后，天文学之前，应该加上立体几何作为第三门课程，不然便是从平面直接进到圆周运动的立体了，应该从二维进到三维。立体几何是平面几何向天文学的过渡，它涉及的是长、宽、高三维空间的立体，是平面几何和天文学之间的桥梁。当时，立体几何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柏拉图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学习它很困难，没有一个城邦认为值得重视而学习它；二是学习它需要有人指导，而当时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师，即使找到了，也没有人肯虚心学习。

4。天文学

天文学是讨论运动中的立体事物的学科。由于它的对象远在高空，一般人认为研究这门学科就能引导心灵离开低处的事物去看高处的事物了，即迫使灵魂向上看。柏拉图无情地讽刺了这种流俗的浅薄见解，指出当时学习天文学的人并不是真正在学习天文学，因为他们只注意到天体美的外观，还停留在“可见世界”中。他嘲弄道：“如果有人想研究可见事物，无论是张开嘴巴向上望还是眨巴着眼睛向下看，我都不会认为他是在真正学习（因为任何这类的事物都不可能包含真正的知识），我也不会认为他的灵魂是在向上看。即使他仰卧着学习（在陆上或海上），我还是认为他是在向下看。”因为“除了研究实在和不可见者外，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学习能使灵魂的视力向上”[57]。柏拉图主张研究天文学应像研究几何学那样，运用灵魂的理智去提出和解决问题，而不必去管天空中那些可见的事物。因为“看上面的东西”并不是引导人去看天上的事物，那些事物虽在天上却还属于可见的世界，它们还不是真实的存在。当天文学家看到天体星球的运动时，他们赞美天体的完美构造，但要从中研究星球的昼夜之间，日夜和月、年之间，其他星球和太阳、月亮，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永恒不变的比例关系，却是荒谬的。柏拉图认为，天体星球本身是属于可见世界的，因此，天体星球运动的比例关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实的东西是这些天空中的星体所承载的真正的数和图形中的快慢运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用理智去把握，眼睛是看不到的。天文学应研究天体星球后面的不可见者，即真实者，亦即那些只有凭借理智才能把握的纯数和纯粹图形。

5。谐音学

谐音学和天文学是姐妹学科，天文学是研究眼睛看到的运动的，而谐音学是研究耳朵听到的运动的。谐音学是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创的，但柏拉图认为不必向他们去征询意见，即不让学生去追随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那些不完善的高音和低音，免得浪费时间去计量这些音调的高低。他批评一般谐音家只研究音调之间的数的比例关系，以寻求到事物运动的数的比例关系为满足，而不去进一步探讨这些比例关系中哪些是本来和谐一致的，哪些不是，以及它们为什么是和谐一致的，即合乎善和美的。真正的哲学家还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比例关系中哪一些是真正的和谐，还要追问为什么它们是真正的和谐，直到往上推到美和善，即认识到最后原理，才达到学习的目的，同时也是对象自身的目的。

柏拉图认为，学习者还必须认真研究这些学科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将这些学科结合在一起需要一个总的认识，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不白费气力。因为学习这些课程仅仅是一个基础，是进一步学习辩证法的准备。[58]

柏拉图之所以将这五门数理学科按“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的次序排列，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柏拉图认为学习的先后应当保持同一次序。陈康先生认为，柏拉图这样排列，并不是依据各门学科距哲学的远近而定，即柏拉图以算术的对象距感觉对象最近，距哲学的对象最远；几何学的对象次之，天文学的对象又次之；谐音学的对象距哲学的对象最近，距感觉对象最远。他是根据各门学科的学习难易而定的。凡是对象的结构较复杂的学科皆以对象的结构较简单的学科为基础。例如，天文学以立体几何为基础，因为天文学的对象比立体几何的对象复杂，前者是运动中的立体，后者是单纯的立体，否则，天文学应当排在立体几何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59]

（二）辩证法及其与数理学科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对自己的观点做出逻辑的论证，便不能说他已经有了应有的知识，即辩证法知识。如果一个人不依靠感觉的帮助，能用辩证法通过推理以求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最终把握善本身，他便达到了理性世界的顶峰。这个过程就是辩证法。正如洞穴比喻中的囚徒被解放出来，从阴影转向投射阴影的影像，再转向火光，然后从洞穴中上升到阳光下，最后终于认识了真正的太阳，这整个程序便是引导灵魂转向，上升到善的过程。只有辩证法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通过纯思辨而认识可知世界，认识到“善的相”。理性在进行这种活动时，绝不凭借任何感觉事物，而只靠理性，从这一个“相”到那一个“相”，并且最终归结到“善的相”。柏拉图把“这个思想的过程”叫作辩证法。

掌握了辩证法，心灵转向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培养“哲学王”的教育也就完成了。只有掌握辩证法的人，才“容许他们来统治国家，裁决大事”。他又补充说：一个人要能将以前学过的各门课程总起来看，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和实在的联系，这样知识才能融于心灵中。能不能将事物联系起来看，这是有没有天赋辩证能力的主要试金石。柏拉图特别强调辩证法便是能将看到的事物相互联系起来，有一个总的看法。

对于究竟什么是辩证法，柏拉图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英国学者A。E。泰勒认为，柏拉图所讲的辩证法不求助于感觉所得到的东西，这个过程不是上升到“万有的起点”和又从那里下降的双重过程，全从“形式依靠形式到形式，并终止于形式”那样地前进，辩证法甚至会摧毁数理学科的假设。[60]我国的范明生把柏拉图的辩证法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柏拉图认为辩证法不是诡辩术。第二，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论证相论的重要手段。第三，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问答法——“理智助产术”。第四，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假设法或二律背反。第五，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分析和综合。第六，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理念、范畴的矛盾运动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原理。[61]

柏拉图认为，辩证法要高于数理学科。数理学科还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的前提假设是某些并不知道的东西，它的结论和中间步骤也是并不真正知道的东西；它是从假设出发推出结果，而对假设本身却不加以解释。所以，柏拉图认为，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以上五门课程本身也像做梦似的，只能认识到真理的影子，因为它们并不能完全脱离感觉，虽然它们是达到真理的必要途径，却还不是真理。而辩证法虽也从一些假设出发，但不是向下推求它们的结果，而是向上寻求假设赖以成立的根据，以达到“善的相”。

数理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具体事物和“相”之间的居间者。柏拉图指出，数理学家所思考的，并不是实际的、个别的、可感的几何图形（如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等），而是研究圆形本身（圆形的相）、正方形本身（正方形的相）、三角形本身（三角形的相）。概括而言，就是以图形为手段，去思考可感事物的“相”。也就是说，数理学家的心灵特征是处于信念与理性之间的理智等级。他们虽利用可感图形去思考抽象的图形，但还没有上升到完美无缺的相的地步。而辩证法完全超出了可感事物，是从形式到形式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是最高原则的“善的相”，研究者的心灵处于纯理性状态。但是，辩证法与数理学科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柏拉图的教育设想中，数理学科是军人和“哲学王”所必修的，军人学习意在实用，而“哲学王”学习意在为进一步研究辩证法做准备。辩证法完全摆脱具体事物，这样在感觉和理性之间就出现了一道鸿沟，数理学科正好起着沟通的桥梁作用，否则，心灵转向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柏拉图说，只有具有辩证能力的人才能真正完成灵魂转向，也只有按照以上所说的课程进行训练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62]从柏拉图的有关论述来看，我们写在纸上的数字、图形、公理、命题、推理、演算等都是可以看到的，是感觉经验的对象。尽管我们画的正方形或圆形不是真正的、绝对的正方形或圆形，但是它们代表的是真正的、不变的、必然的东西。这样，几何学既和感觉又与理性相联系，起着沟通和纽带的居间作用。一方面，当凭借可感图形研究纯粹的图形时，研究者的心灵就由感觉转向理智；另一方面，当不凭借假设“眼光向上看”，不再由假设以推求结果时，研究者的心灵就由理智转向理性。所以，数理学科是沟通具体事物与辩证法不可缺少的环节，“帮助完成这个转变过程”[63]。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从感觉转向理性，达到最高的、终极的“善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