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九章 兴奋（第2页）

我们要正视对城市里的行人、步行者的各种描述中的张力，以便更好地把城市的供给物和**理解为一种欲望的客体。如果270说步行者只是一个偏离主题的例子，那即使是一个在最有趣和最有创造性的意义上的文学（literature）形象（Chambers，1999），似乎也会受到她从中寻求的短暂休息的生产性支配。对步行的这种看法产生了关于实践以及典型闲逛者的不同版本，最直接的是，逃避重复性的日常生活和世俗性，或者在没有区别的人群中体验到被强化的无所不在的幻想（Chambers，1999，215-249），或者，最后是保护自己免受城市生活的感官密度和速度影响的一种本能要求（Latham，1999）。因此，一种有关城市经验的话语便开始出现了，它以创造性游手好闲者的形象为象征，他们可以看作被逃避、权力或者生存的本能驱动的人。人们对城市及其典型居民的某些持续性的集体关注，取决于他们是否毫无疑问地接受一种非常基本的欲望概念。在这里，我们需要把城市中的运动当作一种强大的社会现象把握，以便理解它的辩证法、它的风险以及它在集体生活中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逐步阐述表现为城市中的欲望轨迹的经验探索，首先是对行为的探索，然后是通过期待冒险的探索。这会让我们明白齐美尔把城市当作一种欲望客体的概念。

街头生活

本身我们把城市看作一种等待和步行的场所，并隐含地指一种观看的场所。由于行人本身的匿名性意识，观看似乎与等待行为和步行本身联系在一起。一个没有计划等待和行走的人，是根据此时此刻，根据碰巧出现的事情来界定的。城市居民的无所事事指的是按照随机性、间接性和偶然性定义的意愿。观察家认为，城市的文化最好把它最典型的主体想象成只是为步行而步行的行人，“到目前为止，步行是打量城市的最佳方式。没有什么能取代步行时的观看”（Jacobs，1985，12）。步行是为了实现具体的计划，到达目的地、约会、通勤，甚至为购物而进行的，往往是漫无目的的，但指向行动和富有事件性的场所。

在城市里，把步行、等待和观看联系在一起的是街道。街道是步行的路径，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最完美的观看位置，因为通行271在街道上移动。既然接近街道或行人通行的位置是观看的必要条件，那么，观看大体上就与久坐不动的形式或位置，如咖啡厅和长椅联系在一起。街头生活的不断运动要求照顾到观看的活动，照顾到观察哨里不时被打断的活动。尽管城市里的许多步行都是由那些下班的人进行的——午餐时间的办公人员、建筑工人——商店老板和服务人员的持续观察，可以说这是他们职业的一部分，照看孩子的人则往往把游乐场变成了监听站。假如一个城市的人员流动不像自动化的东西那样持续不断，就必须建立监听站，正是在城市欲望经济中的这种观察和被观察、观看与被观看之间的张力，把行人表现为一个社会行为者，并为监听站提供富有启示的解决方案。

观看与被观看之间关系的模糊性释放出许多张力。既然商业机构控制着大多数观察哨，那么商业的视角就始终与这些哨所的需求以及有利的空间需求并存。这就产生了行人的颠覆性以及他们在城市中对观看和等候空间的机会主义搜索，把商业机构转变为观察哨，以及在这些没有想象到的地方重新改造这些哨所。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就在于有关这些机会的口头流传，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行人不是在不断地与汽车搏斗，而是与城市对行人空间的占有进行持续的斗争。城市的法律秩序、法令、地方法规和财产制度对步行的监管与行人的创造性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之中，行人力图在法律秩序约束及其审查隔离与步行计划之间找到一个位置。当把观察和被观察之间的关系与下班和当班活动之间的区分进行比较的时候，突出强调的是这种观察的无所事事，这始终是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因为，如果通勤者和上班族觉得处在他们认为无所事事的人的持续监视之中，那么通勤者和闲逛者都可以感觉到一目了然，并且会接触到那些忙于工作的人的凝视。

最后，当被观看的那些人认为是对他们隐私的一种侵犯时，观看的超然性可能始终是一种争论的根源。这表明，在街上的存在并不必然是在公共场合中的存在，这让我们怀疑，在强迫行人承认街道是一种消解身体隐私的方式上，不同的城市存在着差异性。城市总是提出这个问题，即私人的事情是否或者如何可以和应该被公开?私人的身体与大庭广众中的身体之间的适当界限是什么?正如步行和等待一样，区域性城市往往把观看界定为一种272不应在公共场合进行的活动，要不然，就以尽量减少风险的方式把它制度化。

假如这些张力存在于任何一个城市，那么我们便可以把城市看作“解决”这些问题所表达的方法。城市是可以被想象的，并且可以根据如何创造一种步行、观看和等待、政策以及分离模式的环境从统计学上进行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城市都必须在极端状况之间创造一种街头文化，一方面没有反思性的行人流动，仿佛是运动中的一条生产线；另一方面相互循环的面对面的邻居的定居飞地，就像太阳系的单元一样。这样，城市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对抗和更新这种私人化的街道看法的问题，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性手段，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那些只想摆脱孤独的人的一个避难所，仅此而已。

密度，孤独

城市由于公共生活的戏剧性吸引私人化的居民走上街头。城市越是地域性的，居民就越逃避街道的生活，要么是出于安全、疲劳、自给自足等原因，要么只是利用城市旅行和“娱乐”。在某种程度上，对街道的恐惧，就是对观看和被观看风险的恐惧，对遇到偶然和未知的风险的恐惧。因为当街道被强烈地卷入时，它就是一种具有匿名性和异质性的持续实验，而这种匿名性和异质性是由观看的偶然性和以无法估量的表现方式释放出来的。

在街上独处的真正令人兴奋的东西是城市的拥挤加剧了孤独。独处和拥挤之间的张力随着城市居民的孤独而重新焕发出活力，一种体验是因为独处并且是在同一时间里被强化的，因为一个人既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又与群体相分离地沉浸其中（Baude-laire，1972）。波德莱尔非常清楚的是，完美的行人是单独的人，在公共场合中，独处的脆弱性加剧了冒险和兴奋。成双成对和成群结队行走的安全性不仅在于人数，而且在于他们对亲密无间的承诺，而单个人的创造性则取决于她的脆弱性以及它为她所提供的考验独特性的机会，因为她有在公共场合享受独处的能力。行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人的风险在于她是调情老手，知道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因为知道街道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即这种知识究竟会麻痹人心还是会鼓舞人心。对于行人来说，街道是一条更新的道路，让她想起了物种命运之中的根，想起了“从灰烬到灰烬，从尘埃到尘埃”中的根，让她回想起了面对那个幽灵的时候要肯定自身的生命需要和渴望。

一方面，城市的数量力量可以压倒行人，就像香港或加尔各答一样，这是因为数量并不总是与多样性的刺激力量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大城市可以是密集的，但并不是富有动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作为威力和无限性的数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康德的崇高概念有关，不是因为它们的巨大和无形式感而表现为美，而是因为表现为巨大（Kant，1952，98-100）。另一方面，数字可以产生一种形式，并形成取消刺激机会的简朴性和目的性。单靠数字并不能为城市注入生命，因为就像布托在他的小说（Butor，960;1996，52）里把曼彻斯特叫作布莱斯顿一样，一个大城市可以集中在私人空间中从而隐藏多样性，让街道只向陌生的、边缘的或贫困的范畴开放。

布莱斯顿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曼彻斯特或利兹，纽卡斯尔或谢菲尔德或利物浦……要不然，毫无疑问，像匹兹堡或底特律这样的美国城市也会对我产生类似的影响。（Butor，1960，35-36，38）

这表明，拥挤在泛滥的过度与简朴的不足之间，在数量的过度和崇高的无形式感之间的空间中有一种平均值，并且不足和丑陋的不和谐——这些极端状况之间的一个点——使城市作为集体能量中心的街道生活成了问题。如果城市能够为行人的街头生活创造一个机会，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城市街道生活的混合性特征，即由于那些他者的在场——成双成对和成群结队的步行者和观看者——他们沉浸于亲密无间之中，并且把行人的孤单戏剧化了。行人只能在其他人的镜子中看到自己，在她与他们的对比之中看到自己，这意味着行人的活力取决于成双成对和成群结队的共存运动中的这种异质性。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混合体，行人就会消失在一致性的流动之中，成为熟悉的孤独难民，他们作为体现城市特征的共同孤独的一部分困扰着地域性城市。

行人的风险出现在他者之中，行人观看并且被他们观看，这是街头生活不断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它在与它受到威胁的虚无的274对抗中考验完整性的不可阻挡的机会。对这些他者而言，对这些成双成对和成群结队的人说，街道是一种乐趣，是一次参与城市场所便利设施的机会，但绝不是对富有事件性和重大行动的承诺。假如波德莱尔说，要是没有被人群看见就能唤起一种掌控感，那么行人的掌握就取决于他们把他变为奴隶，行人对这种混合体的渴望，以及含蓄地表明城市能够满足这种欲望，使他成为城市的奴隶，使他在任何一个不能履行承诺的城市里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离开了这些可能性，行人便成为一个火柴人，他之所以会被疏远，不是因为缺乏关系或者因为陌生的习俗，而是因为街道缺乏生活。我们想要开始探索的正是这种联系。

奇遇

按照齐美尔的看法，经验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冒险，只有当激活某种“经验的张力且这种基本内容得到实现”的时候，即只有当“力量的中心源泉”转变为“生命的外在化”（Simmel，1959，253）之时，经验的内容才会被规定为一种冒险。奇遇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违背了生活的连续性，仿佛是“我们的存在中的一个外来物体”，然而，只要被赋予的重要性使它又返回或者陷入生活的语境中（Simmel，1959，243），它就不是偶然性的和陌生的。齐美尔的意思是，奇遇描述了一种经历，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偶然性的经历，似乎都与生命的整体隔绝，但是在（而不是尽管）这种明显的“治外法权”中，它把“回到”与生活的必要性联系起来，以一种更新它的意义的方式回归到“梦想般的”生活（Simmel，1959，246-247）。经验的边界总是在当下，既与生活隔绝，仿佛是外在的，又在同一时刻由赋予生活的必要性和意义的能力定义。

齐美尔认为，奇遇就像风流韵事一样，外在性来自它对无法被决定或无法强迫的某种东西的依赖，即便这种东西是通过毅力、技巧或作为一种“免费礼品”而“赢得的”，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恩惠”（Simmel，1959，252）。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流韵事的外在性及其短暂性，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命的中心联系在一起，而不同于所有偶然发生的事件。作为奇遇的典范，风流韵事既是永恒的，又具有永恒的有效性，是对永恒的一种时间表达，是一个无时间性的有效性和理想意义的时刻（Simmel，1959，

251-253）。风流韵事及其结局所强调的是奇遇辩证法中的张力，275是一种“**的、突如其来的征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命运”，是某种无法言传的东西（Simmel，1959，253）。风流韵事告诉我们，奇遇作为当下的一种转变，为何必须把偶然性的或外在的——偶遇——想象成充满了梦幻般记忆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作为生命意义和必要性的故事的一部分萦绕在生命的未来变奏之中。

这种无与伦比的经验，只能被解释为由于内在必然性而包含外在偶然性的一种独特的经验。（Simmel，1959，247）

这种奇遇的辩证法是一个“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来回发挥作用的永恒过程”（Simmel，1959，247）。在这个过程中，意外被解释为对生命之意义的更新。这种辩证法是作为欲望系统而变得具体化的，在那里，不可预料的生命因素是用一个人所知道的既不可能又渴望的信心和决心来对待的，并且在面对这种不可能性的时候又带着确定性去渴望它，而这种不确定性通常是为能够预期的东西而保留的。冒险者被驱动着把瞬间和易逝的时刻“转化”为一种具有永恒有效性的事件，它总是冒着巴塔耶所说的“尽可能大的损失”的风险（Bataille，1985），因为它是超过事件结果及其成本核算的一种损失。在赋予当下这样一种永恒的意义的时候，一个人总是表现出仿佛我们生命中的不可知元素是已知的。在这里，齐美尔用卡萨诺瓦作为某个人的一个例子，他“对未来的看法在这个……瞬间完全被抹去了”（Simmel，1959，246）。就行为的空间和场所而言，我们能够通过具体说明它把这种奇遇的概念带到现实中来吗?这会让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冒险的物质性基础问题。

城市即行为的场所

戈夫曼告诉我们——用通俗的话说——行动被用来指一种特殊的情境，一种与偶然机会有关的各种情境（Goffman，1967，149-270）。只要有行动，就一定会有机会（Goffman，1967，

149）。戈夫曼根据他所谓的应然性和事件性来概念化这些情境的参数。如果应然性指的是超越它所完成的场合边界的一种行为衍生物，即当对执行者的整个生命产生影响时，他就把它与有限制的和孤立的“被消磨的时刻”进行对比，并且“不会波及余生和产生不良的影响”（Goffman，1967，162）。

个人的生命历程不受被消磨的时光影响，他的生命是以这样一种它们不受影响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消磨时光的活动是预先选择的，不能束缚或纠缠个体的活动。（Goffman，1967，149）

也就是说，一个行为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后果；而一个对个人的整个生命产生影响的有问题的行动却被认为是富有事件性的。

一个活动可能是有问题的，也可能是有结果的。我把这种活动称为“命运多端”，尽管“事件性”也是如此，在这里，正是这种偶然性关系与我们相关。（Goffman，1967，164）

这就好像除了个人的特殊癖性外，事件是情境本身所固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让我们想到一种具有这种可能性的情境样式。

人类的状况确保事件性始终将是一种可能性，尤其是在社会情境中。然而，个人通常组织自己的时间和有时限的工作以避免命中注定……然而，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些特殊的称心工作，在那里活动是如此明显的成问题和意义重大，以至于参与者很可能会前瞻性地使自己倾向于命中注定，在这些方面觉察到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正是在那个时候决定性的情境发生着微妙的转变，必须由经受它们的人从认知上重新组织起来，[假如]平淡无奇的时刻被解释为并非必然有问题的……[而且]倾向于枯燥乏味……那么把一个情境看成富有事件性的，就是期望它是一种偶然性的情境。社会世界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强烈地倾向于行动的人，如果像一些赌徒一样，就能察觉到机会的潜在性，在这些情境中其他人则认为没有事件性，这种情境甚至可以被建构起来，从而使这些可能性变得显而易见。（Goffman，1967，170，200）

这意味着情境本身为这种想象性结构提供了机会，意味着富有事件性就是它们存在的一部分。

我所说的行为这个词，是指那些意义重大的、成问题的并且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进行的活动。行为的程度——严重性或真实性——取决于这些性质如何得到了充分的强调，以及如何在衡量方面从属于相同的模糊性，就像在偶然性的情况中所描述的那样。行为似乎最为明显的时候是……发挥作用的各个阶段……都出现在一段时间内，简短到足以包含在持续的注意力和经验范围内。正是在这里，个人将自己释放给正在发生的时刻，把自己的未来状态押在未来几秒钟之内变幻莫测的事情上。在这样的时刻，一种特殊的情感状态很可能会被唤醒，转变为兴奋。行为的位置可以容易而快速地移动，正如任何浮动的双骰儿赌博所证明的那样。（Goff-man，1967，185）

戈夫曼把命中注定看作对个体生命的一种情境后果。这是一种既成问题又意义重大的活动。决定命运的行为是不确定的（它们可以是这样或那样的），而且是有效果的。许多行为是不确定的，却有无动于衷的效果。根据戈夫曼的说法，命中注定需要这种模糊性和后果的联合。正如富有事件性是情境本身的一部分一样，命中注定也是由行为释放的机会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