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婿入考（第1页）

“婿入”考

一

在过去三十年间，我站在门外汉的立场上对日本史学的发展进行了考察，感到喜忧参半。就我所见，史学在日本是最受重视的学科之一，因此这条研究道路上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才子。但同时，史学也毫无统一性，每个人都可以自说自话。其一，人们心安理得地认为编年史是在形式上按照年代的顺序整理出来的可以信赖的体系。其二，很多人有这样一种误解，即日本国土是最为统一的生活共同体，因此只要是其境域以内的历史知识，无论是多么互不相关的发现，都能够自然而然地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学问。其三，将历史读本编写工作的完成等同于学问之统一的风气甚嚣尘上。

举出自然科学某个领域的例子，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种所谓“安心”实际上是毫无依据的感觉。于天文学则是对有关星球的所有知识，于植物学则是对所有微观世界的彻底研究，但如果不能从中发现某些一以贯之的法则，就不能算作形态完整的学问。然而，我们众多的史学家们究竟是否正在任劳任怨地献身于这一项伟大的事业呢?至少在现代的史学界，人们都倾向于挑选自由开放的题目。原本是有传承有历史的学问，其中却有大片被人遗弃、无人管理的空地如今正渐渐荒芜。现在，如果史学能够像历史课的考试那样，提出一些问题并向他们索取答案，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有人像病人拜访医生、迷路者请教警察一样，抱着谦虚的态度向他们求教，又会如何呢?我等凡夫俗子为了未来的生活且行且烦恼，心中有千千万万个只有历史才能够回答的疑问。世界上的史学家正在以超乎我们想象的力量赋予这一学问成长的希望。因此，失望也将是在所难免的。

即使是一般人，如今也开始逐渐明白历史与史学的区别了。除了整理保存流传下来的稀有的文书记录之外，所谓“变无知为知”的力量是如今人才济济的新近史学家们对史学的最新期待。尤其是处在当下社会变迁的转折点，他们的课题选择实际上是某种“众望所归”，并非是完全自由的。当然，我不是想要称颂那些旧式的“博学多识”的、所谓“移动的百科词典”式的人物，但至少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学问根据时代的要求，其课题也存在着轻重缓急。就像手工业者那样，有时候他们必须优先准备客户定制的商品。然而，所谓纪事本末体①的历史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开始被人们留意。例如，《田制篇》《租税史》《货币史》《大日本农史》等，一直到水产业、盐业的各个细节，都由各个行政机构组织编纂，曾经盛行一时。但这类书籍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并非真正的本末体。尤其是当下针对一些问题的非常必要的解释说明或者是我们迫切想要了解的中世五六百年的历史被略过，没有丝毫记录。在农业史方面，本以为从历代的诏敕到政府发文以及符宣②的各个条款等都能够被严谨地引用，结果却突然出现“于江户时代如何如何”这样的字眼，令人摸不着头脑。如此一来，首先读者就不会认可。因此，虽说这种形式最早走进了死胡同，人们却没有因此而采用其他解释方法。大家依然自说自话，用更为平实的话来说，就是只有那些答案先于问题出现的部分才被视为真正的问题而公之于众。如果当今世人能够稍稍抱有批判之心，毫无顾忌地带着心中疑问前来倾听的话，我们是否有颜面一边告诉他们“你要的东西我这儿没有”，一边指向邻近的空地呢?

然而如今的世人想要知道的事越来越多，他们甚至相信历史学家对这些事如数家珍。我所尝试着论述的结婚制度的变迁以及导致变迁的原因等，便属于上述问题的范畴。

二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没有将法律制度与社会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只知道过去不曾出现的“事实婚姻”、户籍制度上的私生子等现象正在困扰着这个国家。面对死者家属救助金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取、遗产的归属是否符合本人的意愿等问题，人们尽可能地兼顾法理的推论与现实的必要，这一倾向一年比一年明显。事实上，虽然法制的力量并不能对上述现象进行否定，但究竟这些现象为何会出现，恐怕永远是个谜。为了处理这些“事实婚姻”和私生子的问题，不管怎样都先要弄清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这个问题明显属于历史问题的范畴。这是作为一名历史学习者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再继续被搁置下去了。

据我所知，谈到所谓国史，有人认为只需要探索“社会精英”们带着鲜明的意识而完成的“主要功绩”即可。这样想当然轻松，但那些无名的凡人无意识间改变的家族组织的中心——婚姻——这一事实的古今差异是否就是国史以外的问题呢?对于这项研究的怠慢和滞后，究竟哪种学问应该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来自社会的直截了当的责问。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不是属于上述“主要功绩”，这一点由谁来决定?至少，目前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托付于那些自由奔放的“问题选择者”。必须另有一个决定“主要”事项的独立标准。例如，从常识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导致日本人的生活如今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原因可以说是“主要”的，但是对他们的体质与气质产生重大影响的衣食的变化——从亚麻到木棉再到人造纤维的流行，饭食的烹饪方法以及对温热食物的喜好、放弃了粗拌生鱼丝而转向刺身的经过等，都不是“社会精英”们有意识的行为，因此它们也并不能算是国史——如果这样判断的话姑且不论，如果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就算心情很迫切，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开展研究的途径。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是一样，如果只是沿袭过去的方法，就会有很多难以解释于是自然而然地逃避、最后只能遗留给后世之人的问题。实际上，所有人都已经隐隐地感觉到如今我们所抱有的期待是难以实现的，然而人们的所谓“自尊心”似乎已经拖慢了前进的脚步。

但是，至少史料采集范围的扩大是近代以后出现的明显倾向。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人们所留下的那些仔细记录并试图向后世传达的言说进行了发扬或论述，以此为历史从中进行取舍，甚至试图找出尚未被讲述的事实。江户时代后期，有一位名叫喜多村信节①的随笔家，他着手搜集极其新颖的资料——也就是从偶然的记录中发现意想不到的题目，成为诸如“关于《倾城禁短气》②中表现的京都町人的伦理观”这类流行的研究的先驱。即使在同以文书为唯一资料的研究中，此研究也可以算作“革命”性的巨大飞跃了。也就是说，人们逐渐开始承认史学在既有的束缚下是完全无法完成其本来的使命的，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在方法论上做出改变，同时对于其他辅助性学科的参与也必须采取更加谦逊的态度。但是，史学曾经对语言文学中的“文字的力量”进行了过度的肯定。对于遗迹、遗物的学问也是一样，至少是关于上古那个缥缈的时代，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把这一研究让给了过于“自由”的判断，现在各郡的地方史一概被“古坟发掘者”③占领了最前沿的位置。这种有史以前和以后的差别究竟能不能够用同一根绳子来贯穿整个国土和全部国民，我对此表示怀疑。就算是有千百文书记录贵人、伟人起居的时代，大多数百姓的生活依然维持着文书记录出现以前的状态。但二者的境遇却是互相交错，社会也完全是一种混合交融的状态。我认为只要“考古学”不被这一陈旧的汉字译法所束缚，仰仗这一学问的支援不仅在以前是必要的，在以后还会变得更加妥当，但现在，我不愿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总之，文书之所以能够统御既有的史学，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叙述某个史实的唯一手段。那么，如果我们确定有一种能够理清过去事实脉络且在精确程度上更胜一筹的途径存在，那么至少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承认它是不可忽视的部分，所以是值得欣慰的。然而依然令人担心的是，好不容易有新的方法可以追加进去，却动辄沦为随意的让步，而用于选择、整理资料的精确严格的鉴别方法却无法适用，或者仅仅根据一般常识的指导，就用那些杂乱无章的偶然见闻添油加醋，我们一边自己招致结论本身的疑点，一边又以此为由尽力逃避使用辅助学问中有价值的部分。近年来，终于将迎来出头之日的日本民俗学尚未作为史学的一部分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中有一半责任在于从事这门学问的人态度过于散漫，另一半则应该归结于利用民俗学的史学者们大多胆小懦弱。所谓历史，只不过就是将我们已经忘却的事实重新记起。而这门学问经过大量的论述与争辩，最终成为胜利者的，无非是那些巧言令色之人，而这正意味着史料利用的技巧丝毫没有进步。再加上从未经过充分的比较与整理从而变得散乱无章的奇闻逸事中，选出一些不为别人所知而只是于己方便的若干事例，匆匆忙忙地捏造出一个自以为是的结论，这样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会招致历史知识的混乱。传统的史学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并以此为由独自站在险峻的城塞，始终在旧有的土地上耕耘不辍，并且大多都会显出一副不知“开拓”为何物的表情。因此，这些问题如今仍然在原野上像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若要为了当下而对这些问题进行妥善处理，恐怕首先需要判断这些文字以外的史料价值在何种情况下不适用，而又在具备怎样的条件之时，能够采用并作为既有史学方法的补充。因此，如果在现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下就直接认可民俗学的效果和功能，那么最终就会像考古学在上古史中的地位那样，任何时候史学都会将民俗学拒之门外，白白地将学问的沃土让与他人马群，反而在自己内部筑起一周牢固的围墙。如今，我试图去做的，是弄清所谓一种解救方法——也就是如今正在进行的民俗学这一研究方法（一般我们会称作“folklore”）、研究顺序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辅助于史学，只是因为这正好适用于顺应时代要求的问题——婚姻，于是举出一些事例罢了。

三

试图探寻前代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家族组织特点的人们首先抱有的疑问，就是日本的婚姻习俗从古至今虽然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变化的，又是由于何种原因而发生了变化，这种极其重要且必须让大多数人都了解的历史问题，早就应该能够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清楚，但就我所知至今这一点也没能实现。江户时代，有不少学者将《源氏物语》批判为**书籍。或许其中确实有不少低俗内容，但今天仍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抱着别的目的重新阅读。甚至有很多史书都提到，在那个年代，京都贵族间乱象丛生。既然出现了“乱”字，那么理应有一种被视为“正确”的标准，而当问到这个标准存在于哪里，又是以怎样的状态存在之时，就会有人回答“就在这里”——也就是指当下的风俗。确实，这里发生了“变化”。总之，不仅仅是紫式部描绘的那个社会，不论是在那之前还是同一时代，只要翻阅文献记录，就能够发现上流阶级的绅士们人人如此。他们直接与女性通信来往，只要基本确定对方不会拒绝，就会前往女性所在的地方。这就是婚姻的开始。与之相比，我们现在的婚礼被称为“嫁入”，将新娘带入夫婿的家中成了结婚过程中最主要的环节，甚至很多夫妇都是在这个时候才第一次见到对方的容貌。这与过去最为常见的做法恰好相反。这种形式究竟在中古以前是否存在，谁都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时代的巨大变化。是非得失暂且不论，首先应该明确这一变化的过程和轨迹，这才是历史研究者们肩负的重要使命。

当我还是一介书生的时候，“日本新娘”事件曾一时间成了尽人皆知的话题。一位叫作田村直臣的基督教牧师在美国著有一书，其中提到日本的姑娘们都是由自己的亲哥哥送去新郎家中的。还提到在日本，年轻人在配偶选择上没有丝毫的自主权。得知这本书的内容后，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勃然大怒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在这些批评者中，有一半人认为这些纯粹是信口胡说，另外一半则认为虽然情况确实如此，但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公之于众就是对国家的侮辱，如今看来，这种两种观点并存的现象着实罕见。那么，田村氏的观点究竟是对是错?是否只是不应该将这个事实公开呢?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相，那么那样的奇怪行为为何只在日本才存在呢?如果并非事实，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错误的偏见呢?这都是一些意味深长且重要之至的问题，就算没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契机，也早就应该去认真思考了。

按照常理，所谓“日本新娘”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论多么微不足道的小动物，都有权选择自己的配偶。就算时间非常短暂，所谓“tsumadoi”也不是完全没有。所谓完全“一无所知”的婚姻，要么本身不是婚姻，要么就是背后已经进行了相当于“tsumadoi”的流程，而且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就不可能自己冒出来。至少这不能作为一个民族固有的共通习俗。实际上，即使是近世这样被普遍认为已经彻底贯彻了这种习俗的时代，与这种“原则”相对立的“例外”——最终甚至不能称之为“例外”——也非常频繁地被人们付诸实践，因此，事实上，还没有被弄清的只是这一变化为何如此显著，以及为何人们能够逐渐承认变化已经发生而已。女子年纪尚轻不谙世事，只得相信父母并嫁往他们指定的地方，这样的事实际上只有在拥有一定地位的人家中才会发生。因此，对于地位不高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一直都采取了其他的方法，而这些究竟都是前代的形式，还是此后又稍稍衰退之后的形式，或者完全是刚刚出现的不合规矩的做法?不幸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人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思考。

导致这一不幸的主要原因在于已经僵化的既有的史学研究方法。文书记录中没有包含的生活状况、与文字无缘的阶层的习俗就算占据整个国民的大部分，也可以将其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些观念都使得人们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所幸在政治或者战争问题上，哪怕是从一个狭窄的局部进行观察而留下的记录，都不妨碍我们了解更广泛的知识。但如果这是对大大小小的家庭都同样重要的事情，那种做法就会立刻将过去彻底埋没。所谓“folklore”，任何时候都试图在这种情况下登场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将记录中未曾留存却已经发生了变迁的前代的标准文化，通过其残留的痕迹来一窥究竟。

都市生活开始以后，新的文化一般会从其内部产生，然后逐渐向周边波及，一个一个地将此前的旧有文化推向交通不便的深山或海角。于是，越是古老的东西越是难以留下记录，也就没有了拿来比较的机会，最终被遗弃在角落里各自孤立。例如，关于婚礼，我们通过文字记录所了解的只有伊势流和小笠原流之类的流派，因此一旦实际情况与文字记录的形式不一致，就连我都会感叹“竟然还有这种奇风异俗”。不知为何，这种现象在全国遍地可见，古今一贯，甚至偶尔能够在其他民族中看到类似的情况。如果不尝试着进行比较研究，那么人们都会将其视为当地的野蛮习俗而感到耻辱，或是尽量隐瞒，甚至希望尽早废弃转而模仿中央的主流做法。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文字记录的流传盛行起来，旧有的文化就会更加快速地在都市新标准的逼迫下进行改革。“folklore”与其他各种研究一样，最初的出发点都来自对某种迅速消失的事物的惋惜之情，此后渐渐开始批判新的文化，人们甚至认为，为了避免错误选择的危险性，能够事先知晓其变迁的路径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想来史学终究不是一门能够否认其世俗功能的学问。因此，过去曾经微不足道的民俗调查作为新的辅助学问，其功绩值得期待，但同时作为一个重要条件，这一调查务必保证精确、周到和细致。然而，直到最近，被称为“土俗学者”的人们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奇闻逸事的若干收集整理，或者提供一两个极其罕见的事例而已，因此，其工作的目的反而会遭到误会。人们通常是因为“有趣”才会觉得某个习俗罕见而奇特，而如果这种“有趣的习俗”确实能够被称作“习俗”的话，那么一定会在某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其他类似的现象。然而如果只是突然出现的孤立事例令人大吃一惊的话，那么要么是在其他地方虽然存在但尚未被发现，要么就只能是观察者的误解了。哪怕是稍稍存疑的证据，作为论证的资料也十分不妥，如果还存在尚未發现的部分，那么“发现”它们才是民俗学者的首要义务。但是，这种资料的搜集向来都是举步维艰的工作，也正因此这项工作才会受到学者们的尊重。如今这些资料依然被悉心地保管，但是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只有经过集合、分类和比较才能够体现出来，因此孤立而珍奇的事实，无论如何吸引眼球，也只不过能对某个推论起到提示的作用，其本身并不具备补充史料的能力。这便是民俗志与民俗学最重要的区別，但一直以来总是被人们混淆。

发现与收集对于我们的学问来说，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如果不具备将其进行整理与说明的方法，则往往会白白浪费精力，对新知识的灵活利用也会受到妨碍。尤其是面对如近代史学这般信奉极度严谨的实证主义的学问之时，将不成体系的若干“爆料”强制“出售”的做法，对于那些学者来说不亚于将他们深锁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牢笼之中。这明显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利。虽然民俗学也是回顾反省之学问，但它仅把“记录”看成“事实的容器”，并尽量去把握尚未文字化的眼前的事实，故而总是会让那些“传记家”们退避三舍。因此，为了使其成为史学研究中必要的辅助学科，恐怕需要以十二分的确定性，首先保障其绝对的真实准确。所以吾等一直以来都坚持在调查时保持绝对的敏感，但在下结论时却尽量“迟钝”，就算是依据现存的习俗来解释同样存在于历史中的问题，也至少要具备四到五个基本条件才敢下手。其一，有大量可信度高的事例，尤其是在相互远离的地方要存在一致性。其二，人们对这些事例的保存是在无意识间进行的，其理由是无从解释的。虽然人类的行为不可能没有某种意图，但如果已经被人们忘却，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这是来自前代的残留。其三，对资料的收集与比较是具有可行性的。不停留于同一时代各个国家的相似现象，挖掘与日本国内的过去记录相一致的内容，以及与种族完全相异的其他民族中经常出现的类似的风俗。这种做法是独立于起源论和分布论的，这同时也证明了每个独立资料的重要性。其四，由于问题在过去的观念里实在过于平凡琐碎，所以连一丝一毫的文书记录也没有留下。

因此第五点就是，无论是多么重要、人们多么求知若渴的历史事实，单单凭借当下的手段都无法使其明朗，或者甚至可以大胆地断定这些事实已经被长时间地束之高阁。过去不曾有的日本国民的婚姻习俗为何曾经一时间化身为所谓“王昭君式”①，此后又再次被婚姻自由论“挟持”，而且这一问题还迟迟得不到解决呢?这归根结底是一项重大的社会课题。而这一问题究竟是否适用于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我自己也想要试着请教一位具有深厚学问功底的史学家的观点。

四

在“结婚”一词成为普通用语之前，在日本并没有与之精确匹配的词语——也就是意味着“夫妇关系的开始”的词语。但是，在近世时期，几乎所有中等以上的家庭都以新娘的迁移作为婚姻生活的开始，因此事实上将“结婚”称为“yomeiri”②，对于那些人来说完全在情理之中。然而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至今依然在结婚之后很久才将新娘送入新郎的家中，这种做法得到公开的认可，而且越是往前追溯越是分布广泛。在《源氏物语》的时代，即使在京都贵族的家中，也并没有一开始就迎接新娘的习俗。如此一来，“嫁入”并不等同于结婚，而只不过是结婚之后的一道手续罢了。然而当今的法律依靠其约束力，将与前代不同的风俗统一起来，并将一部分残留的习俗隐藏了起来。只将与新娘迁移同时举行的仪式称为“仪式”，并且规定这个仪式就意味着婚姻的开始。户口的迁移则在此后进行。于是，就算长子不会成为所谓“私生子”，并未足月就呱呱坠地的情况也会频频发生。我们的习俗因地方和当事者的身份、境遇不同，在近世时代已经可以分为若干个种类。经过证明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开始就分属不同的体系，而是代表了原本相同的习俗在进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如今被公认为“正确的风俗”的一种便是偶然成为其中最为先进的形式——即武家这个阶层基于其特殊的必要性而加以简化或改定之后的形式。虽然武家人以前均出身村民，其社交的范围却比其他阶层扩大得更早，在他们当中也最先产生了与远方家族通婚的必要性，于是，渐渐地不再能够原封不动地沿袭既有的农村的婚姻制度。而只有迎新娘的仪式成了极其受重视的环节，是因为所谓远方婚姻使得几十次的往返不可能实现。但是此后即便是相邻的家族之间也开始以所谓“小笠原流”为唯一的礼法，这一风潮也渐渐波及试图将农村旧家的礼节适用于城下武士的人们。在“冠、婚、葬、祭”四大仪式之中，唯独婚姻有上下两种习俗在村内并存。然而法律将其中一种视为惯常做法，另外一种甚至连“例外”都不能算。于是，这种风俗与实际习惯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没有固定下来。当然，这是时代的巨大变化，但同时，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断言这一变化已经完成。

毫无疑问，以“嫁入”为开始的婚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比例是不断增加的。即使在其他婚姻形式中，我们也不能否认“嫁入”仪式的重要性一直都在增强。查看村中的俗语就可以知道，单纯意味着“迁移”的“kakanari”“mukasari”“okatamukae”“gozemuke”①等词已经变成了死语，取而代之的是“yomedori”“yomeiri”等词汇。正如橘守部②在很早以前注意到的，“yome”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吉女”，即化着浓妆的女性。现在，女性略施粉黛、身着丽服，十分平常，但追根溯源的话，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与宗教相关的行为，总之，如果不是在令人心驰神往的“晴”之场合且以重要身份参与的话，并不会身着“晴服”。在伊豆的大岛和对马的须佐奈等地，在“嫁入”这一天会着便装进入家中，而只会在为父母出殡时才会身着“晴服”（《民族》二卷三号）。虽然听说在有些地方，女子在“嫁入”当天从厨房出来以后就立刻开始劳动，但从很早以前开始，人们基本上会将“嫁入”视为女性一生的“晴之日”，即使是观看、欣赏、捣乱、捉弄这样的“附属仪式”都会以新娘为中心。在关东等地，一般只会将此日的仪式称为“Shugen（祝言）”，而在其他地方一般会称为“婚礼”，很多以“toriaimeoto”①的简略形式步入婚姻的人，开始感觉到必须要重新履行这一程序，或许这意味着人们早已认可“嫁入”作为能够与外部社会相对抗的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以婚姻为中心的其他所有仪式一概显示出简略化的倾向，只有“迁移”的仪式却有所发展，最近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此后我将就此详细论述。原本是在其他场合举行的仪式却全部集中在这一天一并举行，这样的例子竟也屡见不鲜。至少在外人看来，每个仪式的重要程度差别很大，因此将“嫁入”等同于结婚的法学家式的思考方式并不一定是以自己周围有限的社会新惯例为基准，从而类推出其他大量不为人所知的事实的结果。换言之，过去代表着婚姻成立的内部仪式，原本就是极私密的事，因此对其他部落无法形成对抗，而此后又一再被简化，其统合力逐渐被削弱。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其痕迹还有所留存。不把女儿的“迁移”看作婚礼的全部，这与所谓上流社会的做法完全一样。实际上，只是因为出现了较为物质化的贞操观，人们就将所谓黄道吉日到来之前就“木已成舟”的状态视为某种“约定”而特殊对待。过去，将之前得到的银钗拿在手上并大闹“shugen（祝言）”的女子，大多在评书中被描述为家道中落的人。看起来男方好像是由于什么见不得人的隐情才会违背婚约，但其实人们一直以来只不过是谨小慎微地避免受人责备，这种违背契约的行为原本在常人的生活中并不少见。所谓彩礼一般都会选择当事人的贴身物件，因此经常与聘礼混淆，但大多数情况下带去的东西都以酒食为主。原本是由新郎亲自带去并与新娘一方的亲戚共同饮用，这或许与中世贵族的“tokoroarawashi”①或者叫“露显”②的仪式相同。因此，在这一系列程序走完之后再毁约，从感情上来讲与解除“iinaduke”③的关系并不相同。被称为“miai”的环节或许在当时也有特别的目的。在婚事已经进行到了相当的地步且大致可以做出决定之后再让当事人双方见面，这绝不可能是为了选择而做的准备。此外，就算是用今日之观念加以说明，也不能判断这种习俗的产生是毫无意义的。“嫁入”从父母的角度来说是“meawasu”①，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则是“meau”②。我们仅仅依据这一点就能够想象出“miai”曾是婚姻的主要形式。就算是进入了当下的“嫁入”本位时代，古老的习俗却还保留着一些观念上的影响，恐怕我们要通过对残留习俗的细致观察，才能够弄清其背后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