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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主义（第2页）

与大洋洲不同，这些民族受到了影响，并且能够证明如何应对或吸收这些影响。博德曼对希腊艺术所做的描述让我们了解到，外来影响为何并不一定会危及集体身份，而是可能有助于以自己的方式增强它。然而，他所暗示的对希腊艺术的东方影响，并不是说，影响要么是这种要么是那种，要么好要么坏，而是取决于如何被吸收、被节制、被转化或被消化。这种解释让我们离开影响本身的问题，转而考虑那种在集体生活中被认为是必要的“品质”或“规训”，从而加强一个民族抵御强大影响的能力的问122题。一种良好教养的隐喻及其“违法行为”的辩护使我们看到，集体身份既不是由外来影响创造的，也不是被外来势力破坏的，因为它的基础早就被奠定了。这再一次表明，身份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是在同一和他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持续过程，而这种平衡可以在一个民族和外来影响之间的相互交流中看到，并且能够得到解决。

多年来，东方物品和观念的涌入对希腊艺术家产生的这种影响，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主题。从来就不难列出希腊人借来的许多母题……但要确定这些母题是如何被转移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转移仅仅是一个复制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Boardman，1967，74）

早在全球化之前，人们就认为，一个社会的环境，包括对产生冲击的世俗影响，已经成为集体生活中心照不宣且往往不易察觉的特征。这种相互渗透的影响表明，一个民族的独特性观念本身就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任何社会都具有其他社会的踪迹。这让我们认识到，对纯粹和不纯的富有想象力的理解为何是集体生活的一种持续性的资源，一个基本的问题，一种总是能够被改变的成见。

毫无疑问，希腊艺术在这些年里所经历的变化几乎被完全归因于东方的影响。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面上的，作为学生的希腊人对必须学习的东西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且很快就会拒绝任何一种他们无法轻易同化或塑造自己观念的东西。（Boardman，1967，74）

主人、客人和寄生虫

在当前的研究中，这些反思给城市及其表现提出了特殊的问题。例如，萨斯基娅·萨森把城市看作一个全球资本流动的依赖场所，因为这样一个流通体系需要“资本固定性……巨大的物质集中性，而非真正流动的设备和基础设施”（Sassen，2000a，217）。在只是使城市成为“战略性功能”实施语境的时候，她才把城市与行使控制功能联系起来，这是由资本循环及其“流动”决定的功能。尽管她所说的是全球和地方之间的“重叠”和“相互作用”，但是地方仍然处在全球被“嵌入”其中的语境之中。

这是因为全球需要履行大量高度专业化的功能，保障基123础设施，创造和保持友好的立法环境。（Sassen，2000a，217）

地方始终是全球运作的中介，是一个具体化的区域。地方性并不增加或者影响普遍性，而是给予它躯体或肉体。城市是一种影响循环的最终目的地。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说全球城市被认为具有一种积极的特征，而不仅仅是一个语境，那么它是通过“管理”引入影响的能力来确定的。因为在某个关键时刻，全球的“流动性”必须被固定、牵制和集中（“插入一种体制世界”），如果它要被实施的话。因此，城市是专门管理这个过程的场所，能够吸收资本的流动。

在这里，全球城市是象征性的，它有巨大的能力控制高度流动的去物质化的金融工具和高度集中主要受场所约束的巨大物质和人力资源，这些资源使这种能力成为可能。城市展示了一种全国性地嵌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体制上和区位上都是如此。（Sassen，2000a，218）

这种城市是合理的，因为它为那些必须落地生根的影响提供庇护。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全球城市是最适合普遍性的地方，包含了一种重要的局部性真理，因为它允许萨森偷偷摸摸地把城市的权力和身份与世界主义等同起来。城市对全球（内部）的殷勤接纳描述了对影响力流动的开放性——人员、观念、企业涌入——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了这些影响。这些城市的法律和体制结构不仅对全球的客人开放，而且对观念开放。

这种对外来影响殷勤接纳的构想，标志着城市要么是世界主义，要么就近乎下流。殷勤好客的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各种各样的影响，因而变成了两极分化的场所——在行使控制职能的人与为他们服务的人之间、在长期居民与新来者之间，在成功人士与下层阶级之间——必然需要抵消追捧外来影响的这种殷勤态度的调节机制。在认真考察之后会发现，这些城市的殷勤好客可能比实际表现得更为明显。“好客”的观念本身就是一把双刃124剑，因为男女主人不会给每一个人发请柬。好客确实既是排斥，也是包容；不应该被轻易地等同于慷慨大方。更有甚者，我们永远无法确定，那些被誉为殷勤接纳全球影响的城市，是否确实会以挑战而不是简单地确认自身安全的方式体现殷勤好客。一个好的主人需要为热情好客的姿态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责任的话，通常就会类似于对难民持开放政策的地方，那时，对他们的到来后所导致的道德失范问题漠不关心。因此，殷勤好客需要承担邀请的责任。这会让我们思考，怎样比较那些同样被认为是开放社会的城市，问一问它们的特殊性通常是如何以隔绝影响的方式体现的，

好客的观念往往是表现为狭隘的地方性的一种假象。在许多情况下，最下流和最粗俗的东西就是流通中的一般性和可移植性的东西。为什么容易传播的东西（包括人、观念、娱乐）仅因为它是可消化的东西（除非我们认为吸引很多人的东西本身就是不好的）就应该是好的呢?好客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因为有很多地方不允许女性像男性那样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他们砍掉涉嫌通奸的女人的手，这些做法似乎对正在流行的人权理论很不友好，尽管同时欢迎网吧、计算机技术和好莱坞电影。

城市中普遍出现的便利设施始终是世界主义的一个奇怪指标，这些便利设施究竟与人类学家所说的“普遍性”有什么不同，比如说**禁忌?虽然我们可能会因为**禁忌并没有在那里出现而称某个地方是粗鲁的，想象一下有人说：“那座城市真的是国际大城市，它竟然有父系血统!”

这意味着拥有一种普遍性从来不会确认一个地方就是世界性的。但即便如此，如果一个地方拥有这样一种规则或惯例，那么从来不会无须斗争而被实现。想一想基于这些做法的稳定的共同情境，即使在我们的社会中，**的感情、经历和成见都浸透了**禁忌的所有外在表现，就像一对同居夫妇关于究竟在哪里定居和居住所发生的争议一样，是充满了父系世袭惯例的持续争论的场合。因此，说一个地方有**禁忌或父系血统的规则，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说，除非这些规则所释放的想象性结构得到了探索。当谈到一种被遮蔽的性质、力量和能力时，海德格尔就谈到了事物的根本模糊性，不是持有讨论中的卡布奇诺咖啡，而是存在这儿或那儿的张力及其根本模糊性，这是事物的外部条件与其被遮蔽的性质之间的张力，这些都是在与它所释放的动**不安有关的解释和行动的冲突中出现的张力。

国际大都市的本质就是对各种各样的影响持一种殷勤的态度，包括殷勤接纳为了自由和机会而来到这里的人们的运动，在其狭隘的方式和方法上对所吸引的影响仍然保留着的某种敌意。这一必须吸取的教训把城市重新表述为一个更加复杂的欲望客体。这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是一个有偏见的场所，而是作为一个城市，在面对完整性所遭遇的危险时，归根结底必须表现出一种地方性的韧劲，而这正是它所想象的被体现在所招致和吸引影响中的东西。城市是开放的，同时又是封闭的，这就要求我们考察它所保持和证实的那种封闭性。因此，开始理解集体生活中的地方性力量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总是坚持的韧性观念，把这种观念看作一个集体在世界上出现的必要和可取条件。有一个地方开始表现出对这种世界主义允诺的怀疑态度，而这种表现可以呈现多种形态。

都柏林

距离的根本模糊性，无论物质上的还是社会上的，都在这种认识中被暴露和超越了，即亲近性可以是遥远的，而遥远性也可以是亲近的。相亲相爱的人可以相距遥远，相距遥远的人也可以相亲相爱。

都柏林的经济繁荣和传说中的“凯尔特之虎（CelticTiger）”，把这种距离的社会现象表现为所有那些彼此保持距离的人的解释核心，尽管他们被这种变化所感动，并且因为这一点被认为是亲密的。居住在同一空间的人彼此之间往往（感觉）相距遥远，而对那些离他们很远的人来说却往往感到更加亲近。如果说世界主义的部分魔力在于可以使一些人摆脱物理空间的限制，那么正是这种想象我们的普遍性的能力，开始把那些被认为幸运的人与其他拒绝接受这种挑战的人区分开来。正如那些相距遥远的人之间的亲近性往往体现了爱尔兰侨民的特征一样，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那些相亲相爱的人之间的距离构成了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

漫步在都柏林的几乎任何一家咖啡馆，如果你认为你已经被送到意大利、法国或美国，这是可以原谅的。你找不到一杯像样的咖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想喝一杯卡布奇诺……浓咖啡……帕尼尼或者美式咖啡和有机包装?都不在话下。（Marriott，2000，14）

此时此刻，有两件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很有趣儿。第一，城市居民的想象力（拉康的想象）与漫游癖、在其他地方生活的想法、交通和旅行联系在一起；第二，这就是我们身处任何一个场所都可能具有创造性的地方，它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鼓励我们去思考其他地方的存在。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地方允许我们同时在这里和那里，可以说是双头怪，或者说身在这里，而心却在那里。

但是，这也存在某些威胁性的东西，因为这样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地方，似乎通过邀请我们想象自己在别的地方而起着相反的作用。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这篇文章并没有明确地说都柏林是一个好地方，但是让我们冒昧一点儿说，毕竟这是我们的地方。因此，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个具有刺激性的地方，它让我们想到置身于别的地方。爱尔兰一直以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持久移民的根源，通常被归结为贫穷、马铃薯饥荒等，或者教会的镇压性质，而与此相反，这篇文章更富有联想地暗示着，正是这个地方充满了想象力，激发了我们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促使我们去思考其他地方的存在。特别是，都柏林如何提出与场所有关的问题，就是持续存在并且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模糊性的问题，是一个使我们不得不而又不可能地追问它所指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怎样才能够在这些具体细节中重新发现它被遮蔽的性质、力量和能力呢?在这里（借用弗洛伊德的话），假如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如此微小的迹象中暴露了自己”，那么我们能够通过使这一伦理冲突变得透明从而系统地处理这一重要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吗?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把这种欲望的概念看作一个行为者对“他者”的形而上学渴望的症状，也就是说，在别处。（Levinas，1969）从这个意义上说，列维纳斯把形而上学的欲望与场所联系在一起。尽管用他的惯用语来说，相异性被掩盖在他者追求的对象之中，但是都柏林的形而上学力量被暗示和讽刺为，一个好城市不知道怎么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它可能是快乐和痛苦的源泉。当然，有些城市压迫我们，似乎限制了我们的权利，使我们渴望逃离；然而，它们却可以激发我们去探索其他的地方，因为它们的力量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是有生殖力的，从而唤起我们努力在其他地方去重新发现一种美。也就是说，这可能是导致我们离开的最好的而不是最糟糕的地方，因为最好的地方会激励我们，让我们努力在它们的形象中重新创造自身和其他的场所。在这里，我们可能有理由理解沃尔特·本雅明的怀旧之情，也可以窥见一种接近黑暗之心的方式，而这正是当代全球化和城市讨论的核心所在。当城市看起来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它实际上为什么变得更糟糕了呢?

这一非常轻微的迹象表明，城市生活的质量可能会变得糟糕，即使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更好。这里有一种关于看起来像什么和实际是什么之间的差异性的隐含对话。更重要的是，质量及其追求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对于实践中的事物而言，品位、洞察力和辨别力的培养实际上所表明的是对美的热爱，或者相反，正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对美的事物的爱。柏拉图说，在对美本身的关注不存在的情况下，对美的事物的爱就只是对事物的盲目崇拜的爱，这确实和势利小人或书呆子对迷恋对象的贪婪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质量的占有只是抽象的和机械的，在某种程度上对象变成了一件物，尽管听起来好像尊重品质。例如，我们知道收藏家往往是收藏的爱好者并且熟稔收藏的本性，而不是他所收藏的什么。以品质为幌子的占有性获取往往表现出绝顶的庸俗，因为它对品质的崇拜只是一种装模作样的伪装，除非是以对客体所体现的美的热爱为基础的，而不是因为对占有的热爱。就像追求完美波斯地毯或完美咖啡的人一样，对完美事物的这种执着，除非是出于对美的关注，否则仍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咖啡应该更好，在我们的门口喚起世界的形象，当我们在啜饮咖啡时，梦想着自己身处于人们欣赏咖啡品质的地方。然而，有些东西似乎缺失了，在我们庆祝进步的时候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有人会把这种进步体验为一种丧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