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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03（第1页）

总序03

（四）中世纪晚期（11—13世纪）的西欧文明与教育思想

经过6—10世纪的发展，西欧社会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经济方面，随着农具和耕种方式的改善，自给自足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产生了商品交换的需要，城镇作为商业活动的中心，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的动力；在政治方面，教会虽然仍保持着无上的权威，但以国王为中心的世俗力量已有所加强；在文化教育方面，中世纪早期的荒漠状况也有所改变。西欧社会此时已呈现出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然而，就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发展而言，西欧仍然落后于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而且西欧社会仍然显得相当闭塞，缺乏与东方的联系与交流。进入11世纪以后，城市的迅速发展与社会阶层的分化，城市自治运动的开展与行会组织的出现，为这一时期西欧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几乎是与这些社会因素的发展进程平行，迁延将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1095—1291年），不仅促进了这些社会因素的成长，而且打通了与先进东方文化交流的渠道，引进了阿拉伯文化教育发展的成果，拜占庭文化亦传入西欧，为中世纪晚期西欧文化教育（包括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西欧教育制度最重要的创新。西欧最早的大学于12世纪相继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建立；13—14世纪，中世纪大学已遍布西欧各国。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是一种自治的教授和学习中心，一般由一名或数名在某一知识领域具有声望的学者和慕名而来的青年学生自行组织，形成类似于行会的团体，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易。由于中世纪大学起源的特点和教会与世俗政权的矛盾与竞争，西欧中世纪大学都获得了自治权。

除中世纪大学外，适应城市兴起后社会新阶层（手工业者和商人）教育其子弟的需要而产生的城市学校，也是中世纪晚期西欧教育制度中的新因素。城市学校基本上属于世俗性质的学校，因为它们必须授予学生读、写、算的基本知识以及从事商业或手工业所必需的知识。这些学校的出现与发展打破了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可以说是西欧中世纪教育的一大进步。

和以上社会的变化，“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和教育制度方面的创新相联系，教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形式，以及其神学与教育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特点，一是教团组织（修会）的出现，二是经院哲学的发展。

由于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封闭式的修道院学校已经不能适应传教和扩大教会影响的需要，教团组织应运而生。13世纪，差不多同时产生了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这两个以托钵修会而著称的组织。圣方济各会是意大利人圣方济各（St。Francis，1182—1226）于1209年创立的。它一方面宣传基督教，另一方面致力于平民教育。以后，这个修会加强了与大学的联系。多明我会的创建者是西班牙贵族圣多米尼克（St。Dominic，1170—1221）。多明我会办有修道院学校，并在一些大学中负责神学院的教学工作。

经院哲学是由教父哲学演变而来的。经院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院”（即教会所办的学校）为生存环境；二是以辩证法（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论辩推理）为操作原则。[80]

11世纪的中后期，围绕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家中逐渐形成两派：以安瑟伦（St。Anselnus）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唯实论（Realism），以洛色林（Rosus）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唯名派（Nominalism）。在唯实论与唯名论交锋的过程中，又出现了阿伯拉尔（PierreAbelard，1079—1142）的温和唯名论，亦称概念论（ceptualism）。阿伯拉尔写了以《是与非》为名的著作。他所要求的也并不是以理性取代权威或信仰，而是要用理性去证实或证伪权威，充实和完善信仰的真理性。

继11世纪中后期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之后，西欧知识界注重理性的倾向仍然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在欧洲的许多大学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开始成为一门时髦的学科。到13世纪时，教会也不得不改变自己将理性与信仰截然对立的态度，转到支持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来解释神学的合理性的立场上来。13世纪，经院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大阿尔伯特（AlbertusMagnus，约1200—1280）和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4或1225—1274）。大阿尔伯特是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力图将科学知识纳入神学的轨道，为神学服务。他注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和科学著作，力图证明基督教义和希腊哲学、自然科学可以并行不悖。托马斯·阿奎那于1245年来到巴黎大学，拜大阿尔伯特为师，深受其影响。托马斯·阿奎那后来也主持巴黎大学神学院的神学讲座（1252年）。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论述《圣经》和讨论神学中的各种问题，使基督教神学由原来的颓势有了转机。1259年春，托马斯任罗马教廷神学顾问，确立了他作为神学的最高学术和理论地位。1268年，托马斯又奉多明我会总会长之命，重返巴黎大学主持神学讲座，与以西格尔为代表的阿威罗伊主义派别展开论战。1277年，教皇指示严禁阿威罗伊主义在大学传播。托马斯·阿奎那的主要著作是《神学大全》（SummaTheologiae）和《反异教大全》（Summatiles）。

11—13世纪，西欧的教育思想是经院哲学的组成部分。在上述经院哲学家中，涉及教育问题比较多的是阿伯拉尔、安瑟伦和托马斯·阿奎那。阿伯拉尔曾长时间从事教育工作，深受学生欢迎。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识决定了他的教育目的观。他的《认识你自己》一书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早在理性基础上讨论伦理学的著作，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意图决定论”。在《基督教神学》一书中，他认为有些犹太人和异教徒也能获得上帝的恩典。在《方法论》中，他论述了进行论证的必要性。安瑟伦被认为是中世纪“最后一位教父”“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对教育目的、价值和功能提出了相应的规范和界定。按照他的观点，教育是为信仰提供理智服务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第二部分的主题是伦理学，被推崇为基督教的伦理教科书，它在基督教神学教育思想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托马斯的学说，“人同时具有自然理性与信仰的能力。有些知识可以通过自然理性获得，但带根本性的神学问题却只能由启示而来。由启示而来的真理与理性并不相违。他用‘超理性’而不是‘反理性’来说明神启与理性的关系。这种学说对科学知识的态度不同于传统神学理论。首先，他承认科学知识的存在，承认通过自然理性对特定事物进行研究、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其次，他承认科学知识与神学并不矛盾，甚至朝向同样的目标，两者的区别是等级不同。科学是低级的知识，神学是最高的学问。这一切虽然仍是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但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使开拓中世纪原有知识体系的工作成为可能”[81]。

经院哲学到托马斯·阿奎那发展至十分完善的地步，但是他的这种工作也促成了经院哲学的衰落，而且整个经院哲学的发展也不过是中世纪罗马教会倡导的盲目信仰对人类理性的一步一步的退让，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教会对人类自由思想的控制。经院哲学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方法确立其神学体系，也造成了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误解，致使后来批判经院哲学时，人们长时间不能有分析地对待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经院哲学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后更加流于烦琐、荒谬的无聊争论。它的那种拘守教会的传统偏见、脱离实际生活、咬文嚼字、死啃书本、不顾客观事实的迂腐学风，成了禁锢人们头脑的枷锁，一直到17世纪科学兴起之后，才得到彻底的清算。

中古时期的文化与教育思想异常丰富、多元，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界对之研究却很不够。本书第三卷对西欧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和早期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与教育思想发展的机制（包括基督教创立与形成和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基础），早期基督教会领袖及主要教父哲学家的教育思想，西欧中世纪早期（6—8世纪）的教育思想，拜占庭帝国和早期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与教育思想，西欧中世纪中期（8—10世纪），以及西欧中世纪晚期（11—13世纪）的文化与教育思想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和详细阐述，可使大家对中古时期东西文化教育的相互交流与促进，以及各方教育思想的发展获得进一步了解。

五

14—16世纪，西欧各国逐渐开始向近代社会过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82]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自然科学的研究运动、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民主化运动（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欧各国最终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和实现工业化，由旧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体制转变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体制。近代西方的文化和教育思想就是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奠定基础，使自然科学运动得以展开，而后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得到发展的。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最先产生于14世纪的意大利，而后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持续近300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其核心特征是充分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尽管通过文艺复兴，人们重新认识和掌握古希腊罗马文化，但文艺复兴绝不是纯粹的复古。有的西方学者指出：“文艺复兴绝不限于文学。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知识发酵……”[83]通过文艺复兴运动，人们重新直接掌握古希腊罗马哲学、科学思想和文化教育发展成果，使之成为继续发展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复兴过去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复兴，而且是新时代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利用和发展，使古典文化成为表达新文化的媒介”[84]。所以，它对欧洲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欧洲近代社会的开端。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欧洲各国涌现出许多人文主义者。他们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君权；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与现世生活；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但重视发展民族语言，富有爱国情怀。

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文学，通过文学宣扬和表达人文主义观点。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杰出代表。但丁·阿利吉耶里（DandingAlijiyeli，1265—1321）是意大利的伟大诗人和散文家。“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85]撰写于1304—1307年的《飨宴》显示出他渊博的学识，而且有独到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关于‘高贵’的观点。但丁认为‘高贵’在于个人天**好美德，不在于家族门第，批判了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飨宴》的重大意义在于强调理性，指出‘去掉理性，人就不再成其为人，而只是有感觉的东西，即畜生而已’，认为真正使人高贵、接近于上帝的就是理性。”[86]用拉丁语撰写于1304—1305年的《论俗语》“阐明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具有重大的意义。”[87]《神曲》是但丁创作的长篇史诗，是用意大利俗语写成的，对解决意大利的文学用语问题，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神曲》包含《地狱》《炼狱》《天国》三个部分，大约从1307年开始写作，《地狱》《炼狱》大概在1313年即已写成，《天国》是在但丁逝世前不久才完成的。史诗的主题思想是描写“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和人类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界。”[88]围绕这一主题思想，《神曲》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诗中对世俗政权的错误和教皇的罪行进行了揭露，表现了政教分离的思想；肯定现世生活的意义，认为它不只是来世永生的准备，而是有其本身的价值，“强调人富有理性和自由意志，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在生活和斗争中应遵循理性指导……诗中热烈歌颂古今英雄人物，作为在生活、斗争中的光辉榜样”[89]。《神曲》还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提倡发展文化和追求真理。“诗中赞美人的才能和智慧，对古典文化推崇备至：称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的大师’，荷马是‘诗中之王’，维吉尔是‘智慧的海洋’‘拉丁人的光荣’；还以赞颂的笔调描写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奥德修斯）受了求知欲的推动，在远征特洛伊胜利后，坚持航海探险的英勇行为，并借他的口指出，人生来不是为了像兽一般活着，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90]

彼特拉克（Frararca，1304—1374）是意大利诗人。他勤奋研读古典著作，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广泛搜求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是最早努力突破中世纪神学观点，运用人文主义观点予以诠释和阐述的人。他用拉丁文写了许多诗歌、散文、书信。“叙事诗《阿非利加》（1338—1342年），根据李维乌斯的历史著作描写古罗马统帅斯齐皮奥战胜汉尼拔的英雄事迹，贯串着炽热的爱国精神。”[91]“散文作品《名人传》（1338—1374年）记叙古罗马历史上和《圣经》、神话传说中的杰出人物生平，用历史人物的英勇精神激励世人。《备忘录》（1343—1345年）借助历史上的趣闻逸事，向同时代人进行道德教育。”[92]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抒情诗集《歌集》收集了1330年至他逝世前40多年间的300多首十四行诗，“抒发诗人对年轻时倾心的少女劳拉的爱……这些诗歌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和神学思想的樊篱，表达了以人与现实生活为中心的新世界观和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歌集》中的政治诗，如《我的意大利》《高贵的精神》，谴责封建君主的败行劣迹，揭露教会的腐败，呼吁和平与统一，激**着热爱祖国的热情”[93]。《歌集》中的某些诗篇和散文也反映了彼特拉克内心的矛盾。这反映文艺复兴初期新旧交替时代人文主义者的矛盾心理。

薄伽丘（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是意大利作家。他的作品有传奇、史诗、叙事诗、十四行诗、短篇故事集、论文等。他的“第一部传奇《菲洛柯洛》约作于1336—1338年。它以中世纪传说为依据，描写一对宗教信仰不同的青年男女，冲破种种阻挠，终于获得相爱的权利。长诗《苔塞伊达》（1339年）、《菲洛斯特拉托》（1340年）分别从《特洛伊传奇》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汲取素材，展示现实生活的美和爱情的欢乐。牧歌式传奇《亚梅托的女神们》（1341年）、长诗《爱情的幻影》（1342年），具有隐喻诗的特点，把歌颂德行同赞颂纯洁的爱情结合起来。长诗《菲埃索勒的女神》（1344—1345年）、传奇《菲娅美达的哀歌》（1345年）也都描写爱情。这些作品显示了中世纪传统观念和骑士文学的痕迹，但充满对人世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谴责禁欲主义，对人物充满**的心理状态的刻画也比较成功”[94]。薄伽丘最出色的作品是故事集《十日谈》（1348—1353年）。这部著作包括100个故事，“其中许多故事取材于历史事件、中世纪传说和东方故事（如《一千零一夜》《七哲人书》）”[95]。“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十日谈》全书的一根红线。薄伽丘的思想比彼特拉克更进一步。他在许多故事里批判天主教会，嘲讽教会的黑暗、罪恶（第一天第二故事），抨击僧侣的奸诈和伪善（第六天第十故事）。这种批判表达了当时的平民阶级摆脱中世纪教会和宗教束缚的要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绘和歌颂现世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第五天第一故事）……对于封建贵族的堕落、腐败，作者也予以无情的暴露和鞭挞。他赞赏平民、商人的聪明、机智，维护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不少故事说明人的高贵不取决于出身，而决定于人的才智（第四天第一故事，第六天第七故事）。有一些故事还塑造了多才多艺、和谐健美、全面发展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人物”[96]。薄伽丘晚年潜心钻研古典文学，同时在佛罗伦萨讲解和诠释《神曲》。他所撰写的《但丁传》是意大利研究但丁的最早学术著作之一。“他在《但丁传》和用拉丁语写的《异教诸神谱系》等论著中，批驳教会对诗歌的诋毁，提出‘诗学即神学’的观点；他阐述诗歌应当模仿自然，反映生活，强调文学的启迪和教育的巨大作用；要求诗人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吸取营养，并讲求虚构、想象。”[97]

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没有写过专门论述教育的著作，他们的作品也很少直接论述教育问题，但他们在文学著作中包含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人文主义教育的思想走向。他们的著作涉及的主要问题也正是后来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推崇古希腊文化，但是在复兴古希腊文化的工作中存在掌握希腊语言工具的问题。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曾经努力学习希腊语，但是他们所找的希腊语教师古希腊文化素养不足，因此，古希腊文化学术的复兴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生活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稍后，彼特拉克的一个学生马尔西利（LuigiMarsili，1342—1394）召集友人讨论学术问题，形成了一个学术团体。萨卢塔蒂（ColuccioSalutati，1331—1406）是这个团体中最杰出的成员。他不仅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自1375年起，他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首相31年，直至逝世。[98]约在1396年，他将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克里索罗拉（ManuelChrysoloras，1350—1415）邀请到佛罗伦萨，担任佛罗伦萨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其教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5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弗吉里奥、布鲁尼等都是克里索罗拉的学生。145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克君士坦丁堡，已经十分衰弱的拜占庭帝国为奥斯曼帝国灭亡。许多拜占庭人，其中包括一些学者逃到意大利，还运去了“不计其数的书籍”。后来，有些学者被聘请到意大利的大学和其他学校担任教学工作，更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文艺复兴运动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人文主义教育家主张培养多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创办新型的教育机构，教授世俗学科，倡导新的治学方法。他们强**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重视研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个性差异。正是在人文主义者批判经院哲学及经院主义教育的基础上，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兴起了，开创了近代西方教育思想之先河。

在意大利，弗吉里奥（PietroPaerio，1349—1420）是第一位人文主义教育家，在15世纪初首先将人文主义精神渗透于教育思想之中。其后继者为波齐奥（PoggioBrai，1386—1459）和布鲁尼（LeonardBruni，1370—1444）。其他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包括维多里诺（Vittorire，1378—1446）、格里诺（GuarinoVeronese，1374—1460）、西尔维乌斯（AeneasSylviusPiini，1405—1464）、阿尔伯蒂（LeonBattistaAlberti，1404—1472）、帕尔梅利（MatteoPalmieri，1406—1475）、卡斯底格朗（Baldasarree，1478—1529）、马基雅维利（Niachiavelli，1469—1527）和萨多莱托（JacopoSadoleto，1477—1547）等。其中，维多里诺的教育思想显然超过同时代的教育家，他创办的以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培养目标的“快乐之家”（曼图亚寄宿学校），完美地体现了文艺复兴的教育理想。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波齐奥1415年发现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全本书，无疑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营养。卡斯底格朗、马基雅维利和萨多莱托是意大利晚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的代表。这时候，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已由佛罗伦萨转移到罗马，君主制在16世纪的意大利占据了统治地位，以人文主义精神培养君主和侍臣成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卡斯底格朗于1516年写成的《宫廷人物》，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开始撰写、1532年出版的《君主论》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萨多莱托对古希腊哲学有深入的学习与研究，曾担任过教皇秘书和地区主教，关心地区的教育。他于1530年写成的《少年教育指南》反映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他的影响和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提出了他有关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主张。

在尼德兰和德国，人文主义教育家有阿格里科拉（RudolphAgricola，1444—1485）、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1466—1536）等。阿格里科拉被认为是将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化引入北欧的主将、德国人文主义新教育的创建者。而后来成为欧洲人文主义者领袖的伊拉斯谟，则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教育理论家，他所写的《愚人颂》（1509年出版）传遍全欧，其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家有比代（GuillaurneBude，1468—1540）、科迪埃（MathurinCordier，1479—1564）、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1495—1553）、拉谟斯（PeterRamus，1515—1572）和蒙田（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等。比代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知识，促进了古典文化研究在法国的复兴，发起并协助创办了法兰西学院（1530年），著有《君主的教育》（1516年）。科迪埃曾在法国的奎恩学院和瑞士的瑞弗学院任教。他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教学法方面。其所著《对话集》（1564年）是一部学习拉丁语的教材。拉伯雷、拉谟斯、蒙田的教育思想洋溢着浓郁的自由精神。拉谟斯曾担任法兰西学院的院长。拉伯雷通过他的《巨人传》（共5部，第一、二部分别出版于1532年、1534年，第三部出版于1545年，第四部出版于1551年，第五部在他去世后11年才出版），蒙田通过他的《随笔集》（共3卷，前两卷出版于1580年，1588年出版经过修改增订的前两卷和第3卷）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精神，而成为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

在西班牙，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夫斯（JuanLuisVives，1492—1540）的教育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是独一无二的，比同时代的教育家更系统，更深刻，更富有现代精神。他的早期著作《反对伪辩证法》（1519年），对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批判。其主要教育著作是1531年出版的《知识论》。其中第一编题为“知识腐败的原因”，第二编题为“知识的传授”，第三编题为“论人文知识”，以“知识的传授”编最重要。1538年出版的《论灵魂与心灵》是一部心理学著作，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人的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对心理现象的研究是从教学有效性的观点出发的。

在英国，人文主义教育家有科利特（Joh，1466—1519）、莫尔（ThomasMore，1478—1535）、艾利奥特（ThomasElyot，1490—1546）等。科利特的教育思想以基督教人文主义为基础，典型地反映了15世纪末英国人文主义教育的特征。莫尔作为英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深刻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艾利奥特的教育思想则是人文主义教育基本原则的汇总。

综观欧洲各国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提倡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所表现出的根本特征是对人的关注，具有世俗精神以及古典主义。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无疑是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