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教育学的重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爆发的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中国教育学,不仅因为恰恰处在20世纪整个中国百年历史的时间中段,而且也因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因而具有浓厚的分水岭象征意义。中国教育学通过重建实现了中国教育学发展模式的转换,开拓了新的教育学研究范式,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开端意义。本节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的重建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厘清重建的过程,梳理重建的结果,并且对中国教育学的重建进行一些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的重建大体通过改造旧中国教育学、学习苏联教育学、教育学中国化探索这三种途径进行。这种重建经历了三个阶段:旧中国教育学的改造(1949—1951年)、学习苏联教育学(1952—1956年)、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1957—1966年)。这三个阶段大体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重建的历程。
一、旧中国教育学的改造
(一)旧中国教育学改造的方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审视旧中国的教育学成为新中国教育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新中国在成立前夕,曾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当时教育工作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①。这个方针实际上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和三种参照。但这一方针在随后的实践中又迅速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不久就被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所取代,从而导致了对“旧教育”的全面否定。这直接影响了对旧中国教育学的审视。
新中国教育性质的变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这也成为审视旧中国教育学的基本标准。教育系课程是旧中国教育学的重要载体,对旧中国教育学的审视自然聚焦在教育系的课程设置。通过审视,当时的教育系课程设置者提出旧中国教育系的课程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存在四个方面的严重不足。
第一,旧课程是从外国(尤其是美国)抄袭和贩卖来的,具有严重的半殖民地色彩。第二,为教育而教育,课程根本超脱于政治之外,不能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第三,理论与实践脱节,许多课程的设立,仅仅是为了理论的探讨,而未曾考虑到实际的应用。第四,课程繁多,且内容重复,等等。①
这四个方面的不足实际上是从教育学类课程设置的角度,对旧中国教育学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它提出了旧中国教育学存在的问题,同时确立了旧中国教育学改造的基本方向。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重建的任务。
首先,从教育学的建设模式上看,旧中国教育学是对美国教育学的抄袭和贩卖。这种抄袭和贩卖反映了中国教育学建设上的半殖民地性质。如何清除以美国教育学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学在中国教育学界的影响,形成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模式,自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学重建的重要方向和任务。
其次,从教育学的建设性质上看,旧中国教育学脱离了政治,不能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如何使教育学为政治服务,自然成为中国教育学重建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教育学与政治的关系被提升为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主题。如何处理好教育学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成为中国教育学发展难以绕过的一个话题。它在本阶段成为越来越敏感和尖锐的问题。
最后,从教育学建设的内容和途径看,旧中国的教育学建设不仅偏重了理论,忽视了应用,而且没有处理好教育学发展和教育实践的关系。此外,教育学的学科门类太多,各学科之间缺乏严格的界限,这导致学科内容上的重复。如何使教育学为教育实践服务,减少学科门类和严格规范各学科内容,自然也成为新中国教育学自身要重建的任务。
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这17年中国教育学研究者主要是围绕以上这三方面对中国教育学进行重建。
(二)对旧中国教育学的具体改造
旧中国教育系课程所存在的不足,引发了教育系课程的改造。由这种改造,我们可以管窥当时教育系课程设置者对旧中国教育学的改造。
1949年4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邀集了一个大规模的教育学课程修订座谈会。①会议重点讨论了教育系的课程改革问题。在会上决定成立“大学教育系课程座谈会”②,每星期座谈一次,共开了6次座谈会。这6次座谈会的结果被整理成《大学教育系之办法与课程草案》,送交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邀集了一个小组③讨论并修改这个草案,讨论结果提交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颁布了新课程规定。
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确定教育系的任务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中级教育工作者的知识与技能”。从这个任务出发,教育系的基本课程被规定为13门,即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教育方法、教育心理学、中国近代教育史、西洋近代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测验与统计、现代教育学研究、职业教育概论、实习、政策法令、政治经济名著选读、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教育研究。①这是1949年后教育系课程的第一次改革。
当时的教育系都据此进行了改革。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后改设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概论因其内容不完整,教学有困难,后被取消。教育测验与统计起初因为测验多是些旧材料,而且是资产阶级的,遂改为教育调查与统计,后来索性被并入教育行政中,意为教育行政课程需要统计。现代教育学研究被合并到中、外教育史。有的教育系还增加了小学各科教材教法等。②
(三)对旧中国教育学改造的结果
纵观旧中国教育学的改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教育系课程的改造,旧中国教育学得到彻底的改造。原有的教育学学科仅剩下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教学法等。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等旧中国传统的主干学科被取消。旧中国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基本上被否定,在教育学学科建设上,我们推倒重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学遗产没有得到合理继承。
第二,教育测验与统计被改为教育调查与统计,后来又合并到教育行政中。以这个学科为代表,说明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影响开始逐渐淡化。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上,我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坐标系。至此,长达28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学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地位,甚至在中国基本“绝迹”。
第三,对旧中国的教育学的改造虽然征求了20多位著名学者的意见,但主要采取了制度化的行政推进方式。新中国教育学的建设由此开始自上而下进行。
第四,这次改造没有开展对旧中国教育学的批判,而是直接采取了弃而不用的方式。①
第五,这次改造更多停留在教育学学科门类的变革上,还没有真正进入学科内容。因而,这次改造还是初步的,更为全面、彻底的改造是从1952年后开始的。
第六,这次改造为下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进行教育学中国化探索奠定了基础。
二、学习苏联教育学
1949年初期,我国仍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为适应新中国教育的需要,朱智贤的《论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常春元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于1950年出版,作为师范生和教育工作者学习“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这两部著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阐明教育的性质、任务、内容和方法,对于教育工作者认清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懂得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和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①
然而,随着全国范围内民主改革任务的完成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学显然已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需要。要掌握社会主义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亟须引进和学习苏联教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教育学被大量引进我国,它对我国教育学发展产生的影响至今都难以磨灭。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