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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唯物主义（第2页）

费迪南德·布罗代尔的著作《日常生活的结构》，受到了导致由数量强化的拥堵、密度和过剩挥霍的城市景象的启发：“这一切都是数字的过错——庞大的人数。但是，大城市却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从它的寄生性存在来看，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捡起一些面包屑，并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Braudel，1985，556）。

这里有几点是非常有趣的。首先，尽管大量的数据可能暗示了城市资源的枯竭，就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人口加重了稀缺性的问题，但是城市也与可获得性产生了一种共鸣，假如所有人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话。因此，城市的数量过剩可能不会导致平等，但是它肯定会产生一种多样性，至少可以生存下来的异质性。这表明，在城市导致的不平等的情况下，“数字的权重”能够在生存方式和手段上创造出具有多样性的环境。城市是展示人类各种极端不同的境况的场合。我们是否可以冒昧地说，城市的数量过剩使它们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剧场，人类在生存方式和手段上的巨大差异都能够在这些剧场里登台亮相呢?这也意味着穷苦与富足的极端境况——匮乏和丰富——就像人类创造性的景观一样体现在城市之中，使人类痛苦和感动的各种极端境况都表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最高端的东西和最低端的东西并置在一起。此外，这一景观的伦理性质表明，人们总是可以看到不同的极端境况，不断地向他者和所有人的相互观看开放，这意味着对它们的拒绝注定是有罪的，对它们的颂扬必定会蒙上耻辱的色彩。

这种生存方式和手段上的多样性具有伦理和美学两方面的含义，因为它带来了类型、风格、工作和娱乐、商业和犯罪方面的人类智慧的集中景象。城市是人类创造性的舞台，“数字的权重”所暗示的更多的是物质性生产，而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方面的想象性过量。

城市的“寄生性”存在再一次表明，它的密度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用来创造生存的“合适位置”。城市始终处在只是被用来当作一种手段的危险之中，在持续冒着丧失品质的风险中，城市并不具有比语境更多的任何东西，即只是作为一种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权力而被开发或留存的资源。集中性、密度和聚集的数量力量掏空了自然，破坏了社会生活的质量，把社会关系变成了“令人可怕的聚集”（Braudel，1985，557）。然而，假如城市看起来像一个怪物，用布罗代尔引用的卢梭批判来说，这是一种丑陋的现象，那么，它可能仍然是一种反常现象，或者说，可能是一种增长的征兆。

事实是，这些人口稠密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寄生虫，而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它们是社会、经济和政治迫使自己成为寄生虫的。它们是一个衡量标准，是一种衡量手段。如果它们炫耀华而不实的奢侈，那是因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都是在这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因为资本和剩余的财富被倾注到它们身上，部分原因是它们想得到更好的东西。最为重要的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不应该由它自身来评判。它处于巨大的都市系统中，既让它们充满活力，又被它们所决定。像伦敦和巴黎这样的不断变化的城市面貌，体现了从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艺术向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艺术的转变……导致了一个新秩序的痛苦诞生。（Braudel，1985，557）

城市与“外部力量”牵扯到一种相互作用的镜像关系。如果说，城市是社会秩序的一种“衡量标准”或者尺度，那么这个秩序就“迫使”城市保持原样。我们可以通过城市“解读”社会秩序，通过社会秩序来“解读”城市。更确切地说，城市总是表现出从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艺术向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艺术的转变；随时都显示出新事物的出现。城市总是现代尺度、现代时刻以及张力、极端境况和预定解决方案的具体化。城市的用途取决于它作为一种客体、一个艺术品和一件商品的地位所具有的功能，取决于它作为资本集中的中心和作为一种景观的组织。把城市称为一件商品而不是别的东西掩盖了作为对象使用和参与的众多方式。

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城市的力量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是“在这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所以反映了新的社会秩序的要求，以及“倾注”“资本和剩余财富”的愿望，而这些资本和财富是城市在当时作为一种独特的结构积累起来的。城市是渴望超越正在出现的社会秩序的容器，它似乎是一种过剩，是生存的必需品，是在任何一个更新时期吸收并集中所有能量回路的场所，就像对新

事物的倒数第二次反射一样。在那里，各种极端境况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明显的社会形态，从而确认和突出为自身而存在的社会秩序的现代时刻。这段引人入胜的文字，通过“社会”——作为正在出现的社会秩序——展现出具有典范性的新生事物，通过它作为一种欲望客体的**而成为富有戏剧性和教育力量的景观。布罗代尔解释了城市作为一种形象发挥作用的方式。

城市拥挤和密度的强烈影响——布罗代尔称之为“令人可怕的”——常常通过它们的复杂情况把城市等同于数量，因而等同于恢复每一个城市都可能称之为自身质量的集体利益问题。这种紧张关系指向了城市的基本伦理冲突，唤起了顺从和机会、怀疑和进步的感觉，这些都被认为是城市内部生活核心的一种根本模糊性。

拥挤和密度被认为是城市必然具有的一种模糊性，因而也是粗野行为的持久责任。城市往往被认为是“乌合之众”的避难所，或者是一种未经反思的需求系统（Hegel，1967），或者是那些足智多谋的、更有组织的人操纵统治和暴政的机会，更确切地说，是被长期统治的场所，这要么出于对多数决定原则的无知，要么出于精英剥削的狡猾邪恶的自私自利。一方面，城市被认为是无知和**的储藏库；另一方面，城市需求的密集聚集被认为本身就产生了一种心理波动，这种波动体现在选择、变化和富足的丰富性上。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声誉取决于想象性结构的根本模糊性，这种想象能够把贪婪和机会、犯罪和创造力设想为都市生活的基石。由于这种冲突，城市的怪异性被人们认为以最为明显的数量含义表现为唯物主义的声音，这种唯物主义的声音本身又表现为任何一个城市都必须遵循的秩序。我们将开始把城市的唯物主义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而这个“问题”必须以其独特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怪异性

布罗代尔对城市发展的看法与巴赫金对《拉伯雷》中的身体的怪诞形象的讨论产生了共鸣。在把施奈根的“否定性”怪诞的概念与他自己的概念进行比较时，巴赫金说，这种怪诞必须被看作“与对新生事物的肯定密切相关的一种否定”（Bakhtin，1984，307）。出生、死亡和更新困扰着布罗代尔关于旧制度与乡村世界的死亡概念，这个概念表现为现代性的诞生和巴赫金有关死亡的怪诞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不仅背离之前的一切，而且也是一种惊厥性的复兴，在其过渡**的物质化过程中表现出死亡和重生之间的张力，就像一个怪诞的双头怪身体，死亡和重生同时被当作过量的生命来经验。城市的命运将在过渡中存在，将成为过渡的场所（景观）和过渡的所在地——用作为它的“尺度”的社会秩序来衡量——它按照这个秩序，凭借它渴望达到巅峰和典范的能力，把希望和恐惧（因此还有它的怪异性）结合在一起。

在怪诞的身体里……死亡不会导致什么事物终结，因为它与祖先的身体无关，它会在下一代中得到更新。怪诞领域的事件总是发生在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区分开来的分界处，然后在它们的交汇点上发展。一个身体提供它的死亡，而另一个身体提供它的诞生，但是它们被合并成一个双体的形象。（Bakhtin，1984，322）

让我们大胆地把巴赫金的“祖先身体”理解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集体是一个“精神集合体”而不是一个“需要体系”。在伟大的城市中，每一代人对集体永恒性精神的更新都被强化和戏剧化为一种异常重要的景观，是不是一种过于本质主义的观点呢?城市似乎是一个倒数（penultimate）第二的场所，在那里，一种新秩序的更新在与旧秩序残余的联系中得到了具体化。这就是说，在它的时代，任何一座城市在本质上都是现代的，并且在它的怪异性中反映出新旧之间的永恒的“怪诞”碰撞。按照康德对可怕的表述，城市的“目的”（品质）在数量上的失败从来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一个复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目的的变形只是一个取代的过程。在城市中，有趣的不只是用新的事物取代旧的东西，而且是每一个当下都指向旧事物的消失并且在当下得到组织的方式，它表现为独特的城市，对城市记忆及其困扰保持持续的关切。

城市的二元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怪异性。人们可以从一个怪诞的社会机体，即双体的城市形象中窥见，因为“它是生命中一个永远被更新的转折点，是死亡和概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容器”（Bakhtin，1984，318）。在他关于空间如何“像磁铁一样”吸引人口，以及人口如何通过超越边界并使其形成新的形态而吞噬空间的概念中，布罗代尔注意到了城市的生存和死亡。在巴塔耶提到的生产资料的巨大发展的概念中，数量和怪异性聚集在一起，如他意识到了布罗代尔所谈到的18世纪末圣彼得堡的非凡生产性。在这里，它所产生的东西是以“新的多样性”形态表现出来的变迁本身。它看起来很可怕，足以激起人们产生对其身份的质疑。

移民潮把各色人等带到城市里，难以得到升迁的官员和贵族、家庭的小儿子们、军官、士兵、水手、技师、教授、艺术家、艺人、厨师、外籍教师、家庭教师，还有大量的农民，都是从城镇周围贫困的乡村涌进来的。他们来的时候……货运马车夫和食品零售商，要不然就是一天半卢布的铲雪和铲冰工。他们从来没有清理过通往富人住宅的道路。或者他们可能是雪车司机，在这个大城市里为了一两个小铜板开着车把顾客带到他们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芬兰妇女是服务员或者厨师。她们很好地适应了这项工作，有时做得很好……实际上，这种混合体就是圣彼得堡原创性的基础。（Braudel，1985，538）

布罗代尔引用J。G。乔吉所说的话，他“发现自己在怀疑圣彼203得堡的居民是否有他们自己的性格”（538），而这正是这个城市的怪异多样性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这种异质性的时候是否有稳定性的问题。这种城市生活的狄俄尼索斯漩涡，是否废除了以某种清晰而独特的方式持续表现自己的能力呢?布罗代尔关于城市的“独创性”的概念暗示，在整个历史的盛衰兴废中，在城市中，持续存在的东西就是其混合的非凡更新，也就是多样性的非凡更新。在现代时刻，怪异的东西是正在出现的东西，就是人与保持“其自身性质”的努力之间的碰撞，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里都会在“数字的权重”及其所释放的多样化压力下体现和加剧的一种碰撞，在巨人症中形成的这种多样性会让深思熟虑的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城市到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个问题暗示——来源于苏格拉底，在巴塔耶那里继续存在，而此时在这里——意味着城市的生产性及其巴比塔作为一座多样性的塔，同时也产生了哲学，或者说，渴望对它的生产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提出疑问。

“流入”任何一个城市的“剩余”都不仅是一种资源，而且是困境和富足的象征，是贫穷和丰富的象征。这是一种以面对面的城市关系为幌子而不断更新的“混合体”，而这种关系总是对乔吉的问题做出回应：“城市有它自己的性质吗?城市只是一个符号吗?”在它的预兆下形成的数量和极端境况的权重，迫使城市肯定和展示一种能够调节极端境况的生活艺术，一种能够在极端性中把各种极端境况与作为一种欲望对象的城市本身联系起来的品质感。但是除了怪异外，这种生命形式本身还能有别的东西吗?

说更具体一点儿，布罗代尔通过城市撕裂自身、超越疆界、吸引更多的人，而不只是养活和满足他们来理解的城市的怪异性，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的一部分，需求超过了资源。按照这种观点，城市的生命力就在于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上的扩张，因为拥挤压倒了稀缺性，迫使不断地对城市重新进行定义。他把伦敦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随着伦敦在拥挤的重压下扩张，多样化的人口被集中化和被取代了。假如有些人获得了财富、奢侈品、工艺品、资源及特权化的空间，那么其他的人就会被“推到”或被迫搬到其他的地方：

大城市……无法应付其不断增长的苦差事……即使它想这样做，也会缺乏财力。最糟糕的实质性耻辱仍然是普遍的规则。（Braudel，1985，556）

在这个大城市里，数量的力量首先表现在通过作为一个集体问题的奢华组织起来的想象性结构之中。

东部和某些边缘地区正变得越来越无产阶级。贫穷在伦敦世界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出现，并且在那里安顿自身。这个故事中最黑暗的部分涉及两类被驱逐的人，爱尔兰人和来自中欧的犹太人……伦敦的这出戏剧……日益恶化的犯罪行为，艰难的生物**……只有从这条蠕虫之眼对穷人的看法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Braudel，1985，555）

群体

布罗代尔说，城市的戏剧只能通过“蠕虫之眼”的穷人看法来理解。他没有说穷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然而，他声称为这个城市辩护。这种漫长而光荣的解释惯例，既没有说穷人是许多人，也没有说穷人无所不在，而是说他所看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虽然布罗代尔并没有从虫子的眼光来书写，但是他必定认为表达或解释了这个观点。布罗代尔说，穷人看到的是他们自己的身体状态的存在——它的“恶化”和“艰难”的物质性存在——是一个受肉体支配的群体。倘若用穷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来把这个城市理论化，那么对我们来说，对贫穷的自我理解，就反映了体现这个城市的最佳方式和方法。在选择成为穷人的喉舌时，布罗代尔冒着把蠕虫的眼光与智慧等同起来的风险。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接受这一挑战，反思这种挑衅，使真实变成透明的话语。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城市不是美丽的，不是功能性的，也不是一种“融合”，而是以我们看待身体或者像穷人看待他们自己那样的方式来看待城市。为了理论化，从地面模仿熟人社会的观点，也就是从最低的有利位置来模仿蠕虫，我们就会与真实重新联系起来!

他建议我们在欲望的失败以显而易见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地方去寻找视线。在那些几乎活不过眼下的穷人眼里，欲望的失败尤为生动。穷人的眼睛里所反映出来的欲望的失败，必须被有条不紊地防止在城市中出现，但是，它的缺席总是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在场。这就是说，欲望的消失总是困扰着城市。蠕虫眼睛里的穷人看法，被其艰难的生存所消耗，他们似乎没有勇气去设想自己比生存的状况更重要，因此，没有任何勇气能够把当下想象成比打发时间更重要。从蠕虫之眼的穷人视角来看，当下的生活可能被认为是给他人提供机会，而不是为穷人自己提供机会。且不管其他人，即使是大多数人可能拥有什么和相信什么，但是穷人所看到的是，任何差别都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数字提供的权重有多大，穷人都必须坚定他们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人所消耗的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区别。正如布罗代尔都感到困惑不解一样，城市被这只蠕虫之眼的穷人看法所困扰。城市作为一个群体的观点，这种自下而上的看法，是城市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众多的城市话语声音之一。可以认为，数量压倒质量的一种方式，也许就是通过城市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欲望的失败都会使城市陷入变得怪异的境地。任何一个城市的资产阶级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应付各种幽灵，也就是说，要让城市漂泊流浪、焦虑不安的灵魂安顿下来。

穷人的命运与人生机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韦伯通过社会阶级作为生活机会的概念明确了马克思的工作要求，即在当下，社会阶级的概念通过过去来体现存在的行为，以某种方式限制未来的行动。对于穷人来说，当下仍然在继续，重申没有未来的事实，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有所作为的办法。穷人的身体性存在不能受思想和行动的影响。然而，这种需要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穷人被看作肉体的群体，即一种身体的群体。人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看待城市。与这种（蠕虫之眼）的穷人看法不同，有另一种视角可以看到并力图利用每一个当下的流动性。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总能把当下想象成有所作为的适当时机。资产阶级似乎拥有无限的乐观主义，就像无产阶级似乎存有巨大的怀疑主义一样。与把“蠕虫之眼”的看法等同于“智慧”（对社会结构的“现实主义”把握）的理论策略形成对比的是，把资产阶级的观点与智慧等同起来也是相似的策略。通常，资产阶级的观点，它的甜美生活的梦想，就是用来为城市辩护和用来谈论城市的。这些对立观点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把自己的部分意见看作知识，也就是说，都把自己的有限观点看作确定性的、全面性的看法。与这两种观点不同，我们的城市是一种欲望体系的概念认为，无产阶级的声音和资产阶级的声音都被痛苦地卷入一场为城市言说的话语斗争之中，卷入一场关于解释手段的斗争之中。

穷困与富足

在卢梭提出的基本形式中，唯物主义呈现出一副怪异的面孔。

最后，消费性的野心，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为了凌驾于他人之上狂热地提高一个人的相对财富，从而致使所有人都有一种相互伤害的基本倾向，一种隐秘的嫉妒心更加危险，因为为了更安全地攻击它，它常常以仁慈的面具伪装起来；总而言之，一方面是竞争和争夺，另一方面是利益的对立；并且总是隐藏着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欲望。（Rousseau，1964，156）

卢梭认为，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一种极其怪异的伪装。对蠕虫的仁慈掩盖了对利润的渴望。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已经提出，资产阶级首先要让每个人都一样，创造出一个由他们的观点统治的集体。当然，这个“利润”，即资产阶级，因为它会使“每个人”获利，也就是说，人人都将成为中产阶级。那么这种伪装究竟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中产阶级伪装成一种平等的姿态。事实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仍然会掩盖人生机会的社会分化。任何一个城市都会以一种怪异的形式加剧和导致资产阶级对机会的乐观主义与那些假装为其说话的人的怀疑主义之间的冲突。

卢梭认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城市都表现为权力与无权、穷困与富足一种不成比例的集中场所。这种不相称的关系，似乎是一个事件，集中了区分和价值的伪装，并且蠕虫之眼对肉身之众（自我否定的）看法则是生产性的一种巨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发展。这样，城市反映着它的文明——无时无刻和无处不在——难以解决的公正问题的根本模糊性，而公正问题是城市共同情境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资产阶级

本文的一个核心框架是，一方面，城市集中了不成比例的企业权利份额，并且是企业经济过度估值的关键场所之一；另一方面，城市构成了弱势群体的不成比例的份额，而且是其资本贬值的关键场所之一。（Sassen，1994，14）

萨森声称，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这种集中性，并赋予它以独特的形态，而这种并存状况是一种对城市空间具有不同影响的结构。这样，经济驱动的“数字的权重”就具体化在人口的集中性上，其中那些拥有不同权力的人有着密切接触。马克思曾说过，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以它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为基础产生贫富之间的社会关系。城市就是加剧那些不同利益的人之间的隐性差异的场所。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城市中，空间的不同使用均以相似的方式被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