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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2页）

古波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的国王居鲁士二世（CyrusⅡ，约前600—前529，公元前558—前529年在位）至大流士一世（DariusⅠ，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的统治时建成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奴隶制帝国。其行政管理形式为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创建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波斯帝国在征服各地时，一般都允许各地人民保持自己的习俗、宗教和法律。这种宽容政策促进了波斯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诸古国以及埃及文化的融合。古波斯人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和由该教演生的密特拉教和摩尼教对希伯来人的犹太教教义的最后形成和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产生都有影响。该教于南北朝时传入我国，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在长安建寺，被称为祆教、拜火教或波斯教。它也曾传入印度，印度至今仍有少数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可见波斯宗教思想对西方和东方都有影响。波斯在萨珊王朝（226—651年）统治时期的文教政策也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琼迪—沙普尔学园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中心。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和学生在这里可以研习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学理论、古印度和希腊的文化、希腊化时代埃及和叙利亚的思想，接受医学训练。琼迪—沙普尔学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直延续至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661—750年）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徒首先是在这里熟悉了古典文化。学园及其校友还将一批印度、波斯、叙利亚及希腊文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流传各地。

波斯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和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又称《王书》）中，涉及人性论、儿童教育观、军事教育与体育、对教师的要求、培养接班人等问题。波斯人的教育实践与思想受到古希腊的关注，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著有《居鲁士的教育》一书，表示自己的观感。

（五）古希伯来文明及其教育思想

古希伯来人对世界文明的主要贡献是在宗教方面。作为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母体宗教”的犹太教，便是希伯来人在与埃及、两河流域、巴勒斯坦诸国的复杂交往中，广泛吸纳多种文化中的宗教思想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古希伯来人在所罗门王（Solomon，公元前973—前930年在位）之后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以色列王国亡于亚述帝国（公元前721年），成为“失踪的以色列十部落”。犹太人更是历经沧桑。犹大王国先受制于埃及，再亡于新巴比伦，沦为“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波斯灭新巴比伦王国，犹太人获准重返耶路撒冷，建立依附于波斯的以大祭司为首脑的神权王国，其后，半独立的犹太神权国家又先后归属于新征服者亚历山大帝国和帝国分裂后建立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国（又称叙利亚王国）。公元前142年，由马加比家族（Maccabaeus）建立了犹太人的马加王国，这个王国又于公元前64年为罗马帝国军队所灭。但是，犹太人仍坚持反抗。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扑灭了犹太人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下令彻底摧毁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几乎全部被逐或逃离，从此，犹太人成为流浪者。

犹太人近千年中因各种政治力量拉锯式的较量而被**和抗争的历史，为他们吸收和融会各种文明成就、形成自己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希伯来人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初期阶段，他们和其他的人类群体一样，也是多神教或万物有灵论的信奉者。巫术在他们那里也很流行。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犹太部落的主神耶和华的地位得到提升，但“直至犹大王希西家年间之前（公元前700年左右），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殿里一直供奉着一尊黄铜巨蛇偶像”[27]。公元前8—前7世纪，犹太先知提倡尊奉耶和华为万物之主，强调宗教的目的主要是伦理的目的，声称“耶和华丝毫不关心礼仪和献祭，而是要人们‘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要求人们的是“行公义，好怜悯，有谦卑之心，与你的神同行”[28]。在“巴比伦之囚”期间，先知们又大力传播信奉唯一真神的思想，称犹太人是耶和华即上帝的“特选子民”，宣扬“救世主”将帮助犹太人复国，使犹太人获得了精神支柱。同时，从埃及到两河流域，当时出现的一种怀古思今、重视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学习的思潮也给流亡和囚居的犹太人重要的影响和启迪。按照赫·乔·韦尔斯的说法，犹太人正是从囚居巴比伦的时候才开始“从随身带来的一些隐藏着的和被人遗忘了的记载，如家谱，同时代的大卫、所罗门和其他列王的历史，以及传奇和传说中，编出并扩充了他们本族的历史，向巴比伦和本族民众宣讲。创世的故事、洪水的故事、摩西（Moses）和参孙故事的大部分，大概都掺和了从巴比伦得来的史料”[29]。于是，当犹太人于公元前537年回到耶路撒冷和建成半独立的神权王国之时，犹太教也最终确立并成了犹太人的唯一信仰。而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这部包含犹太教基本教义、律法、历史和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某些卫生要求和医学知识的经典的编纂工作则是由许多犹太教徒历经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在1世纪完成的，其中，《摩西五经》于公元前250年便译成希腊文本流传于世。可见犹太教的形成史犹如古代西亚、北非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各族人民宗教思想发展的复演史。犹太教的经典《旧约》不仅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奋斗史，而且包含了欧亚大陆文明发展的中心地带各族人民的智慧。《圣经·旧约全书》日后被作为基督教《圣经》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偶然的。

和波斯人一样，希伯来人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也是和他们的宗教活动与宗教思想紧密联系的。在“巴比伦之囚”以前，希伯来人基本上没有学校教育设施，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是在家庭中进行的。囚居巴比伦时期，犹太人开始设立犹太会堂。会堂最初只是犹太人群聚集在一起敬神和祈祷的处所，是先知及其追随者宣讲教义的地方。为了教育出生于囚居之地的儿童与少年，使之不忘本族传统的价值观，会堂同时肩负起学校的职责。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和建立神权政治体制以后，犹太会堂的作用日益加强。随着《摩西五经》的编成，讲解和阐述经典成了主要工作。为了使年青一代学习和掌握《摩西五经》，文字教学在会堂学校中的地位也提高了。公元前444年，大祭司伊兹拉（Ezra）号召群众热心读经，全国普遍建立犹太会堂。到公元前2世纪，不仅城市设立了会堂，而且农村也设立了。城乡会堂总数达到480所。“由于儿童的人数日繁，会堂不能容纳，便另辟房舍进行经典诵习，同时由于经典的内容日趋丰富，解释阐述很费时力，必须专人负责进行，乃规定会堂从事一般宗教事务，把教授法典工作独立出来，这样，就出现了希伯来最初的学校。”[30]此外，希伯来学校教育的发展还受到埃及、塞琉古和希腊文化教育的促进与影响。在臣属于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许多移居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热心于学习希腊文和掌握希腊文化。“新的一代已经不知道希伯来语是自己的母语了，也听不懂犹太教礼拜堂里念的经文了，于是埃及的犹太人决定翻译希伯来文的经文。”[31]可见《摩西五经》被译成希腊文的主要原因是为满足移居希腊各地，逐渐成为不懂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教育之需要。在耶路撒冷，从公元前3世纪便出现了希腊式的学校和体育馆。在臣属于塞琉古时期，安提阿四世国王伊皮法纽斯（AntiochusⅣEpiphanes）更试图强制推行希腊化，导致犹太人的反抗和马加王国的建立。为了使犹太人保持犹太民族精神，希伯来的各级学校教育在马加王国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但犹太人对家庭教育仍然十分重视。犹太人的《法典大全》将“教子学习法典、教子娶妻生子、教子养成职业技能”规定为父亲的三项重要职责。[32]父亲还亲自接送儿子入学，并考察、督导儿子完成学校的作业。

除《希伯来圣经》（《旧约》）外，犹太人还留下了《死海古卷》《次经》《伪经》等文化遗产。希伯来的教育思想便体现在这些宗教经典之中。其共同之处，一是强**育在培养人民对上帝（耶和华）的虔敬之重要作用，认为培养对上帝的虔敬就是培养独立的民族精神，保证犹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二是强调宗教律法的学习，要求谨守和遵行一切以耶和华名义发布的诫命和道德规范；三是强调职业技能之养成。较之《旧约》，《死海古卷》中库兰社团（公元前100年左右至公元76年为其发展之鼎盛时期）的教育思想更强调锻炼人们的明辨能力和教师（祭司）的作用，对儿童身心发育特点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提出了儿童的启蒙教育问题，并要求建立比较严密的教育、教学制度，其中包括启蒙教育、律法教育、考查与考验四个阶段。《次经》写作于公元前200—100年，其中不仅以小说形式赞颂智慧、知识对于犹太民族的生存及发展的意义，而且通过人物传记、故事、智训、书信等形式向世人启示智慧、学识对人之生长、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整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此外，《次经》还强调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育。在教育方法上，《次经》强调了独立思考和钻研探讨之重要与因材施教的必要性。《伪经》意即《圣经·旧约全书》的模拟作品或伪仿作品，也称外传，约于公元前200—200年成书。《伪经》重视通过反面事例进行教育。在教学方面，《伪经》更强调因材施教。

美国学者、教育家蔡斯（MaryEllenChase）在谈及公元前537年由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几万犹太人时指出：“这支回到耶路撒冷的队伍关系到世界的未来。有了它，才有现在的《圣经》，才有犹太人的宗教，才有基督教，才有后来几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如果没有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犹太人必然遭到与以色列人相同的命运……”[33]以上考察说明，由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几万犹太人之所以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其影响绵延至今，完全是由于他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将建立在犹太教经典中的教育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

（六）古印度文明与古印度教育思想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先后发现了许多远古城市和村落的遗址。因为哈拉巴遗址发现在先，所以印度河流域的远古文化被称为哈拉巴文化。当时已经有了衡量标准和文字体系。文字显然是音节字，可以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书写，但迄今尚未释读。有几种工艺反映了高度的技巧，特别是制作小型的个人装饰品，某些雕塑标本也表现出优美和写实的才能。可惜的是，这一光辉的印度河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被目前还不确切知道的原因摧毁了。一批自称是“雅利安人”的游牧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通过兴都库什山山口进入印度。“雅利安人”按梵文的意思是“高贵”“有信仰者”“高贵者”等，属印欧语系。他们侵入印度河流域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逐渐向东部和南部发展，成为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居民。他们早期的社会情况反映在被称为《吠陀》的古老文献中。《吠陀本集》包括《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解释《吠陀》的文献有《梵书》《奥义书》《森林书》，它们大约都形成于公元前900—前600年，其中反映了印度从原始氏族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的状况。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逐渐发展起世袭的四大种姓等级制度。第一等级为婆罗门（僧侣），第二等级为刹帝利（以国王为首的军事贵族），第三等级为吠舍（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自由民和商人），第四等级为首陀罗（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和战败的雅利安部落成员）。婆罗门和刹帝利为奴隶主阶级。前三个等级为“再生族”，第四等级为被剥夺了一切政治、经济权利的“一生族”，属于奴隶、雇工或仆役阶级，此外还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不可接触者”。

婆罗门是形成与维护种姓制度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于公元前7世纪在吠陀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婆罗门教。该教以《吠陀》为经典，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毁灭”，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主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灵魂不灭。

公元前6—前5世纪，随着新的生产技术的采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贸易的活跃、城市的扩大，古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加强了军事贵族的地位，商业发展使一部分吠舍的财富增加，阶级的分化和改组加剧，对婆罗门的不满和对婆罗门教教义的怀疑逐渐增长。这一切社会变化的结果便是佛教的产生。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答摩·悉达多（SiddharthaGautama，约前565—前486）。他出生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印度尼泊尔边境）。他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他少年时接受婆罗门传统教育，学习过吠陀经典和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因有感于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29岁离家，到处寻师访贤，探索解脱痛苦之道。6年后得道，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传播自己的信仰，历时40余年，80岁去世。传说他有众多弟子，其中最著名者10人。一些商人、国王都皈依其门下，成为信徒。乔答摩·悉达多出身于释迦族，因此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贤明之人”，又被尊称为佛陀（Buddha），意即“觉悟者”。佛陀简称为佛。

早期佛教是作为与婆罗门教对立的思潮出现的。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由每个人自身的‘惑’‘业’所致。‘惑’指贪、嗔、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故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叫作‘涅槃’或‘解脱’。这些说法，包括在‘五蕴’‘十二因缘’‘四谛’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34]

早期佛教不承认婆罗门教的经典和婆罗门僧侣的特权，否定婆罗门教神造种姓之说，在因果报应和修行解脱方面主张“四姓平等”，使婆罗门教受到极大的冲击。

当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急速推进，使恒河流域成为其发展重心时，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约于公元前518年进入印度，使旁遮普西部成为他的第二十块辖地。公元前327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灭波斯后，也侵入印度河上游地区，但两年后即撤出。其时，摩揭陀在难陀王朝（公元前364—前324年）统治下完成了对居萨罗国的兼并，统一了恒河流域地区。公元前324年，出身于养孔雀家庭的旃陀罗笈多（属首陀罗种姓）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自立为王（月护王，公元前324—前300年在位）。他在清除希腊（马其顿）的残余留守部队后挺进恒河流域，推翻难陀王朝，建立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7年）。到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69—前236年），“孔雀王朝……成为古印度史上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与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希腊化国家建立了联系。阿育王对内实行‘达摩’（法）治国，为各种宗教信仰提供自由传播的机会，晚年则皈依佛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广建寺塔，慷慨布施僧众。经过阿育王的积极提倡，佛教在印度境内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同时开始走出本土，向世界宗教的发展大道迈进”[35]。

古印度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婆罗门的《吠陀》经典和《奥义书》等经解著作及佛教的众多经典之中。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也以艺术形式表达了人生哲理和培养人的理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佛教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当初并没有创立宗教的打算，“他的思想虽然取决于他的印度宗教经历，但并不是宗派性的”，“他不是清高的隐士，而显然是一个博学卓识的师长”，“他的学说包括一套哲学（即玄学）、一套心理学、一套伦理学，其中伦理学最为重要”，“他坚决反对把思想强加于人，相信讨论和榜样的力量是唯一有效的树立真理的手段……他告诫弟子充分发展他们的才能，为别人的利益而尽力”[36]。我国学者也有人指出，乔答摩·悉达多是世界史上最早的两位大教育家之一，另一位是我国的孔子。“早在苏格拉底出生以前，东方的两位圣人早已各据一方，设坛施教，弟子弥众，信徒盈天下。东方的两位圣人都是以济世的宏愿，艰苦卓绝，不畏万难，力图给迷航的人类指出前进的方向……东方的两位圣人都谆谆教导人类：人必须理智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克制自己的贪欲，加强道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以己度人，达己达人，不可为满足自己的求生欲而剥夺他人的求生权利，只有这样，人才能从‘畜生、地狱、饿鬼’上升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人类将侵夺不息，自相残害，永无宁日。佛说三毒，贪欲为首。孔说克己，意在制贪。贪欲去尽，乃可以立地成佛，求仁得仁。明乎人兽之辨，是为真智慧。”[37]这些见解可资参考。

由上所述，可见古代东方各国拥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中心的影响，西方教育史的研究成为国内外教育史研究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史学者力破西方中心，古代东方的教育在外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中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滕大春先生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列有专章，论述古代亚述和巴比伦的教育、古代埃及的教育、古代印度的教育和古希伯来的教育（分别为第二、三、四、五章），约占全书的27。同一时期在我国出版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中，也多列有专章论述东方文明古国的教育。但是这些著作中仍然缺乏对古代东方国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我们这套《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第一卷对古代两河流域诸国（包括苏美尔）、古代埃及、古代波斯、古代希伯来、古代印度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机制，这些国家有关文献中包含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可以说是我国学者集中研讨东方文明古国教育思想的第一次尝试。这对我们完整地认识外国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程，总结教育思想建设的经验是有益的。

在古代世界欧亚大陆的西部，靠近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的爱琴海地区最先进入文明时代。后来，正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和发展起古希腊文明，产生了西方最早的教育思想。

（一）米诺斯—迈锡尼文明

爱琴海地区包括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区和爱琴海诸岛。爱琴海是多岛之海，海上分布着数百个大小岛屿，其中最大的是克里特岛。早在新石器时期，克里特岛已有人类居住。约在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城邦，创建了米诺斯文明。稍后，克里特岛人在希腊半岛建立了迈锡尼等殖民城市。但是，在“公元前16世纪，一支野蛮的希腊人（史称亚该亚人）从他们的发源地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北部，终于征服了迈锡尼。他们逐渐吸收被征服者的物质文化，成为富裕而强大的海上霸主”[38]。约在公元前1400年，他们征服了克里特岛米诺斯王朝的都城克诺索斯，不久又征服了克里特全境，并使米诺斯文明演化为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3世纪（一说是公元前12世纪初），迈锡尼等城邦参加了特洛伊战争，打败了特洛伊人。

但此后不到200年，他们自己又被希腊人的另一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多利亚人征服。米诺斯—迈锡尼文明随之衰亡。[39]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又称“爱琴文明”。它，特别是米诺斯发展阶段的宗教和艺术传统、航海知识、喜好各种游艺和运动、崇尚自由探索的精神对古希腊及周边国家日后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

（二）古希腊文明与古希腊教育思想

古希腊人在摧毁了米诺斯—迈锡尼文明之后，以约300年的时间（公元前1100—前800年）完成了由“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的过渡。这一时期的有关资料主要来自《荷马史诗》，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荷马时代”。《荷马史诗》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歌颂了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希腊英雄的业绩，因此，“荷马时代”又被称为“英雄时代”。

公元前800—前500年被称为古希腊的“古风时代”。在这一时期，铁器普遍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古希腊人不仅在希腊半岛、小亚细亚沿岸和爱琴海诸岛上建立了许多城邦国家，而且大肆向海外移民，并在埃及和巴比伦建立了贸易中心。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工商业奴隶主的出现和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多样化。

古希腊比较典型的政治体制是斯巴达长期实行的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体制，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初由梭伦（Solon）改革后因政局混乱而出现的僭主政治体制，与公元前6世纪末由克利斯提尼（es）改革奠定基础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体制。正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多种经济和多样化的政治体制的相互作用，孕育了古希腊富有特色的文明。这一文明在希腊“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前336年）达到了高峰。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文化创造的第一项重要成果。史诗包括《伊利亚特》（或译《伊利昂纪》）和《奥德赛》（又译《奥德修纪》）两部作品，其题材都与迈锡尼时代发生的特洛伊战争有关。阅读史诗就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迈锡尼时代繁荣的城市文化虽然已遭后进的入侵者毁灭，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已衰亡，但迈锡尼的宏伟城池和富丽堂皇的王宫以及那个时代的精美工艺，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创作的重要源泉。史诗实际上是诗人凭借自己的想象，将迈锡尼时代发生的事件与事物、军事民主制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情景与人事和古希腊的一些神话故事编织起来联结而成的。古希腊具有丰富的神话传说，神话中的神和人是同形同性的。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之首宙斯、雅典娜、阿波罗等都具有端庄、美丽、智慧的人形。这些神都有和人一样的思想情感，像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情。宙斯和某些神灵还可以与凡人结合，生儿育女。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被描写成是永生的，在各自的领域内往往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他们的好恶对人有决定性的影响”[40]。因此，凡人要向他们献上祭品，谋求神谕和神的帮助。但神也并非完美无缺，凡人也可以与神较量。希腊神话中诸神的这些形象和性格在史诗中得到生动的表现。史诗中描写了许多英雄人物的形象，如阿喀琉斯、奥德修斯就是史诗中的中心人物。史诗中还涉及英雄人物的成长与教育情况，赞颂了克戎（，或译喀戎）和福尼克勒（Phoenix，亦译富尼克斯）两位教师对阿喀琉斯的教育，体现了当时对完人的教育理想。[41]

众多学者对《荷马史诗》的考察与研究说明，史诗在开始时只是根据古代传说编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下来的零散篇章，大约在公元前9—前8世纪才由荷马（Homer）初步定型。但是“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这两部史诗还没有写下来的定本。根据罗马著名散文家西塞罗所说，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当时雅典执政者庇士特拉妥的领导下，学者们曾编订过《荷马史诗》；古代也有其他学者认为这是他的儿子希伯尔科斯执政时的事。而从公元前5世纪起，每逢雅典四年庆祝一次的重要节日，都有朗诵《荷马史诗》的文艺节目。从这一制度实行之后，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如今我们所见的史诗则是在公元前3—前2世纪由亚历山大城的几位学者（最著名的是泽诺多托斯、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科斯）校订的最后定本。[42]由此可见，《荷马史诗》实际上是特洛伊战争以后数百年中希腊民间文学的结晶，在公元前6世纪才开始用文字写本流传开来，以后又经过一些诗人学者的加工润色，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不朽之作。可以说正是古希腊人的这一文化创造，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与古希腊文明联结在一起，为古希腊文化教育（包括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赫西俄德所写的另一首长诗《神谱》，收集了很多古代传说，试图依据对宇宙的一定认识将诸神的相互关系系统化。马克思曾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是希腊神话的基础；又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45]。赫西俄德的《田功农时》对人类社会演进五个时代的描绘，对人事的叙述，也是和神话故事糅合在一起的。他的《神谱》更是以长诗的形式，系统叙述希腊神话故事。赫西俄德的诗篇和荷马的史诗一样，对古希腊民族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宗教观念的确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诗篇对古希腊民族共同人生理想确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说他们的诗作的流传对古希腊民族共同的宗教观念的确立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因为古希腊神话与古希腊的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古希腊人宗教崇拜的对象就是神话中的那些主要的神和英雄，如宙斯、雅典娜、阿波罗等。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奥林匹亚是奉祀宙斯最重要的圣地。公元前776年在这里首次举行的全希腊运动会，就是为敬奉宙斯的奥林匹亚节而举行的。以后每四年举行一次，形成了传统。为敬奉宙斯还有尼米亚节，也要举行体育竞赛。为敬奉其他的神，也有节日。例如，敬奉雅典娜，有泛雅典娜节；为敬奉阿波罗，有皮托节；为敬奉波塞冬，有伊斯特摩斯节。每逢这些节日都要举行体育竞技。在泛雅典娜节还要举行音乐竞技。

公元前7—前6世纪，一种由对不属于奥林匹斯主神系的酒神和水果，特别是葡萄丰收之保护神狄奥尼修斯（Dionysus，亦译狄俄倪索斯，狄奥尼索斯，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西部古国吕底亚被称为巴库斯）的原始野蛮崇拜演进而来的奥菲斯教（Orphism，亦译俄尔甫斯教，奥尔弗斯教），出现于希腊。据传其教祖为奥菲斯（Orpheus，亦译俄尔甫斯，奥尔弗斯）。按希腊宗教故事，奥菲斯是“色雷斯王埃阿格鲁斯（Oegrus）同艺术九神之一、史诗的守护女神佳丽娥珀（Calliope）所生。善歌唱和奏七弦琴，能用弹唱施行法术，使听者（包括人、神和动植物）入幻”[46]。但也可能确有其人，传说是来自色雷斯，“但是他（或者说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着的运动）似乎更可能是来自克里特。可以断定，奥尔弗斯教义包括了许多最初似乎是源于埃及的东西。而且埃及主要是通过克里特而影响希腊的”[47]。奥菲斯教徒“相信灵魂的轮回。他们教导说，按照人在世上的生活方式，灵魂可以获得永恒的福祉，或者遭受永恒的或暂时的痛苦。他们的目的是要达到‘纯洁’，部分地依靠净化的教礼，部分地依靠避免某些污染。他们中间最正统的教徒忌吃肉食，除非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作为圣餐来吃。他们认为人部分地属于地，也部分地属于天；由于生活的纯洁，属于天的部分就增多，而属于地的部分便减少”；“奥尔弗斯教徒是一个苦行的教派；酒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正像后来基督教的圣餐一样。他们所追求的沉醉是‘**状态’的那种沉醉，是与神合而为一的那种沉醉，他们相信以这种方式可以获得以普通方法不能得到的神秘知识”[48]。奥菲斯教包含着对酒神狄奥尼修斯崇拜的一些成分，例如，对女性的尊重和尊重激烈的感情等，以及后来宣传的灵魂轮回说和关于灵魂净化。追求通过“**状态”的沉醉获得神秘知识的说教的宗教思想，对毕达哥拉斯哲学学派、爱利亚哲学学派、柏拉图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