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四章 世界主义（第1页）

第四章世界主义

引言

今天，就某些标准而言，比较城市的各种方法往往是按照差异性的程度和特征定位的。马丁·海德格尔曾经把它当作“数学的”方法讨论过，并认可了这样一种规范性概念：“现在，自然不再是一个物体的内在能力，它决定着其运动的形式和位置。自然现在属于统一的时空运动语境的领域，这在公理化的筹划中得到了体现，其中只有物体可以作为物体的一部分并固定于……物体没有被遮蔽的品质、力量和能力。自然物体现在只是它们在这个筹划的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物只在场所与时间点的关系中、物质和作用力的测量中显现自身。它们如何在这种筹划中显现自身是预示性的。因此，这种筹划也决定了领会和研究它们自身所显示的东西的方式，即经验”（Heidegger，1967，92-93）。

这种数学的筹划通过预先设想物体的本质保证物体（海德格尔称之为物体的东西）的外化，而这个本质是由一个以物质和作用力来量化的时空连续的关系决定的。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把城市理解为“物体”，那么我们就领会到这种筹划为何必须忽视它们的“被遮蔽的品质、力量和能力”。我们所忽视的，并不是作为“场所和时间点”的城市，而是“物质和作用力”以外的任何事物的延伸和持续，即对文化观念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然而，海德格尔却向我们表明，这种筹划忽视了文化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仍然可以从“物质和作用力”的角度来对待文化，即从数学上。我们不能责怪这种筹划，因为正是在其本质中我们才把城市看作这样的物。然而，在证明这样一种筹划就处在实践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个观点和其他观点的含义，尽管很奇怪，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讨论是有帮助的。在这一章里，我将考虑在对城市进行比较时如何援引世界主义，如何偷偷摸摸地解释它们之间和它们之中的关系，以及这样一种观点是如何试图把城市的外部条件与被遮蔽的品质、力量和能力联系起来的。

新与旧

《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赫伯特·穆尚普，在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之后，对重建纽约的前景进行了评论。他通过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引用了西蒙·佩雷斯的第三手资料：“这不是一种文明的冲突……今天，真正的冲突……是文明内部——那些具有现代、进步观点的文明与那些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Mus-champ，2001，36）。

“现代”和“进步”似乎是指向前看，而“中世纪”指的是倒退，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旧与新、过时和最新之间的划分。如果我们对集体生活中的这样一种划分的人类学感兴趣——它在其中被解释、被传播和被争议的各种方式——那么对这种划分的定位就应该揭示出与岌岌可危的“集体身份”或主权问题的某些典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和中世纪最终都会被消解为神圣化的范畴，但是与这种划分含蓄提出的差异性之间的关系会被重新表述为我们的现象。请注意，这样一种划分在各种体制性的领域都会遇到，而我们的特别兴趣在于把握它如何在与城市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朝着这个方向展开，需要我们开始提出一种更好的理解，即新与旧之间的划分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所涉及的东西又是什么。

在一个社会里，这种旧与新之间的划分指向一个与时间和空间、当下的时间和中心性的空间相联系的重要现象。连带地，这也意味着一个现代城市的场所，专门把自己的景观形象看作一种被赋予了客观价值的东西，释放出一种魅力和**交相辉映的丰富图像。

如果城市的声望和**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观点，那么好像城117市是富有生产性的，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说的绘画具有生产性一样。在那里，他用一个手艺人（“他能生产各类工匠制作的东西”）的隐喻把生产性描述为图像制作。根据这个对话，理解生产性的最佳方法是通过镜子的概念：“最快的办法也许是拿一面镜子，拿着它朝各个方向转。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就能产生太阳、星星、地球和你自己，以及其他所有的动植物和无生命的物体”（Plato，1945，chapterxxxv，x。597，326）。当然，我们不习惯用镜子这种方式来看待生产性，而格劳孔则认为，这样一面镜子只产生真实事物的表象，这就确立了柏拉图对绘画的批判。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设想城市的生产性是很有趣的，因为这种力量可以使人们对它所形成的反应或形象变得更加复杂，而这些反应或形象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强大的城市提供了在它创造的形象中被观看和审视的条件，这些形象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城市之美与其自身的生育能力有关，从而使这些回答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和具有必要性。

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柏拉图对生产性的批判，它忽视了真实的形象与虚假的形象之间的差异性，尼采取笑了不能区分真实和虚假的“外来”影响。

……我们现代人没有自己的东西，只有让我们充满异国风俗、艺术、哲学、宗教和科学，才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正漫游于百科全书之中……但是，百科全书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的内部，在于内容，而不是书写在外表的东西，在标价或包装上……书页上印着这样的东西：“给外来人的国内文化指南”。（zsche，1967，24）

因此，穆尚普关于现代与进步相等的系列释义过于简单。没有引起争论的是，它可能会暗示两种现代症状——其传说中的生产性和对值得称赞的“外来影响”的殷勤是理所当然的，是好的，没有更多的疑问。然而，我们注意到了柏拉图的提示，生产性可能会“产生”虚假的表象，这意味着，如果仔细观察，一个富有生产性的场所可能就是一个镜子的牢笼。尼采提醒我们，如果对“外来影响”的殷勤不加审视，就会误导我们把粗野与灵活性等同起来，因为一个对所有外来影响都开放的城市，可能就像一个不能说不的人一样，他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划出界线。这个意义上的开放可能就像乱搞男女关系一样，不能理解任何一件事情该在哪里开始或该在哪里结束，这是一个不受区别和细微差别影响的头脑。然而，这些观点确实重申了我开头所说的重要事实，即社会中的旧与新之间的划分是一个争论的场所。因此，这是在反复出现的伦理冲突中可以看到的一种社会现象，对于理解城市来说，应该具有特别的相关性。

开放和封闭的社会

与众所周知的封闭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往往被认为是开放的，这就要求我们考虑这些开放和或封闭之间的联系及其与外来影响的关系。毫无疑问，这种关系可以体现并且被体现为一个过程，一种存在方式，一个行为过程。“最新的”和“落后的”与开放和封闭的产生共鸣，反过来又意味着与外来影响有关的某些特定的社会实践。一个困扰集体生活的问题，及其自古以来各个领域里的行家，都涉及各种集体的持久性和完整性与对这种影响的不同反应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往往以自我—他者关系的语法以及认同与差异之间的相互交换为框架。也就是说，如果自我对“外来影响”飞扬跋扈，就有保持无动于衷和依然如故的危险，与世隔绝，不受生命流动及各种偶然事件的影响；如果自我毫无分辨地对各种影响持虔诚开放的态度，就有毁灭自己从而成为另一种复制本的危险。维持借来的或衍生的可读性原则所说的是这两种极端之间的一种平衡。例如，尼采的名言指出了被外来影响淹没的危险，而在其他地方他又赞扬希腊这样的民族，因为它敢于冒着外来影响的危险而变得更为强大（他说更健康）。请注意，这种“外来影响”会对一个假设的“原始”民族身份产生作用。

太平洋岛屿的民族装饰是兴味盎然的，并以原始人的装饰风格的演变和完善而闻名，拥有纯粹本土的神话和传统，根本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Glazier，1899，3）在这段引文中，地方性观念究竟如何变成了一种标志民族力量的价值?这个例子假定了与世隔绝的纯粹性及其对外来影响的免疫力。在这里，我们发现的不仅是对这些影响可能产生的有害结果的认识，而且是一个民族在这种纯粹性可以被孤立和辨别的地方尽情发挥其独特性的观念。

人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个民族的独特性，是因为他们似乎生活在温室里，这是一个不受影响的纯粹性的例子。但是，如果似乎只是外部或自然环境的结果，那么，这个民族的纯粹性就不会显著区别于其他纯粹的民族。如果它对外来事物表现出一种坚韧或保留，而不是单纯缺乏接触或处于欠发达状态，它就会被看作真正的不同，也就是说，它指向的是差异性，而不是简单地“倒退”。如果一个民族的“身份”取决于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所创造的差异性，那么，这种差异性就以抵抗的形式最生动地表现在实践中，也就是说，由于它在实践中导向差异性的行为而成为模仿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假设，那么这个民族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差异似乎都是落后的，而不是强大的，即它是一种由自然原因而不是由选择或导向决定的状况。尽管大洋洲的民族似乎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种差异性不是外部条件所造成的呢?通过分析这些人与外来影响有关的图片，以此区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评论者首先阐述的似乎就是一种孤立状态的结果。

这是一种意义和象征的风格，但细节和排列很简单，不是以他们岛上的美丽植物和植物群落为基础，而是以来自人类形象的抽象形式为基础，用令人愉悦的几何形式精确性组织起来，对于一个原始民族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Glazier，1899，3）

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他们对外界影响的免疫力，而且包括他们的某种模拟能力，即他们能够做的不仅仅是复制他们的美丽（自然）的环境。对于这样的民族来说，这种“抽象”的放肆或能力似乎是“很了不起的”，它要求他们看到人类形象中的“几何”潜在性，以及怎样用“抽象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格莱齐尔对大洋洲民族的解释就取决于他辩证地构想了他们的关系，不仅涉及自然本身，而且参照了自然的表现。让这些人变得了不起的东西不是他们抛弃自然，而是他们拒绝用最明显和最肤浅的方式再现自然。也就是说，他们的独特性在于，拒绝指向好像必须镜子式地反映他们的自然环境的表现能力，通过超越这样一种方法来拥抱“抽象”，从而能够提升他们的能力。

在这里，在一种抽象“风格”的演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表现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张力。由于不受各种影响，他们仍然发展了一种“抽象的”几何风格。这告诉我们，也许关键的不是接触各种影响，而是如何处理各种影响。此外，如果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差异性通过当地人的普遍性改造而表现出来的方式，而不是当地人需要这种普遍性，因为没有普遍性威胁的危险，就无法辨别出地方性；正是在这种抵制的实践中，地方性才被展现出来。

这个例子表明，开放和封闭的对比，掩盖了所面临的利害关系，好像极端孤立与吸收是唯一的选择。很显然，关键的问题是，这是与各种影响、与它们被解释和参与的方式的关系。但最重要的似乎是抵制的作用，因为好像一个民族为了增强自己的能力而要求他们受到攻击的影响似的。正如大洋洲的例子所暗示的那样，这种抵制不是指向外部的影响，而是指向自我。假如自我因**而屈从于外来影响的力量和新奇，那么这种**就必须在回应中加以考虑和权衡。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既是自我的客体，也是自为的客体，既是主体，同时也是客体。因此，一种抵制的辩证关系以**的形式在针对自我的行为中集体化了，从而赞同直接性的力量，无论接受还是排斥外来影响。如果在最好的意义上，外来影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对于这种关系来说，限制、权衡和推断的概念则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澄清这一关系，请注意这个来自《纽约时报》的例子。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解释为了排斥所有外来影响的情境，他认为这种感染可能把传染性后果扩散到整个社会中。

“也许很难接受，但你必须把伊斯兰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一位遵循宗教正统戒律的沙特人以面纱的主题为例说，“当一个男人说让一个女人露出她的脸的时候，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被彻底地揭开，像西方人一样生活。这只是他们正从大楼里搬出来的第一块石头。如果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夺走，那它会在哪里结束呢?”（MacFarquhar，2001，B7）与这样的回答相反，在缺乏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无权无势的民族抵御帝国征服者的能力，往往被认为是他们在改变那些更强大的人的影响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被侵略者对罗马帝国的侵略扩张的反应是一个过程的外壳，通过这个过程，公民身份得以扩大，中心与边缘的相互影响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除了军事外，通过幽默、戏仿、嘲讽的持续颠覆性诡计展示出少数群体对环境的创造性影响。例如，美国黑人接管了美国文化，以各种不可磨灭的方式把他们的影响嵌入美国文化，人们也注意到，同性恋为何能够彻底改造现代城市的都市美学。也许值得考虑的是，当有能力通过效仿外来影响来伪装自己的时候，与外国影响的关系是否最强，是否进入“主流”声音，在于以选择、转化和消化的方式，使之改头换面从而与所需要的东西相一致。很难在占有的“防御性”和创造性之间划出界线（Blum，2001）。这使得外来影响的威胁成为一种激励的力量和动机，因为它所带来的危险和期望的损失同样大（Bataille，1985）。

如果说原几何时期见证了摇篮中的希腊艺术，几何时期是它的童年，那么第七、第八世纪后期则是东方化的时期，它经历了青春期；在易受影响的年代，它所受到的众多不同的影响在世界观上产生了某种革命性的东西，而违法行为只有通过早期成长的品质和规训才能得到避免。（Boardman，19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