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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主义02（第1页）

第四章世界主义02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咖啡会让我们感觉到与其他地方的和谐，为什么它会让我们感觉到与当下的和谐?抿一口咖啡并不会让我们觉得仿佛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这会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解释，把都柏林人看作决定论的一个简單的产品（本雅明称之为“剪贴画”的东西），毋宁说，世界上的咖啡也会在这儿，似乎通过确认我们在这儿可以拥有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从而纠正对场所的世俗性结构的不公平看法。咖啡使我们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因为天马行空地想象我们在别处，而是通过纠正都柏林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对都柏林的世俗丰富性的扩展恢复了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只使都柏林拥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而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也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喝咖啡还是不喝——给都柏林作为丰裕世界的一部分带来一个新的选择（接受还是拒绝）。都柏林摆脱了那种固定不变的只能接受它本身所具有的东西的限制。

世界上的咖啡不只意味着它的世界性传播，不只意味着传播到世界所有角落，而且意味着梦想的权力，意味着我们的当下如何在别的地方和其他场所被划分的形象的权力，意味着商品影响的眼神所矫正的本质上定位不公正的权力。比较而言，这样的循环使都柏林在这里和那里之间、此时与彼时之间有了切身的体验。我们可以品尝咖啡，意味着我们可以享受选择，享受世俗性魔力的丰富性，拥有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体验与我们有关的场所的能力，它们与我们的场所具有可比性，拥有体验与我们有关的其他时代的力量。如果咖啡似乎把我们带到了当下的世界，那么它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具有各种异质性和丰富性的世界，并把与当下无关的过去当作遗产带给我们。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伤心呢?

更难找到的是一家提供普通食物的传统小咖啡馆。大蒜鸡肉配上番茄，还有橄榄面包，可能对我们的胆固醇含量会有好处，但是它对我们的情感和精神状态会有帮助吗?我怀疑。在成为欧洲人之前，我们是爱尔兰人——有时候，世界上所有的罗洛罗索和香脂醋都不会让我们打起精神。我们需要的是孩童时代的食物（Marriott，2000，se14，1）。

现代咖啡馆本身就是交往的场所。这个反复出现在全球化评论中的认识体现在那些对咖啡馆雅皮士的批评中，他们假装喝着意大利咖啡。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怀疑雅皮士在想象自己生活在别处，那么势利小人可能就是我们的城市梦想家。更有可能的是，雅皮士正在考虑，把他们当下的地点和时间自命不凡地看作对公然不公平的纠正，直到现在，这个城市才能承认拥有任何人都拥有的一切，而现在是第一次拥有它。可是，正在消失和难以找到的东西就是“传统与平凡”，尽管看上去并不好，但是它“可能对我们有好处”。也就是说，最渴望的东西（时尚和营养设施）“可能不利于我们的情感和精神状态”。

拥有一切与这种表象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之间的张力困扰着我们，当苏格拉底描述一个自然社区的基本条件时，与他在《理想国》中关于香料的谈话产生了共鸣，这个时候，格劳孔插嘴说：

苏格拉底，如果你要建立一个猪的社区的话，这正是你129要提供的那种干饲料。

好吧，那它们怎么生活，格劳孔?

平常的舒适。让它们躺在沙发上，离开桌子吃这些食物和甜点，像我们现在一样。

啊，我明白了……我们不仅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还要研究一个舒适国家的发展。嗯，这可能没有任何害处。但是，享有这种生活方式，医生将会有更大的要求。（Plato，1945，v11，60-61）

对格劳孔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习惯了现代生活设施的人来说，看似可取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情绪和精神健康都没有什么好处。多样化设施的时髦增量可能实际上会产生一种失落感，这表明需要医生来解决我们的疾病。早在全球化现象出现之前，柏拉图就在这里以他的人物口吻提出了一种交流，暗示着这篇文章中所隐含的关于都柏林的张力。

请注意，愿望与它的形态之间的解释**流，不健康，无助于我们的情绪或精神健康，不能让我们振作起来。令人惊讶的是，都柏林的毛病就在这里：被誉为高质量的东西是令人沮丧的，进步让我们感觉到病态。这些改善究竟剥夺我们的什么东西呢?文中说，在成为欧洲人之前，我们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我们的感觉是具体的，而不是一般的，我们的自我感觉是舒适的，因为这是在我们体验的正在消失的幸福中被述说的（Simmel，1950）。可是，假如这样一种满意不存在，那么它就是一种缺席的在场，在当代都柏林景观中留下了它的踪迹。我们可以说，尽管它好像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也可以说都柏林给我们确定无疑的迹象表明，有些东西正在消失吗?

这种商品的魔力不足以提供“情感和精神的健康”。它承诺以牺牲留下的东西来扩张和延续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坏咖啡是坏的，那么坏咖啡怎么可能是一种代价呢?没有人否认咖啡是如何得到改善的，不过人们对咖啡质量的关注可能会被取代。这是因为咖啡是一种象征，消费是一种把它所代表的魔力结合在一起的行为，它有把遥远的东西带到眼前、而让身边的东西变得遥远的能力，它有把当下分割成一种地方性和普遍性的能力。我们以牺牲幸福为代价来消耗商品的神圣力量，那就是在商品出现之前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感觉。这样一种好东西怎么可能是不健康的呢?

我们有引人注目的声明，我们是爱尔兰人，并且在其意义的130拥抱中尽情享受，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与“我们的孩提时代”相关的，我们是爱尔兰人而不是欧洲人。这类似于孩子的天真而非成年人，成年人是充满痛苦的，因为它即便提高了“质量”，也不能让我们振作起来。

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童年——通常与纯真、好奇和想象联系在一起——现在与独立自足和志得意满、不受干扰的满足、宁静时刻的想望联系在一起，它在一个充满了丰富多样的取舍和选择的世界被打破之前，出现了改变那些似乎是连续的、不可改变的东西的各种想象方式。不好的东西不是咖啡的质量已经提高了，而是以一种外在的方式关注对质量的追求，即数量，以及它体现的焦躁不安。也就是说，这种对仅被确定为必要性和移动力量但又未被权衡的物体间的质量的追求，导致了不健康的状态，需要医生来治愈疾病，以便恢复我们的“情感和精神健康”。

不幸的信息是，唯一可能的是找到一家还没有被中产阶级化的咖啡馆……都柏林从萧条的省会城市向时尚的欧洲文化中心转变，再也看不到普通的咖啡馆了。（Marriott，2000，14）

这就是全球化争论的症结所在，城市表现在一个很小的迹象中，这个萧条的城市的转变本身就有令人沮丧的意味，也就是说，它产生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看似很好的东西（时尚的中心性）以一种看似糟糕的方式，或者不明确地说是好的方式，已经取代了糟糕的东西（被压抑的乡下人）。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当下就是一个根本的模糊性问题，当代都柏林是好还是坏呢?似乎并不知道，并且投票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文本所知道的是，有些东西已经“消失”了，即有些传统有灭绝的危险，有正在失去的危险。然而，都柏林人却在寻找这种正在失去的“所是”，这种正在失去的场所感。它的缺席被注意到了，并以一种保持生动的方式面对这种缺席。

失去的东西被称为“大众的”。但是，面对强有力的证据，对新咖啡馆和咖啡的热爱才是真正受欢迎的，这能是正确的吗?究竟谁有权为城市说话，是那些拥抱当下的人还是那些怀念过去的人呢?虽然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但是，在城市里，这个问题是围绕着作为我们的共同情境的世界主义的辩论形成的，而且是在这些变迁所引起的动**不安之后需要阐明的集体目标。正在消失的东西，似乎被想象为先于当下而出现的选择方案的一种自我满足。怎样才能把先于选择和富足的封闭世界，想象成比现在的开放世界和它所允诺的未来更好呢?作为物质丰富性的进步说教，难道不是让它愚蠢地哀叹过去，或更仁慈地说，使它看起来像一个古怪的姿态?

这种场所感回**着一种忧郁的声音。我们首先是爱尔兰人，也就是说，在我们被唤醒去思考一切可以想象的事情之前，我们首先与自己在世界上出现的方式相安无事，然后才被唤醒去思考一切可以想象的事情。如果我们被限制的过去体验为压迫性的东西，那么我们被扩展了的当下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同呢?这些曾经受欢迎的咖啡馆以似乎不再可能的各种方式为彼此之间接触创造了机会，或者，假如这些机会是可能的，那么它们现在只能是稀奇古怪的。看来，我们的被扩展了的当下的魔力，让我们热爱看来一直稀奇古怪的东西，一种被束缚了的发展的状况。

看起来好的东西，濒临灭绝的东西，就是在某些场所成为一个都柏林人的机会。我们可以把这些场所称之为场景，在这些场景中，都柏林人的存在和行为变得引人注目，变得可以理解，他们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并被人们看到，因此，他们居住在作为一个场景的空间里。使这种传统的与平凡的东西出现的场景是什么呢?这个文本描述了几个场所的名字，如阿尔法、雪利酒、内利咖啡馆、布兰登咖啡店。有一位工人说：“我们这里是一个令人快慰的地方……有五扇窗户俯瞰着这一条街，就像一个乡村十字路口。我们有不同年龄的人，从婴儿到养老金领取者，顾客们相处得很融洽”。在这个地方吃了20多年的老顾客马克斯说，他来这里是因为“这儿的食物就像是自家做的”，其他的年轻顾客，比如学生和上班族，他们选择的主食，其中有“像我妈妈以前做得一样的油炸土豆块”（Marriott，2000，14）。

“家里做的”象征着食物和母亲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幸福的汇合。虽然许多人都知道，这不一定是一种幸福的汇合，但是，在这里，它却值得记忆。我们再次回到现代城市的模糊性，他们一边喝着卡布奇诺，一边试图逃离母亲自制的食物，假装自己是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还假装自己享受着婀娜的伯爵夫人所给予的母亲般的溺爱，披着飘逸的秀发，穿着迷人的长袍，发出低沉的笑声，时不时地伸出双臂，低声说着：“吉多……吉多……来，坐妈妈的腿上吧……”传统的咖啡店似乎在反抗现代的矫揉造作，这种世界性的幻想。因此，我们欣赏一种非常强烈的和大众的品质感，这种感觉不仅是由人造的东西赋予的，而且还有妈妈亲自制作的东西给予的味道。

考虑一下品质：“尽管都柏林有这么多时尚的咖啡馆真是太好了，但有时我们宁愿吃烤豆子也不愿吃百吉饼；宁愿吃土豆泥也不愿吃意大利面。因此，我们会徒步前往少数幸存的真正的爱尔兰咖啡馆——但不是喝咖啡”（Marriott，2000，14）。这种食物偏好的竞争性形象掩盖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似乎没有人说妈妈的厨艺是最好的——当然不是咖啡，但是它似乎要满足被当代城市漠视了的需求。这可能是母亲的食物的力量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只要她做饭，就能非常成功地烹饪任何食物。就像都柏林这样的现代城市一样，没有给我们想象童年时光的乐趣，给依赖的慰藉和母亲的艺术留下任何空间。冒着表现更多的弗洛伊德观点的危险，其实我们并不愿意，听起来好像母亲是欲望的客体，与母亲的关系是场所正在消失的意义的一部分。我们的问题是要理解与母亲的关系、与场所的关系以及与其中表现出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的关系，究竟是如何被当作一个具有根本模糊性的领域被完成、被重塑和被争论的。母亲代表爱一个人自己的模糊性质，这种爱可能显得武断，甚至自私，尽管如此，但还是必要的。

顾客们想要混合烤架之类的东西，还是让欧式咖啡馆和快餐店引诱他们离开?我们没有受到影响。传统的爱尔兰食品永远也不会消亡。（Marriott，2000，se14，1）

有一句非洲谚语说，国王表现得好像从来没有吸过母亲的**一样。现代的都柏林人就像那些国王一样，可能忘记了他们原来对母亲的手臂（或**）的依赖。如果这种场所感持续存在，并且“永不消亡”，那么这个文本就仍然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拥有新的、时尚的东西真是“太好了”;而另一方面是“人们仍然喜欢传统的饮食”。这似乎不是一个做出非此即彼的决定的问题，因为两者似乎都有自己的地位。新的稳定不变的饮食令人筋疲力尽，但是单靠母亲的固定不变的饮食可能并不是那么“太好”，可能是“令人沮丧的”。都柏林人不能说旧东西就比新东西好，或者新东西比旧的好，因为这是必须解决的关系。这个现代化的城市是一个不完全和谐的混合体。假如没有现代的生活设施，我们就会冒着萎靡不振和乡下习气的风险；然而，如果有了这些便利设施，我们就有可能对已经失去的东西感到沮丧，“我们有很多来这儿度假的移民，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她们来这儿，是因为在这里遇到了她们的丈夫，或者是25年前或更多年前经常来这里。”

具体表现在去稳定化的共同情境中的都柏林的不安，深刻痛苦地反映在这个消失的问题上。这个问题表现在为一片乐土而进行的斗争中，从而保持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活力的场所。这个文本的坏消息越来越明显，因为这是都柏林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这是为了维持生物的繁殖力而战斗，既是为了来来往往的鼓动者和动摇者，也是为了为忠诚而埋头苦干的人们。对他们来说，这场运动是一种抽象的景观。所有都柏林人的情感和精神健康都处于紧要关头，对于那些需要和渴望把都柏林变成一个场所的所有人来说，这种场所既现代又传统，既非凡又平庸。

曼彻斯特

对于城市我们理解的是，它必须提供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第三空间”的持续建构，必须是一个以它自己的方式提供这种关系本身的公共空间，它必须体现在能够在本土多样性中保持令人欣慰的可识别的规律性场所之中，这些场所是独立的，但又并非与正在发生的变化无关。这只是对城市的一种看法，如果任何一个城市都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它在都柏林设想的形态可能就是那个城市的特殊标志。与曼彻斯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想一想曼彻斯特，并注意对现代咖啡馆里的喝卡布奇诺咖啡者的如下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