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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媳妇（第2页）

如果打心眼里就不愿女儿出嫁的话，从其拒绝的话中就可以听出一二。“我等也不愿令郎困扰”“已有人家，请容商量”“亲戚中亦有人反对”等借口比较常见，而很少有人会以“小女不愿与令郎共度余生”等露骨的方式拒绝，但关于这一点村里的人都十分敏感，立刻就能从对方的措辞中明白这件事已无希望。当时，一介农夫并不知道什么财产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当事人的人品、才能等在彻底贯彻了所谓公平教育的社会中，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比起这些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合作能力的平衡。一家与一家的因缘理所当然意味着劳动上的互相协助。若男方家庭人手不足或是劳动量过大，再加上亲戚中有不靠谱之人的话，将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就意味着让她受苦受累，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娘家又鞭长莫及，等于向对方贡献劳力了。亲家是自己新的家庭成员，想要避免上述麻烦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从男方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家庭的女儿才更有必要娶回家中，巩固自家的生产力，因此，周围的亲人们就会为他们出谋划策，万一媒人的“外交”手段不够高明，那就只能使出“撒手锏”——也就是“抢”了。

八

将婚姻视为补充劳动力的手段是否合情合理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事实。在有些地方，至今“结组”①仍只限于亲族、姻亲之间，且人们将亲家每年在固定的农事季节向对方赠送一些物件以支援对方生活视为一种义务。就算达不到这个程度，也有像“tanomi”②“yuinomono”③等同时表示“婚约”与“生产互助”的词汇。将配偶的父母称为“shiutooya”④，而在有些地方会变为“shigotooya”⑤，根源恐怕就在于“劳动”二字。另外，亲家之间互称“kateri”或者“katejo”⑥，也是为了表明“合作者”的意思。然而，各个农场的规模开始缩小，生产方式也逐渐改良，这种互助的必要性逐渐消失，而亲家双方的来往多数成了一种礼貌，以劳动互助为目的的婚姻越来越少，因此，虽说不至于真的到“嫁叟随叟”的地步，但选择女婿的标准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上述情况，女儿不再是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择婿逐渐开始以本人后半生的幸福为标准。然而女性本人的意志却依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而“抢媳妇”这一野蛮的习俗也依然没有彻底消失，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此外，选择变得过于“自由”，反而常常令父母和孩子感到迷茫、遭受挫败，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戒心有些过度，但也暂时不能断言。可以确认的是，近代以来，婚姻所伴随的风险比以前更大了。

明治以来，交通手段有了新的发展，于是结亲的范围突然间扩大，本该是值得欣慰之事，然而由于出现了不少失败的先例，女子们逐渐失去了做出决断的勇气，另一方面，她们对那些最为亲近的“智囊团”成员也逐渐失去信心，一家人七嘴八舌，很容易出现不同意见，婚事反而变得困难重重了。不可思议的是，“抢媳妇”这种野蛮的古老方式不仅没有被抛弃，人们由于需要应对新的形势，反而开始对其加以利用了。前文中提到的久保夫人家的博多女子便是如此。只要父母及本人对此略知一二，就可以“让别人抢”，这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从此时开始出现了。其背后有各种各样不得已的理由。例如，有两家以上同时前来提亲而又不知如何选择，只得不断拖延，尤其是其中一家与自己有亲戚关系或是有很深的交情，一边拖时间，一边又无法继续让对方难堪的时候，就会有父母心想“你们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把我女儿抢走，这样我们就有借口说服别人了”，甚至有一些内心软弱的母亲会干脆向对方明确表示这样的意愿。又比如说，对方恰好是本人心仪的对象，或者亲戚们已经看出二人情投意合的时候，他们会私下与男方沟通，并帮助男方创造“抢”的机会。这是使事情顺利进展的唯一方法，农村的人们尤其会选择这样处理。娶亲的一方非常清楚竞争者的实力，于是便在献殷勤上下足功夫，更早表明心意的人则会抱得美人归。此外，还有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态付诸行动的人，这种情况下，对于被“抢媳妇”的女方家庭来说通常都是“晴天霹雳”，但其实根据当时的形势，也多少能够想象出一二吧。

九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这或许是一种颇为“时髦”的“抢媳妇”。当女方因为家庭内部原因难以筹集结婚资金的时候，就算没有人逼迫自己如实相告，打听消息的人也通常对情况了如指掌。但其中总有些父母会若无其事地说“当下尚未准备妥当”“婚宴非重金难以成事，如今却囊中羞涩”，或者更直白一些，说出“若贵方来‘抢’倒也无碍”这样的话。虽说以前的婚宴也并非那么铺张，到了近世以后却由于一些别的原因，开始流行大操大办，在在乎颜面的家庭中，很多新娘会由于这一荒谬的原因而虚度佳期。一旦确定被“抢”，则一切表面的仪式都不再举办。就算只是为了应付外人的表面功夫，两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都不再来往。就算孙辈出生不得不前去探望，也不会举办豪华体面的宴席。只有在男方家境殷实的情况下才会在自家举办祝贺宴会，并推进双方尽早正式成婚。总之，只有“抢”来的新娘，才是各种结婚物资无论何时都是由男方负责筹备的。虽然嘴上说着由于“被抢”所以无可奈何，但所有人都对实情了如指掌。即便如此也能够心安理得，这实在是这个社会令人不可思议的妥协与让步。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抢媳妇”似乎也并不一定是一种恶习，它同时也是降低年轻女性谋生难度的一种新的便利方式。虽说字面上是“抢”或“扛”，但也并不是真的将新娘扛在肩上带走，或许在离家之前还能向父母道一声珍重。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嫁女的仪式过于简单，因此从女子下定决心离开父母，到自由地出入男方家庭的整个过程都被算入合法的婚姻的一部分，在重视家庭统一的时代，这是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而且如此一来，所谓家长的认可在这里就变成了默许，从而变得难以确认。虽然现在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但过去，作为“私通”和“正式婚姻”的分界线，年轻人的集体干预是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野合”和“私通”这样的事在任何时代都是遭人唾弃的行为，而使一门亲事能够光明正大地公开的，不是所谓“婚姻登记”，也不是今天所谓“半推半就地拖延下去”，而是另需有人立于婚姻当事人双方与公众之间，确认该婚姻正式成立，而这些人必须从同龄人中选出。而且他们的工作不仅是保证婚姻这个事件本身的成立，还必须监督二人能够信守面向未来立下的誓言。这或许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惯例沿袭了“抢媳妇”习俗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变化，其身影渐渐模糊，但如今我们依然可以从手边的资料中窥探其最初的内涵。这些都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参考，对于更为细致地考察不同时代间的差别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十

接下来我将列举一些各地不同的例子。例如，传说在岛根县的一部分地方，女子离开娘家逃往男方家中时会举办仪式。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尚未听说，在此地是否真的存在还需进行确认。但在当地，人们将这种仪式称为“omoitaukeshugen”②。女子在一只脚迈出家门、一只脚还留在家中之时，宣告自己已经下定决心。此时虽然定会被父母追赶或是拦住，但家门外早已有接头之人原地待命，他们会不由分说地将女子带走。

让女子做出这种宣言的例子除此之外再未听说。一般情况下，承担表明决心的责任的人都会从女子的朋辈之中选出。此人必须是相当机敏干练之人，否则一旦被捉住就会受到虐待，而且在谈判期间会成为筹码，在交涉时会处于不利的境地。在彼杵地区，扮演这一角色的人被称为“tennai人”，在阿苏地区则被称为“touruizuke”。我认为使用“盗类付”这三个假借字有所不妥，因为“tennai人”应该是“结伴而行”的意思。就算没有固定的称呼，扮演这一角色的人也是一直存在的。由于这一辞令十分拗口，因此通常会事先反复练习。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将一只脚踏入门内，用极快的语速说道：

贵女××，有公子××令（抢）其为妻，望知悉。

说完则迅速返回。虽说人们认为最好趁着女方家没有事先准备而尽早告知了事，但此后仍需有人前来就娶妻之事进行交涉，在需要身兼二职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会携带装有“sumi酒”的小酒樽，悄悄放在女方家门口。“sumi酒”是亲事谈成之后由媒人带来与新娘父母互敬共饮之酒，一旦饮下这杯酒就再无反悔的机会，因此，“媒人”都希望尽早了却这一程序，每次前来交涉之时，都会悄悄将带来的酒藏在玄关处以备不时之需。就连“抢媳妇”的帮手们都要参与其中，可以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野蛮粗暴的“媒人”吧。

从中央地区一直到东日本，如今已经很少见到上述例子，但虽已成为“昔话”①却仍然留在人们记忆中的“onnadori”“musumedori”②的故事还在各地流传。在岩手县的九户郡等地，当父母反对这门亲事，小伙子们就会赖在女方家中，将两条头尾相连的鱼系在炉钩③上，并将带去的酒放在炉边。如果能顺利地将女子带回男方家中则相安无事，若是途中被人发现而最终放弃的话，则会受人嘲笑。农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即便是白天也人烟稀少，因此这种所谓“omoidachi”通常都会大功告成。

十一

正如“媒人”一词使用了“女”字旁，以前扮演这个角色的通常是女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媒婆”。而在“媒人”制度像今日一般普及之前，想要将新娘顺利娶进家门，除了男方亲力亲为之外，似乎并没有别的方式了。翻看狂言的剧本就能够发现，以“××新郎”为题的狂言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情况是女方已经与男方同居，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就只有老丈人这一关了。看看焦急等待“婿入”的老丈人就能够明白，婚后的迁居一般都会在一片和谐中完成，但至少在当时的京城周边，并不是像今天这样只有在“媒人”带领下，用大红花轿①护送新娘的“嫁入”形式。虽说“扛”啊“背”啊这样的词听起来并不令人安心，但它们顶多表达了一种结伴而去的意思，并不意味着新娘及其父母的意愿被完全忽视。

在我的故乡，也就是中国②地区的东部，自我幼时起就总有人面带微笑地讲述“bouta”这一婚姻形式。对于一个孩子来说，“bouta”的意思并不明确，我也曾经想象过，这莫不是用长长的圆木①将新娘抬走的意思吧。后来我得以拜读折口君登载于《乡土研究》（一之十二）的报告，终于弄清了这一说法的起源。所谓“bouta”是“夺走”②的意思，也就是在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女儿带走，并将此事向公众宣布之时使用的词汇，这与长崎县某些地方的“tennai”等词汇的意思相似。然而实际情况是，莫说父母“事先不知”了，更有甚者会经过深思熟虑轮番交涉之后，亲口说出“若贵方‘bouta’之心已定，吾等定将小女双手奉上”这样的话，并亲自将女儿带至男方家中。因此，待到他日家境宽裕起来，便会有人在背后嚼舌根，说什么“那可是‘bouta’来的媳妇”③。《南水漫游》④《浪华百事谈》⑤中也曾出现过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大阪南郊农村的事例，而这些事情不仅一直持续到最近，正如前文所述，甚至其发生的地域也一直扩展到了中国地方。

我感到饶有兴味的是原本这种方式是更加普遍的。北到青森县的津轻地区，西至九州某地的农村，其他另有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即“嫁入”一行人中的领头者会向着人群高声喊道“新娘到!新娘到!”以宣告“嫁入”的开始。在尾张的古知野附近，则会委托人力车夫一边高声喊着“新娘到此!新娘到此!”，一边拉着载有新娘的车。机动车出现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得而知，但从“嫁入”一般都会结队行进来看，上述情况应该已经非常少见了。之所以要在“嫁入”时兴师动众，是因为比起结婚这一事实本身，不如说是将女性本人从甲家迁移到乙家之时获得公众的承认更为重要，因此比起奢华体面的婚宴，以简单的仪式“迁移”新娘具有更大的必要性。据山阴某地区的调查报告所说，在当地就算是女子在途中伤心哭泣，只要路人知道这是在迎亲，便不会有任何人前去干涉，甚至连家人都不会插手。我们也许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但或许是因为她们与“哭丧女”一样，“哭泣”只不过是离家之时必须履行的一种仪式罢了。如今的冲绳县久高岛等地就曾经有女子被男方带走时哭泣的风俗。

十二

“抢媳妇”的类似例子在中山太郎氏的《日本婚姻史》①中多次出现，此后大间知君等人收集的《婚姻习俗语汇》中，也列举了各地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并不是局限于某一地方的奇特习俗，如今也没有必要重复列举相似事例。总括来说，至少在今天，在女性意料之外的情况已经非常之少，而拒绝对方返回家中的例子更是极其罕见。如此一来，父母认可的婚姻就越来越多。“sobiku”②“katageru”③“ottoru”④之类词汇也仅仅意味着不用经过普通的“媒人”式的交涉，直接通过一些程序使女性成为自家成员罢了，并不一定包含“非法监禁”的意思。是从一开始就按照这种形式，还是如今手段变得更加粗暴了呢?虽然弄清这个问题的证据资料尚不齐全，但至少过去的年轻女性即使结婚以后也依然留在娘家，在作为主妇的必要性产生之后，才会被迎去夫家。在这样的时代里，既没有今日所见的“媒人”的来回奔波，也没有需要“若者组”齐心协力完成的隆重的“抢媳妇”仪式。换言之，今天所谓的“抢媳妇”从中世以后就渐渐成为普通的“嫁入”风俗的附属产物了。

或者可以说，在遥远的过去，曾有不得将女子送给别家的规定，而这一规定在向着如今的男性继承制转换的过程中，诞生了“夺去”“抢走”这样的概念，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这一问题尚不能通过民俗学的力量得以证实。总之，作为某一词汇的现代用法，或许“抢媳妇”一词只是一种夸张手法，仅仅意味着按照与正常方式稍有不同的程序来将新娘带入自己家中罢了。如果《日本风俗志》中的记载无误，那么在筑前各郡，人们在听到有新娘到来时，便会四处打听是“抢来的”还是“正式的”，由此可见“抢来”的比例非常之高，“抢媳妇”只是与“正式婚”相对立的名称而已。这一名称给人以不好的感觉或许只是因为它过于简略，但可以肯定的是，“抢媳妇”也是一种受到承认的娶亲手段。如此一来，处于其对立面的“正式婚”究竟为何物便成了一个问题，但其实所谓“正式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在“抢媳妇”的情况下，通常也是由负责交涉任务的一位年长者——他们通常是“宿亲”①或者村中的介绍人，总之是扮演媒人角色的人——来进行各种疏通工作。如果进一步观察二者之间的区别的话就能够发现，女方的别家或亲戚参与相关事宜的策划及结婚赠言，在“正式婚”中是必不可少的，而在“抢媳妇”中却完全没有。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

《民俗学》杂志（一之六）中曾经记录，在大分县的山村中，如果迎娶新娘之后不设婚宴则会被人耻笑为“抢媳妇”，但我认为这一说明并不充分。男方一开始就有伙伴们在一旁协助，并大声宣称要将新娘接走，事后男方必定会设酒席以表感激，因此也不能说没有举办婚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的不如说是女方的亲戚，这其中有确实完全不知情的，也有了解情况而只是佯装不知的。因此，“抢”变成了一种相当“风趣”的语言，或者说比起“抢”来说，“让对方抢”这一说法更为妥当。总之，仪式虽说简陋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因此也不算不合规矩。在岛根县的隐歧岛，此前提到的“omoitaukeshugen”或者“nusumishugen”①。女性如果早早就有了可以前往的临时居所，便会在当夜带着换洗衣物前往。这种行为被称为“yadowotoru”②，女方的父母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前去将女儿带回。女子在这里做出嫁的各种准备后被“媒人”带走，翌日清晨，男方邻居家的人会前往女方家中请求对方父母的认可，一般情况下女方父母都会点头答应，但万一对方拒绝，则亲事暂时中止，等到小孩出生以后，双方就会在不知不觉间修复关系。根据我的想象，这种风俗应该以前比现在更加普遍。因为虽然现在各个地方也会有女方的家人一同前往途中的“驿站”①，但这并不局限于从遥远的外村迎娶新娘的情况，就算是距离很近，人们也将其视为必要的过程，其起源除了这种风俗之外别无其他。使用这种“驿站”的情形可以说遍布全国各地。于是，这种“驿站”不仅仅是暂时休息的场所，同时也会举办某种仪式或者履行交接新娘的程序，如果双方都有各自的“媒人”，这里就是一个交接工作的场所。也就是说，这里是“媒人”履行职责的起点，有时会由“驿站”的主人担任这个角色，有时则是由“媒人”来提供“驿站”，只不过有名称上的差异而已。由此，正如隐歧的“nukeshugen”那样，有时新娘会从这种“驿站”而非自己娘家出发前往男方家中，因此在北九州的部分地区——如在丰前的后藤寺附近，这种娶亲就全部被称为“抢媳妇”了。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由“媒人”或者相当于“媒人”的人担负起主要责任且在其中过多发挥作用的婚姻。在所谓“正式婚”中，这一角色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更像是“代表”或者是“使者”之类的人物。然而在“抢媳妇”中，往往这个人会独断专行。因此，与其说是站在第三者的客观立场，不如说是在支持希望同居的当事人们的诉求。在西国以外的地方，如在能登的鹿岛郡，在亲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一身素装的新娘带回家中的“嫁入”被称为“抢媳妇”。那么由“媒人”告知女方父母“令爱就交付于我们了”的例子不仅在若狭地区存在，同时在非常重视“yomemorai”的飞驛的白川山村也能够见到。也就是说，压制女方家长意愿的必要性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而这也是使得“媒人”地位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十三

然而，被“扛”来的媳妇在土佐被称为“kataginyobo”，在鹿儿岛县被称为“kareome”，也就是“karuiomae”①，在冲绳诸岛被称为“kataminibichi”，也就是“扛来的媳妇”的意思，上述几种说法都是针对没有媒妁之言就娶来的媳妇，或许有人认为这与有关前述“抢媳妇”的说明互相对立，在我看来却不足为怪。这只不过是在足以承担“媒人”角色的这种核心人物还未出现的时候，由“doshi”也就是年轻人们共同合作，决定临时扮演这一角色罢了，在限制父母的自由选择上二者并无不同。

也就是说，这证明了“媒人”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其背后有未婚者人群的舆论支持。虽然精力充沛，但年轻人并不擅长交涉。进入这个环节后，想要毫无破绽地把事情解决，就会经常叨扰那些具有同情心的年长的中介人，因此，尤其是在从甲州到伊豆一带的地区，其中所谓“代表制”逐渐发达起来的也就是“dorabuchi”这一习俗。这一点已经在“出女房”的一章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但总之互有感情的男女双方原本绝没有打算私奔。至少他们最亲近的朋友从一开始就参与并分担了他们的苦恼，另一方面，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也绝没有插手他们的决定。只不过是如果他们出面的话或许能够有效地说服父母，或者说他们曾经成功避开强行“扛走”或“抢走”而达到目的，因此他们会将事情全权委托于此人。待夜深人静之时，两人就会哭哭啼啼地登门求助。虽然不会像九州某地那样不询问女性的意愿就将其“扛”走，这也是爱意深切的人在基本认为此桩婚事木已成舟之时才会进行的尝试，但长辈们也完全允许他们这样做。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年轻男女一同前来，口中说着“劳您费力，助结连理”来恳求对方。于是，此人姑且应下，先是责备他们轻率鲁莽，而后又令双方许下一生恩爱永不分离的誓言，最后再去慢慢说服或顽固古板或优柔寡断的双亲。其说服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为有效的说辞便是“你们也有风华正茂之时，回想下那时想要结为夫妻的迫切心情，就能明白孩子们的心意了”。当然，除此之外此人也会唠唠叨叨说一些利害关系，如果对方一直不肯松口，则至少会有一次突然态度变得强硬，并使用更为激烈的言辞：“不要再嘴硬了。若是煮熟的鸭子飞了，孩子心灰意冷，出了事儿可就追悔莫及了。”此时一旁默不作声的母亲一般都会忍不住哭哭啼啼。或者板起脸说：“就算你们要和孩子断绝关系也无妨，尽管将他们赶出家门，我自会收养，但丑话说在前面，这世上可是没有后悔药的。”因为父母们心里都盘算着哪天能和孩子修复关系，所以基本上到了这一步，大多数父母都会举手投降了。于是，事后二人会对他们的“再生父母”心存感激，而这些人在村中选举的时候也往往能够得偿所愿。但我并没有实际计算过，所以暂时还不能苟同。总之这一社会状态很早以前就已出现，因此我不认为这与关西地区的“扛媳妇”和“抢媳妇”毫无关系。直到今天，在这个地方的一部分村子里，依然由“若连中”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中的大部分，所谓“dorauchi”绝不单单是男女二人的私奔。在伊豆地区最近还能看到的事例，都是在双方“若者组”的帮助下成功实现的。他们会假装向“情理”妥协，姑且将新娘送回其父母身边，与此同时，又会有另一位成员再将新娘抱走。虽然作为一种外交技巧实在是过于笨拙，但往往最终能够达到目的。世人对他们最大的误解，是认为“dora”就是男子**无赖、违法乱纪的罪魁祸首，于是我们很容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意志往往是被忽视的。但如果真的心不甘情不愿，那么幸福就无从谈起，因此那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道乐”一词是后来人们才想出来的，“dora”就是“离家”，也就是打破了女性应待字闺中，等待夫婿前来迎接的这一古老的原则。“dora猫”①中的“dora”就能够很准确地传达出这种感觉。

我如今以一种如数家珍的口吻叙述这一陈旧的古老风俗，并不是希望其死灰复燃，也不是想要将其永久留存，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我的目的，那就是希望诸位能够针对这个问题认真地想一想。选择配偶最初完全是自由的，虽然后来也出现了各种限制，但大体上以个人意志为原则，这一点直到最近都没有发生变化。而把完全无视个人自由的婚姻说成是“高雅的”“安稳的”，实际上是新近出现的风潮，是对武家道德的盲目追求，也是常识在人们心中的消亡。但是，以“嫁入”作为婚姻的开始这一想法，既然已经被写入法律，那么女性因束缚于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产生自卑感就是无可厚非的。而想要让她们从这种自卑感中解脱出来，首先应该让她们明白结婚的真正目的，其次要让她们懂得，所谓家，是通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建立起来并维持下去的。

为了上述目的，我们必须正确利用妇女解放的这一绝好机会。虽有不少女性认为此前所谓自由无从谈起，可这种误解反而成为一种莫大的鼓舞，因此也就无须澄清了。然而必须通过迄今为止的事例让人们注意到，这种自由总是难以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为了实现现实生活中的幸福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就算是明白在婚姻的选择中并不会受到什么制约，但如果可供选择的对象本身不存在，则这一自由也变得毫无意义；同样，如果可选择的对象太多，又容易让人迷茫、犯错，或者让人心有不甘而悔恨终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将这一“选择”向正确方向引导的所谓外部“机制”，“自由”就无法充分发挥其原有的价值。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泛意义上的性别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希望这一教育工作能够由女性来承担，但令人遗憾的是，世间众多深谙世事的中年妇女们无知得令人瞠目结舌。使得社会变成今天这种状态的并不是男性，正是这些中年妇女。

于是我主张，以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最为普通的农村妇女为对象，逐个记录她们的现实体验。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从来未曾想过，自己所居住的村子或是经常来往的临近村落以外的地方存在可以选择的结婚对象。此外，她们也对所谓“前世约定”“好姻缘天注定”等说法深信不疑。因此她们早早下定决心，也会轻易地为了适应自身的处境而改变态度。不得不说，她们既没什么出息，也显得有些可怜。但是至少她们的婚姻有一定的计划，也有对未来的期待，而且她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处在这些计划和期待中，不允许有任何意外。年轻时代的恋爱游戏基本上只能算作一种“练习”，她们不会将“练习”与最终的归宿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她们始终都在旁观先例中的善恶种种，已经习惯了人生中的喜怒哀乐。她们择偶的目的最为明确。她们希望能够光明正大地爱自己所爱之人，至少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她们所经营的家庭，也绝不会像黄莺、麻雀的巢穴那样不堪一击。在自己芳华不再、**退去之前，那些应该去爱之人，那些即使拼上性命也要祈祷他们幸福余生之人，不断地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于是，透过她们的幸福，不仅可以感受到新一代人的文化风潮，也能够在世间尚未变恶之前，仔细体会天道酬勤的欣慰。另一方面，人的一生难免遭遇病痛，更不用说祸福难料，此时来自外界的同情与帮助都无济于事，便只能寄托于相濡以沫的枕边人。总之，过去要想度过平静幸福的一生，只有家庭才是最坚固的避风港，因此，就算现在这一保障已经岌岌可危，依然将希望寄托在家庭上，这绝不是年轻人一时冲动的想法。警察也好，媒体也好，常常使用“痴情”①等字眼来描述的事件，往往是指并没有经过这一计划，又或者是计划失败的情况。

（昭和二十二年十一月《妇女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