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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列夫托尔斯泰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第2页）

在宗教观上，托尔斯泰的思想同样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他对当时俄国的东正教进行尖锐的批判，认为它是专制制度的支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宗教是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因此，他主张建立一种纯净的新宗教。在这种新宗教里，人们彼此相爱，抑制自己的欲望，无论何时都不做别人不愿意的事情。显然，他心目中的宗教是一种充满博爱的宗教。

在人性论上，托尔斯泰是性善论者。受卢梭的影响，他否认人生下来就有某种缺点和不良的品质。他指出，健全的儿童一生下来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的典型。在他出生的时候，一切都是和谐的。但是，生活的每一步、每一小时，都有破坏这种和谐的威胁，并且永无恢复已被破坏之和谐的希望。

三、论民主和自由教育

（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托尔斯泰曾经到法国、德国、瑞士、英国、比利时等国考察国民教育情况。1861年，他从外国回来以后，在《雅斯纳亚·波良纳》杂志上发表了《论国民教育》《教育和教养》《教养的改善和定义》等文章，探讨俄国初等学校的教育和教学问题。他分析了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的缺陷，并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点。

托尔斯泰指出，统治阶级开办的学校所教给人民的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民不能在学校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对他们子女受这样的教育少有兴趣。但是，由于统治阶级需要识字的工人，所以，他们宣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用各种的**，例如，减免学费、发给奖状等招引儿童入学。

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些学校是摧残儿童的机构。儿童在学校里只是苦闷地坐着，在教师面前感到恐怖。压迫、体罚、形式主义和警察制度在这里盛行着。儿童在学校完全被剥夺了为他们年龄特征所需要的自由活动。托尔斯泰说，只要你看一看同一个儿童在家里、在街上或在学校的情况，你就会看到，他时或笑容满面、活泼愉快、富有求知欲，到处寻求教诲，如同寻求快乐一样，并常常用自己的语言明晰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或表现出疲倦、恐惧和烦闷的心情，痛苦而身态蜷缩，他单调生硬地重述着别人所说的话，他的心灵像蜗牛一样躲藏在自己的壳里。

托尔斯泰特别对当时被人们看作楷模的德国教育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首先，他对当时德国学校的反动性质进行批判。他指出，德国学校是根据反动的学校条例，尤其是根据普鲁士的特例来设立的。它要培养的是一种服从政权、富人和宗教精神的人。教师们也不关怀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兴趣。因此，这种学校是不受人民欢迎的。

其次，他认为当时德国学校的教育内容是落后的。因为统治者试图培养儿童顺从和安分守己的精神，因此，学校的教育内容缺乏先进思想的精神。它充斥着宗教、欺骗和假仁假义。在知识教学上也十分贫乏。他说：“德国十分之九的受过国民学校教育的居民，从学校里只是获得一种机械式的写读技能，而且是如此剧烈地厌恶他们经历的那些科学实验的方法，以至他们后来连书本也不去拿。”[39]

再次，他对当时德国学校盛行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德国的大部分学校采用体罚，学校实行强迫纪律和呆读死记，学生们机械地背诵教师所规定的功课。这种违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法丝毫不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和积极性。

托尔斯泰认为，在这种学校里，儿童没有童年时代的快乐和自由。这种教育对儿童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托尔斯泰反对沙皇国民教育部在进行俄罗斯学校改革时仿照普鲁士学校制度的企图。

对俄国的教育状况，托尔斯泰也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首先，他指出俄国教育的不平等性。他认为，俄国与其他各国一样，当权者不关心老百姓孩子的教育问题，学校对人民的利益漠然置之。为此，他建议成立“国民教育协会”，以推广国民教育。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沙皇政府采纳。其次，他分析了俄国学校教学方法的弊端。他指出，过低地估计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无视学生发展的实际，极端歪曲地应用直观教学原则是俄国教育界的通病。对此，托尔斯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这是俄国学校盲目照搬外国教学法的恶果。

托尔斯泰的尖锐言论曾引起俄国当时许多教育学者的攻击。他们指责托尔斯泰是教育学上的虚无主义者。其实，托尔斯泰并没有盲目排外，他对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思想表示出高度的尊重。

（二）论自由教育

19世纪40—60年代，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许多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儿童教育和教学自由的口号。他们猛烈批判俄国学校中的专制和横暴，主张让儿童自由发展、自由发挥自己的天资和才能。其中，托尔斯泰是提倡自由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托尔斯泰指出，教育学的标准只有一个——自由。无论政府，还是所谓有教养的社会，都不应确定学校和教育的方向。学校和教育必须是自由的。

首先，托尔斯泰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当局对国民教育的干涉。在谈到国民教育时，他激烈地指责把儿童教育置于自己影响和监督下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认为只要资本家和地主支配着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就决不会促进人民文化的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事业应当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的手中，应当给予人民在教育问题上自由发挥意志的可能，设立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列宁也曾经明确指出，在当时农村贫民尤其需要教育之时，真正的、自由的教育并不是官僚和神父所需要的那种教育。

其次，托尔斯泰反对教育者的强制和干预，提倡教学自由。他指出，强制的教育是不公正的，学校不能对儿童实行强迫纪律。针对俄罗斯和国外学校压抑儿童个性的状况，他极力倡导儿童在学校学习的自由权。他指出，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自由是真正教养的必要条件。他甚至认为，真正的教学自由是男女学生来校学习是自愿的。他说：“只有让学生有选择教什么、怎样教的自由，才可以作为任何教学的基础。”[40]

但是，托尔斯泰提出，他所说的教学与教育自由是指不能强制学生掌握教师的观点和信念，并不剥夺教师对儿童教育影响的权利。在19世纪70年代，他曾经指出，当社会上还没有关于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一致的意见时，在国民学校教什么和怎样教儿童的权利不在儿童，而在家长，即人民。在学校里，自由的范围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及其管理学校的才能。

托尔斯泰这种自由教育思想完全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实现了。这个学校实行自由教育理论，甚至采用极端的自由主义的方法。儿童到校与否、座位、功课均由儿童自己选择，学校中没有任何的处罚。在授课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对于某门课程是否有兴趣而改变。19世纪60年代初期，托尔斯泰力求在尊重儿童个性、发展儿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但是，他的“自由教育”理论是建立在把儿童理想化基础上的。托尔斯泰还人为地把教育和教养对立起来。在他的教育活动的最后一个时期，他本人也意识到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不仅教给儿童阅读、书写和算术等，而且也对他们开展教育。

可见，托尔斯泰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呆读死记、棍棒纪律，提出的自由教育理论有进步意义，但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

四、论教育科学

（一）论教育学

19世纪，有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声称建立了教育学，有的人甚至自诩教育学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托尔斯泰对西欧教育学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认真分析。他指出，西方并没有那种可以成为教育学根据的哲学体系，因此，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教育学。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德国教育家，他嘲讽说：“这一学派的教育家，尤其是这一学派的创造者德国人，是从不正确的思想出发的，他们认为对从柏拉图到康德所有哲学家都成为问题的那些哲学问题，都由他们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都解决得那样彻底，甚至人类所获得的印象、感觉、概念、观念、推论的过程，都由他们无微不至地分析得一清二楚；甚至我们称为人类的心灵或本质的重要部分，也经他们分析清楚了，并且分成若干部分，还做得那样彻底，甚至在这种稳固的知识基础上，就可正确地建立起教育科学来了。”[41]

托尔斯泰潜心研究了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乌申斯基等人的教育著作，以及国内外教育史和教学法的著作。他试图发现教育基本规律，论证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和性质。为此，他对当时教育理论研究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首先，托尔斯泰反对仅仅从抽象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出发构建教育理论。他主张教育理论应该从儿童教育工作的经验中来，而不是直接从哲学中来。他说：“为了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成为一门有效果的科学，根据我们的信念说来，教育学不应当再以抽象的理论为基础，而是以经验的途径为基础，应当把它的原理从特殊引到一般，而不是从一般引到特殊。”[42]因此，教育学的主要工作在于广泛地收集事实，在综合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做出有根据的结论，发现教育过程中的规律。

其次，托尔斯泰反对把抽象的心理学作为教育理论的基础。他认为，抽象心理学人为地把儿童完整的个性分割成若干心理机能，例如，记忆、智慧、感觉等，然后以此为依据，规定哪个部分要多少训练。他认为，教育学不能建立在这种闭门造车的理论的基础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儿童的行为所做的缜密的观察应该成为教育学的基础。显然，他忽视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对发现儿童身心规律的作用。

在教育学如何构成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在19世纪60年代，他认为教育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俄罗斯的教育学只有在全面、深刻地研究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而且在总结这些经验时不加任何哲学上的前提，才能创建起来。因此，重视实际经验是教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他否认方法论上的指导又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极端。当时，德国被认为是教育学的中心，对此，托尔斯泰不以为然。他认为，俄罗斯教育学应该处于世界首位，并能开辟教育学的新道路。从80年代起，他改变了这个看法。他完全站在了基督教的立场上，认为教育学要研究教育工作的经验，就应当用具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宗教道德学说来研究和评定这种经验。这时，托尔斯泰终于承认方法论的指导作用。然而，他又错误地以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宗教为指导，这种立场显然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教育学。

（二）论教育史

托尔斯泰认为，教育史研究的任务是与影响人的发展因素密切相关的。人的发展受到两种情况的影响：一种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不自觉的影响；另一种是受到人们自觉的影响。他指出，以前教育史更关心的是第二种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但是，为了充分描绘人的发展，还应当研究人的发展的生活环境。

在托尔斯泰看来，教育是由生活产生的。因此，教育史应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影响，并且指出这些影响在教育上的意义。只有把教育学史看成是一切生活的教育影响的历史，它才有可能呈现人类个性完成的整个过程。而且，教育制度、交通、印刷业、国家政体、宗教体制的不同也直接影响着教育方法的变革。

托尔斯泰提出教育史研究不能局限于研究教育思想史，应该注意研究人的发展中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不仅对当时的教育史研究，而且对当代教育史研究仍然有启迪作用。当然，如果教育史研究过于细致地研究人类发展的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无疑会削弱教育学的学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