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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兴奋02（第1页）

第九章兴奋02

按照戈夫曼的说法，行为的情境描述了那些激发事件性和宿命感的期待机会的条件。用一个更古老的成语来说，它们就像机会结构一样。一种行为的情境为激发与环境的事件性和决定性关系提供了资源。让我们跟随戈夫曼深入一步：从……碰碰运气开始，我们进入因果性；从那里变成了那种命中注定的尽职尽责……从那里到行为——都是一种值得颂扬的自我决断的活动。并且，我们看到了这种命中注定，许多人都会回避，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会认可，而有些人则创造了一种可以专心致志于其中的环境。一些有意义和特殊的东西似乎涉及行动。（Goffman，1967，214）

假如我们不理会启发戈夫曼的人格概念的限制经济是一种自我表现和自我保护（其功利主义光环），那么就仍然可以跟随他来理解作为一种人格考验的行为情境的吸引力。

鉴于这些关于人格性质的争论，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行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很明显，正是在行动的时刻当中，个人有时在关键的时刻向自己，有时向他人展示其行为风格的风险和机会。性格冒险，一个单独的漂亮的展示可以看作具有代表性，而一个糟糕的展示却不会轻易得到原谅或不会有重新尝试的机会。要展示或表达性格，要么我们强大，要么造就我们的性格。简单地说，自我可以自愿地接受再创造。（Goffman，1967，237）

这应该能够具体说明第七章提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底278蕴。戈夫曼关于“间接体验到的命运感”的观念，使我们能够掌握对生产性的重视如何在想象性结构中被取代和浓缩的方式，这种想象性结构把所有的机会都看作痛苦的场合，也由于这种挑战而被看作是令人兴奋的。我们可以开始把城市居民想象为行为者，从行为承诺的角度“寻找”情境。现在，行动是指使性格问题发挥作用的机会。这与巴塔耶的爱欲观念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这个概念中，人类行为者“把他的存在置于疑问之中”（Bataille，1962，29）。在这里，我们不是简单地按照找路的模式，即按照在城市地形空间中找到自己的路的模式来设想社会行为者，而是把社会行为者看作由行为的预期及其所承诺的性格更新来指导的人。

为了这种满足信念和连续性的基本要求，我们在一种根本性的错觉中受到鼓舞。这就是我们的性格。这完全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会改变的东西，不过，它仍然是不稳定和可变的。性格方面的可能性激励着我们，在我们所接触的社会活动的每一个时刻努力更新自己，特别是在社会活动中；正是通过这些更新，旧的惯例才能得以维持。在我们所面对的时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赢得的，这样社会才能面对不同的时刻并且战胜它们。（Goffman，1967，239）

在这个概念中，性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为社会行动者梦想的作用，即更新既是可能的，也是被情境性嵌入的。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一概念与城市景观联系起来，作为呼唤或质询行为主体的空间和环境的允诺镶嵌图吗?这使我们开始反思，在面对日益加剧的一致性时，一些城市的特殊性和持久性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矛盾，人们认为这种一致性消灭了城市的个体性。例如，如果纽约、伦敦和东京被认为是全球城市的典范，它们被经济标准化和企业涌入的浪潮所淹没（Sassen，1991和1994），那么它们作为集体完整性中心的持久力，或许就在于景观如何使社会行动的想象性结构变得更加丰富的方式。

也就是说，不管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公司一致性的外部表象如何，但是，作为一种行为场所的城市感仍然没有形成。我们不是在谈论伴随着城市变化而来的装备，如中产阶级化、滨水区项目，也不是在谈论吸引旅游业的资源。城市以不可还原为这些条279件的各种方式为它们想象具有事件性和决定性的生活提供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作为“世界文化之都”有望成为可能——作为社会情境地形学的一部分——一种预示着性格更新的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想象性结构。我们能够开始探索的东西，正是这种饶有趣味的假设。

假如说，雷蒙·莱德鲁特所谈到的爱欲私人化及其和解似乎体现了现代城市的特征（他所指的是意义丰富的历史行为的消失），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首先从其社会空间生活中的事件性和决定性参与感的消失的角度，把这一点理解为各种行动情境所提供的机会前景的消失。

这一概念允许我们用一种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方式研究城市居民的生活——各种日常工作和惯例——往往把她对空间的定位看作想象性的，而不仅视为对她进行惩罚的一种剥夺，就像批判理论及其对闲逛主义和作为消费者的城市居民的私人化的沉思冥想所做的批判认为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城市生活的积极面为何是其想象性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戈夫曼把两种角色区分开来，一种痴迷于安全和保护，另一种则寻找兴奋和刺激。第一种角色类似于在寻路模式中描绘的行为者，为了完成一项实际的任务而在城市空间中大胆选择自己的道路，另一种角色则被设想为给这样的地形赋予一种富有事件性和宿命感的期待。正如戈夫曼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可能会扭转这种看法，并将这种类型学应用于情境本身。

在寻找行为在何处时，人们获得了对世界的一种浪漫划分。一方面是安全而寂静的场所、家、在商业、工业和职业方面的良好协调角色；另一方面是所有那些产生表达的活动，要求个人把自己置于边界之上，置于危险时刻之中。正是由于这一对比，我们几乎塑造了我们所有的商业幻想。正是这种对比，流氓、罪犯、骗子和运动员们都获得了自尊。也许，这是为了我们利用他们的表演仪式而支付的报偿。（Goffman，1967，268）

从我们对城市以及巨大变化的经验来看，从某种根本性的意义上说，城市的性质与它为性质的肯定和更新、为决定性表现的情境提供机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把他们自己置于边界之上”，并且在这些机会中，兴奋和无法估量共存，难道这不是可能的吗?这就要求我们考虑两种活动，它们都处于这种事件性和决定性机会的边缘。一种是戈夫曼所掩盖的作为“消磨时间”的活动，被用来当作一种无事件性的范例；另一种是步行的活动，他在文章中对此保持沉默。然而，在这两种意义上，消磨时间和步行都为深化我们对城市行为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机会。根据戈夫曼的说法，与集体组织的“严肃工作”不同，消磨时间是“休息时间”活动种类的一部分，这很可能是成问题的和无动于衷的，“严肃工作要求个人努力适应其他人的需要，为了履行他们自己的义务，这些人指望他提供用品、设备或服务……[保存]其作品和交付以及处罚……假如他没有完成的话……的记录”（Goffman，1967，162-163）。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打发时间，虽然有问题，却无关紧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种问题，即消磨时间如何能够被转变，如何被转变为决定命运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有典型的城市活动集合——购物、消费、散步、浏览、闲逛——所有这些活动都被描述为城市私人化的例子，被描述为孤独的资产阶级城市居民对自恋性的自我陶醉的癖好。然而，应该有一种以更有力的方式理解消磨时间的机会，消磨时间是社会行为者寻找行动的一部分，即在社会情境中寻找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活动。如果消磨时间包括步行，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重新思考以想象性方式参与社会机会的“暂停行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假如没有一种关于消磨时间的美学，那么我们就无法把闲暇理解为任何东西，除了反抗资产阶级——私人化的和异想天开的——对生产性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要求。如果追求这一方向而摒弃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有把城市生活概念简单化的危险，因为城市生活似乎与我们无法简单抵制的这些时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等待、懒散和打发时间

当开始把打发时间当作一种正规的、重要的、决定性的承诺来对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城市公共生活的紧张程度。打发时间之所以是正规的，是因为它是由艺术来引导的，不管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打发时间之所以在任何时刻都是重要的，在于平凡和有条不紊的特性在把空间划分为一个特殊和有区分的场所的时候会受到抵制；打发时间之所以是决定性的，在于当参与性受到差异性**的时候，它的遭遇会预示一种行动上的认识。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把闲适的修养看作一种无所事事的完美体现（Chambers，1999），是为了应对生产性、流水线和机械化的重负，这种观点仍然保留着闲散性及玩乐性的偏见，这是由现代城市生活需要优雅的生存所决定的（Chambers，1999）。在这里，我们开始发现一种街道的修补术，这是一种都市文化。然而，在城市经验就是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背离性颠覆的这种看法中，真相往往集中在逃避现实的性质上。相比之下，在一些目的是要恢复城市生活的积极经验的工作中，真相却往往被埋没在所谓的批判理论中，各种解释都集中在机会主义的更新不受控制的城市有形速度和意象的欲望上，通过一种“富有韵味的”参与模式，把它们定位于“改变客体的纯粹物性”（Latham，1999，466）和“挽救事物中被遗忘的人类残余物”（Latham，1999，467）。

在不同的情况下，城市都被认为唤起了强烈而生动的不受控制的情绪或反应，无论是重复、不安还是感觉过载。但是，在有关城市集体生活的隐性焦点及其培育“问题”等看法中，懒散的行为以及赋予无足轻重的外在事物以意义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行为，都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我们怎么能够开始把打发时光想象为城市中的兴奋经济的一部分呢?齐美尔和戈夫曼都暗示了这一点，并且隐含在关于闲逛者的话语中。

在沃尔特·鲁特曼的经典电影《柏林：大城市交响曲》（1927）中，柏林首先出现的是一条指向城市生活中一天生产的难以察觉的运动装配线。这个城市以某种旨在展示身体匿名性的方式被描绘成运动和拥堵的喧嚣，仿佛是从笛卡儿式的观察者角度在社会空间中看到的抛射物，他的感知停留在景观上，这种景观就是一堆视而不见的机械操作的向量，一个吸引和排斥的社会原子轨迹，偶尔会相互接触和相互排斥，就像运输线上的物体，处在不断地演变和退化之中。

因为城市生活中的一天在这部电影里被当作出发点，从醒来到一天的夜间活动结束，所以这个城市被想象成了一个庞大的运行和运动的循环，就像一个绝对掌握这个全景的感知者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概念所释放出来的匿名性与观看者对行动场合的漠不关心有关。正是每一个场景的无足轻重才赋予一整天以意义。但是，这些无足轻重的场景，对处于运动与和谐中的这些视而不见的物体、身体的质感和活动，甚至是工作和娱乐项目的质感和活动的特写镜头，都并不意味着重要性。毋宁说，重要的是城市中一天的无足轻重。在不能把城市想象为一个行为场所的情况下，人们所看到的东西就只是城市的匿名性的重要性。柏林的道德原则本身并没有出现在这部电影之中，因为它希望把这个城市表现为一部由移动的身体组成的交响乐，把它一天的无足轻重当作这个城市，实际上是当作所有城市的重要而独特的东西表现出来。

这部电影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获得了成功，既因为它把城市重新塑造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场所，又因为它非常尖刻，充满意义，把城市描绘成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发挥作用的场所，并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电影本身突出一天中那些毫无意义的时刻，它似乎是机械运作脱离了任何更大的整体，含蓄地提出了从一天到一天的不同时刻以及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的不同时刻之间的关系问题。

假如承认柏林的虚假画面就是这个城市是什么（在构成这部电影的形象中所体现的脱离现实的运动装配线），我们就会忽略电影的“虚假性”的夸张之处，即被夸大的、比虚假更加虚假的形象的真理。这个城市的真实之处，就在于无足轻重的重要性，它的漂移点，它的匿名性。假如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柏林与芝加哥或墨西哥城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它还是允许我们开始探索作为一种挑战、作为一种提出其身份问题方式的生活（日常事务）的匿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夫曼所说的性格更新，富有事件性和决定性参与的前景，作为一个问题的生命无意义的一部分的解决方式和途径，难道不是使匿名性具有行动可能性的一种集体筹划吗?

城市的匿名性是被时时刻刻和日日夜夜的永无止境、无休无止的无事件性，用一种实现景观重要性的方式戏剧化的吗?而且，在压抑的无事件性中体验到的匿名性景观的魅力，难道不是一种被人们当作需要克服和掌控的经验唤起和期待的东西吗?因此，对城市行为的预期，在作为决定性和事件性参与的关键时刻的结构中，既基于这种无事件性的超越，也许诺这种无事件性的超越。如果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作为一种事件性和决定性的行为机会的城市**中，那么，这就是需要得到发展的开端。前进的道路是把体验城市的社会行为表述为这样一种导向行为，即把短暂性事件转化为一种必要的行为，而这种必要性“与生命承载者的性格和身份联系在一起”（Simmel，1959，246-247）。

埃里克·甘斯告诉我们，在《等待戈多》中，贝克特把普遍人类学的状况或者无所作为的社会情境戏剧化了（Gans，1982），也就是说，通过赋予等待本身以意义，而无需考虑结果和最终目的，等待的无所作为便充满了意义。这些人物并不等待机会、利润、回报和确定性结果，而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把必要性和重要性赋予那些表面看来只是短暂的东西，仿佛这就是所有的存在。

与等待邮递员或者获奖竞赛结果相比，这种以等待死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无所作为之等待的“普遍”性质，却是一种更为“基本”的状况或行动。这个戏剧提出来的问题，就是真正的等待和虚假的等待之间的差异性问题，真正的懒散行为与等待某个结果的活动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因此，我们把生命本身理解为打发时间，理解为在等待死亡之时展现出来的无所作为。在这里，对于闲逛者的典型看法需要更新，因为由时间、空间的可触性和模糊性体现出来的生命的无足轻重，可以看作一种外部的环境，用齐美尔分析冒险的话来表达，这样一种环境提供了“与生命载体的性格和身份相连接”（Simmel，1959，246）的材料。

冒险家的秘密，就在于把打发时间的无所作为看作一种行动，他懂得因受到死亡的限制而被赋予意义的生命与只受制于结果的生命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他知道死亡把意义赋予了当下的每一刻、它的外在性和无足轻重性，而这种意义就是培育生命的适当材料。冒险家所遭遇的打发时间的外在性，仿佛切断了与生命的联系，却又转向并且回到了生命的中心，仿佛是一种梦幻般的碎片。当下的时刻为未来提供了过去的梦想，显示出冒险家就是使短暂性变成永恒的这种不可能的愿望的化身。也许，我们可以预见到，既能激发不可控制的消遣情感，又能在面对打发时间的外在性时需要和渴望建立意义的东西，为何正是这种无所事事，这种性格的不着边际。

经历真正的无所作为总是指向这种差异性，即等待所期待的东西，是作为“目标”的结果与在它看来这种期待始终是一种目的性和重要性伪装的限制之间的差异性。无所作为必须首先拥有所剥夺的东西，才能以力量拒绝结果（否则，它就有成为“酸葡萄”、怨恨的危险）。因此，如果真正的无所作为放弃或者剥夺了当下O对它的控制，在其伪装中把它看作未来的东西，看作未来的过去，那么这种冒险性的精神就不仅与陈规老套作斗争，而且与对时间中的冒险存在本身的具有讽刺性的自我理解作斗争。城市能够拯救当下吗?齐美尔允许我们把对城市的体验——通过其理想的言说者的眼睛——理解为持续的斗争，从而使打发时间成为有意义的行为，并且成为对城市的体验——尽管“外在性”好像是一个异物——一种更新其性格和身份的冒险。让我们用这样一个概念评估有关闲逛者的典型讨论。

匿名性与亲密性

“开化”的文化根源，似乎总是坚持用未开化的人的巧妙方式提出它与天性的不同。从这一观点来看，天性通常表现为乡村，好像因为城市是一件人造物、是一种建成品的性质而被等同于文化。这种解释掩盖了城市文化中的张力，人们假定，这种围绕难以驾驭的倾向而组织起来的张力，普遍存在于所有的集体生活状况之中。也就是说，“天性的”东西不是乡下，而是教化本身的张力，这是为控制动**的需要和渴望而提出的基本问题。正如埃里克·甘斯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