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婿入考（第2页）

五

“miai”与“taruire”这两个仪式在“婿入”的环节更能够体现出它们对古老形式的保留。我们所能了解的最为普遍的例子，是在新娘到来的第三日的“回门”之时，新郎会与新娘同行并正式拜访新娘的家庭。然而从很多方面都可以证明，这只是一种基于后世“方便主义”的、将两次宴会合二为一的做法罢了。如今，这一风俗从中部地方一直到日本海沿岸的广阔区域都在盛行，但有些地方称之为“i（一见）”，有些地方称之为“genzo（见参）”，还有些地方称之为“初入”或者“初手入”，从中可以看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接近岳父。“婿入”主要指的就是新郎的“初次拜访”。将与对方的亲人缔结姻亲关系的程序冠以上述名称，这一点与“嫁入”是相同的。但是，实际上“嫁入”这一名称是仿照“婿入”这一名称而在后来产生的。新郎正式被认可为与岳父属于同一家门的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自古以来其仪式也举办得十分庄重。将其称为“露显”，是因为当事人在习惯居住在一起之前，至少在表面上与对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还保持着陌生的关系。在把“婿入”放在“嫁入”之后也并无不妥的时代，也仍然有些地方把初次见面称为“uchiake”①。虽然有人说“uchiake”意味着表示“宴会”意思的“utage”，也就是“uchiage”，也有人说它指的是针对亲戚朋友的婚事公开，但若不是将迄今为止隐而不报的事情向大家“告白”，我们也不会称之为“uchiakeru”②，可以说，这也是过去的习俗偶然留下的一个痕迹。

《狂言记》中说，还未完成“婿入”的新郎有时也会把新娘接来在附近住下，其中还有这样的对话：

——贵府可有令爱唤“ona”①?——是。然小女已与小婿同住。

人们大多认为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如今这样的“嫁入”风俗，而且父母未曾知晓就将新娘带走的所谓“yomekatage”也已经在相当广泛的地方盛行起来，但是将自家劳力交付于别家，大体上都是需要父母的认可的，而且这一认可也通常会以“婿入”的形式给予对方，因此，“婿入”是不得不先于“嫁入”举行的仪式。当然，这一仪式逐渐被简化，但是直到最近，仍然有很多地方会以过去的方式举行“婿入”仪式。虽然不能举出所有实例，但是我们至少有必要论证这些实例并不是孤立的、不可理解的奇风异俗。如果从最北端开始算起的话，那么在秋田县鹿角的草木村附近，新郎会在伙伴们的指引下从“若者宿”出发，携带美酒拜访新娘的家庭，并围着其家中的地炉连转三周，同时进行“祝言”（《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四卷，270页）。在岩手县的远野地方的山村，在“嫁入”当天新郎会与“媒人”和亲戚一同前往新娘家中，进行交接新娘的“杯事”。仪式结束之后，新娘会随新郎一同归来，因此在宴会席间新郎数次催促新娘被视为正确的礼仪。在第三天的“回门”之日，新郎也会同行，与新娘亲戚之间的“杯（事）”会在此时进行（同上，二十八卷，555页）。在岩手县紫波郡的饭冈村，“婿入”仪式会在婚礼当天的上午举行，人们会歌唱被称作“御祝仪”的高砂歌谣。新娘会盛装出席仪式，但是与新郎之间的“杯（事）”在此时并不会举行。于是，傍晚时分新郎一行离开后，过不多久“嫁入”的队伍就会出发（《旅行与传说》二卷七号）。在福岛县石川郡，婚礼当天新郎会在“媒人”与“见参人”（近亲）的带领下，先前往新娘的家中出席宴会（《石川郡志》）。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千叶郡也是一样，新郎上座，先与新娘一方的亲戚进行“杯（事）”的仪式，然后再移至酒宴席间，而新娘在当晚要尽量晚些出门（《千叶郡志》）。在安房等地也是一样，新郎本人与其中一名兄弟姐妹再加上若干名亲戚和“媒人”，一同带上定亲礼品前往新娘家中，与新娘的父母进行“杯事”。这一仪式被称为“互认亲子关系”，其形式与当夜的“嫁入”基本相同。仅有仪式上的酒是不够的，所以在此之后，又会另举办一次宴会饮酒作乐，此时的酒会被称为“村雨”或者“me”（《安房郡志》）。在群马西岸的北甘乐郡，与上述事例完全相同，在当天上午举行“婿入”仪式，并在新娘家中享用盛宴。这被称为“一见”（《北甘乐郡史》）。在静冈县志太郡，相同的仪式则被称为“koshimukae”①。只不过新郎在与新娘一同出发之前，不仅仅要参加有亲戚列席的飨宴，还会在某个人的带领下前往新娘家的四邻中拜访、问候。在“嫁入”的路途中新婚夫妇携手同行，暂且在“媒人”家中稍事休息，等待夫家的迎接，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志太郡志》）。

在和歌山有田郡也有相同的习俗。在这里，“婿入”似乎也被称为“舅入”②。正式的问候结束之后，会先说一句“shimokeshi”③，给对方斟酒一杯，然后给新娘的父亲敬酒，此后宴席开始，人们共享美食。“shimokeshi”应该是新郎在夜间前往新娘家中的时代残留的说法。在这个地方，新娘并不会同行，入夜之后她们会暂且外出，然后进行几乎相同的“杯事”（《纪州有田民俗志》）。九州的《宇土郡志》和《下益城郡志》中也有记载，此处的“婿入”会在“嫁入”的当天，先于“嫁入”进行。新娘的父母与新郎的“杯（事）”也会在此时举行，因此，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新娘的父母与“嫁入”的队伍同行的情况。在四国伊予的西海岸，也有新郎身穿带有条纹的和服裤裙来到新娘家中参加启程宴会的习惯。此时，多数情况下新郎的父母和“媒人”也会同行（《民族》二卷三号）。在土佐的安芸郡也有同样的风俗，但这里是先进行问候然后暂且返回，此后新郎的友人聚齐之后再前往迎接新娘。其他地方的这种习俗或许已经发生改变，但在广岛县的吴附近，也是按照上述流程进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地，新郎会脱掉和服裤裙和鞋子，草草进行“杯事”之后便匆忙返回，而由新娘将新郎脱掉的衣物收好之后带回去。在尾张地区的名古屋，原本是在“嫁入”之前举行“婿入”，并且有人端上盛有贝类做成的清汤的小碗（sakazuki）。而新郎不会动手触碰，并且始终保持沉默，此后便匆忙返回，似乎在此地这才是惯常的做法（以上三个事例出自《现代结婚宝典》）。织田信长的逸事中也曾经提到，这一天应当是“嘲弄”新郎的一天。因此，新郎会严守自己的言行并尽早退场，但其中也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笑话，如喝得酩酊大醉的新郎俯身对新娘说“你先回去等着便是”。

在上述礼法具有必要性的时代，总体来说，如果只是为了保存形式上的古风的话，那么出现在沟通好的基础上将其与“回门”之日的仪式合并这样的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媒人”代表新郎一方，趁着天亮前来迎接新娘。此后，我还将详细论述这里的“媒人”在过去与现在“女”字旁的媒人有所不同的问题。在能登等地，也有许多新郎一方的经验丰富的亲戚与“媒人”同行迎接新娘的例子。在岩手县的上闭伊，与远野乡相隔一重山的海边村落，一般情况下新郎不会亲自前往。若干名亲戚与“sainokami”①也就是“媒人”同行迎接新娘并接受宴请。在有些地方，迎亲队伍的人数包括新郎在内必须为奇数才算是吉利，但此处由于新郎并不同行，因此人数必须为偶数。当日的聘礼中除了酒樽与酒肴之外，还包括被称为“御持物”的男女各一套衣服与绑带，再加上两双草鞋，这些一同被装入柳条包里带去。衣服的叠放方法是非常复杂的，而新娘一方也会根据规定的方式，将衣物叠成比翼双飞的形状并带回，因此，从前后的流程中可以看出，此地原本也是存在“婿入”仪式的，不仅如此，只有在婿养子的情况下，新娘本人也加入并前往迎接新郎。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民族》二卷三号）。

六

如果我们能显示出对这个问题的足够兴趣，那么还能够就此类事例进行成百上千次比较研究。“forklore”的主要任务便是将其进行排列并弄清它们变化的过程。然而，本土的所谓“土俗家”们却刻意将其中的特例挑拣出来，并夸大其词地渲染其“珍奇”的一面。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其目的并不在于学问本身。所谓风俗，绝不是像时髦女郎的服饰一般，根据地区和时代的不同，从“长襦绊”①到“腰蓑”②，从“振袖”③到“腕makuri”④进行循环往复的演变，而是即便过着那种变化无常的两重生活，也依然要按照周围人的做法行事。如果“婿入”与“嫁入”中也有如此这般的双重系统，那么可以说，这意味着它也曾经在某个时代里，与某个异族文化对立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依然不能够依据确实的资料，去证明在我国曾经存在着两种以上的婚姻方式。之所以将其看作变化的末端，或者认为是人类的智慧与思虑使得选择变得多样化，恐怕是因为“土俗家”们没有合适的手段去理清迄今为止的缓慢的变化过程。然而，这一手段确实是存在的。幸运的是，今后我想要寻求的资料只要拥有某种程度的数量和准确度，基本就可以确定婚姻习俗从古至今的变化实际上只不过曾经对新娘家与新郎家的交涉协议——也就是婚姻的本质——以及现如今已经没有直接关系的“婿入”这一环节本身有过影响。于是“婿入”为何如今被轻视，而又是为何在以前受到如此的重视，从根源上来讲可以归结为日本固有的社会结构问题，同时，这也是中古数世纪间不明原因的经济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这个问题本身。但是，它原本就是从单独一个方面无法推出结论的复杂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为了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各方必须坚守自己的立场。

正如“婿入”后来被并入“嫁入”后的“回门”一样，以及正如“媒人”和新郎亲友会代替其本人参加这一仪式一样，此前也曾经流行过这一仪式的简略版本，这一点我们能够从残留的特殊习俗中追寻其足迹。首先，我们并不清楚在“嫁入”当天的上午匆忙之中就完成“杯事”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但至少我们可以判断它并非一种古老的形式。随着亲戚居住在较远地方的情况越来越多，频繁聚集也越来越不便，而且随着聚会饮酒的仪式变得越来越奢华，人们不愿将精力花在操办几场酒宴上。但更加重要且隐蔽的动机，依然在于“婿入”之后留宿新郎的设施并不完善。于是逐渐与新娘迁移当日新郎本人前来迎接并进行一次“杯事”的仪式合并，因此当天的“婿入”并不等同于迎接新娘，而是暂且返回，此后才会载着新娘回到家中的做法与新郎在原地等候再与新娘同行的做法混合在一起。如今或许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在伯耆的米子边，直到二十年前，“婿入”都是在“嫁入”的前一天举行的。此外，与其他地方一样，“媒人”也会与他们同行，并且还会有同龄的男性一同前往，这被称为“mukokakushi”①。而为了不让同行的同龄男子给新娘增添麻烦，不令新娘对好不容易谈成的婚事感到后悔，通常都会选择比新郎略逊一筹的男子，听起来实在是过于烦琐。然而此日新娘并不会出席宴会，新郎也会在醉意渐浓之前早早离开，这被称为“muke”（《人类学杂志》二十八卷，368页）。将那些面容丑陋的男子称为“mukowakigao”②，这一戏谑之语曾经广为流行，而大多数家庭都会找两三位与新郎同龄的友人前来陪伴。而女方也如民间传说“菖蒲还是杜若”①那样，由几位同龄的友人列席宴会，是自古以来的做法，但其本来的意义似乎已经被人们忘却。我们可以推测，女性被称为“待女郎”并参与出嫁便是来自上述典故的做法。也就是说，“弱水三千，独取一瓢饮”，将这种心情用语言以外的形式表达出来。“miai”也许是象征婚姻开始的古老方式，或者是比“婿入”更早出现的“男女相见”这一习俗的残留，如果将上述观点与“待女郎”“迎新娘”等仪式与其他仪式曾经数次融合的事实结合起来看的话，它们绝非毫无根据的虚言。在近世，“miai”同时也是一种“婿入”。有关已故先辈山座圆次郎氏②的逸事中提到，他曾经在酒醉之后以未来山座夫人的膝盖为枕酣然大睡，这一情景至今仍然被作为愉快的经历为人们所记忆，这一点对我来说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总之，虽然本意是在“嫁入”之前进行“婿入”，但两者之间一旦相隔的时间太久，如何解决新郎的住宿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因此，虽然在“婿养子”的情况下有“内祝言”①的仪式，但是在“嫁入婚”的情况下会首先进行被称为“ashiire”或是“ikimatagi”②的迁移新娘的仪式。如果这一仪式也过于简略，那么“嫁入”当日上午草草了事的“婿入”就不得不充当填补空白的角色了。

据调查，在福岛县信夫郡的某个地方，“婿入”一定要在每月的十日举行，但是我还未亲眼见到相关资料，所以很难确证（《现代结婚宝典》）。这与现在的“miai”极为相似，男子身着猿袴③，戴着护膝，骑着白马，在“媒人”的陪伴下与女子初会，如果当时就能够订下婚约，男子便与对方约定，日后定奉上定亲礼。总之，既然“媒人”会与新郎一同前往，这所谓“miai”就不单单是一种“申请”了，而是基本要将婚事敲定。但是在新娘“迁移”完成之前，恐怕还要等待很长时间。一旦上述两个日子间隔的时间过长，那么自然就很难再说婚姻是以“嫁入”为开始的。所谓“仪式”究竟指的是“嫁入”还是“婿入”，已经很难判断了。在濑户内海的岛屿之中，每个岛屿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状况，其婚姻习惯的各个阶段也一直保存至今。

一般情况下，在这些岛屿上，从“婿入”结束一直到“嫁入”当天，间隔的时间比国地①和町方②都要长。在我所熟知的备中北木岛等地，婚姻仪式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被称为“omikiwoireru”③，相当于其他地方的赠送聘礼仪式——“taruire”。以前，恐怕这也是新郎本人第一次拜访新娘家的仪式，但如今，会有新郎的朋友或是家人携带美酒美食前来共同享用。在这里，这些人被称为“媒人”，一旦这个仪式完成，新郎就正式成为新郎，此后在女性怀孕之前，大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都只是每天夜里前往女性家中留宿。因此，在此处附近的岛屿，结婚本身与将女儿这一劳力送与女婿家中是完全无关的两码事。在北木北部相邻的几座岛屿，尤其是在面积最大的神之岛的各个海岸，上述做法是婚姻的常见形式。据经常到访此地的官吏说，有一家虽然宣称已经将女儿许配于人，但什么时候去都能够看到那家女儿尚留在家中。后来，这些官吏才明白，有时候以为女儿已经嫁人离家，特意考虑对方的情绪而从不询问，但实际上女儿却长期留在家中，似乎是这个地方的一种习俗。以前，或许是女婿与岳父之间重新建立起了一种劳动关系，但如今，并没有足以支持这一推测的证据，只不过从有些地方将“shiuto”“shiutome”叫作“shigotojisa”“shigotobasa”①中能够看出一些踪迹，但是这只是新娘对共同居住的丈夫的父母的称谓，而新郎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称呼新娘父母却不得而知。更不用说只是因为夜间留宿，就将平时穿衣饮食方面都各自行事的人看作已被编入新娘家的家庭成员，并转而试图从这一事例中寻求母系支配社会的影子，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危险的，不如说是对历史资料毫无章法的滥用。

七

比起上述问题，我们更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新的婚姻生活开始的场所。家主在年轻时就娶妻的情况另当别论，如果新郎是家族的一员，那么就必须给予他一处“私人领地”。在濑户内海的许多岛屿上，这一“私人领地”通常都是新娘家住宅的一部分。在前述的北木岛等地，一般都会将二层的储物间或者是长屋的一个角落等出入相对自由、相对私密的地方作为“私人领地”给予新郎。在伊予的下岛七岛中的睦月岛上，新郎在得到双方父母的许诺之后，就会前往新娘家中居住。其寝室被称为“heya”，在长屋房门的外沿，与本屋中间隔着中庭并且与走廊相连，这是在任何家宅中都有的独立小屋。新郎大约在此生活三个月以后，女性才会前往丈夫家中居住（《民族》二卷一号）。“heya”原本是从属于本屋的小房间的名称，此后将一栋家宅中被分出的一个部分写作“室”并读作“heya”，因此在有些地方为了与之区别，将其读作“hiya”。从“味噌部屋”①“薪部屋”②等例就可以看出，“heya”原本是独立的小房屋的名称③。而将长大成人的男女称为“heyazumi”④，也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能够赋予他们一部分行动上的自由。新婚夫妇们将此处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对马老岐五岛等地的广泛区域，还未举行“嫁入”仪式的男女间的关系被称为“hiyahiya”，此后逐渐演变为“私通”的意思也是基于上述原因。然而随着建筑技术不断发达，人们开始喜欢宽敞的大宅院，又因为水土等原因，无法将“部屋”独立出来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实际上很多时候新郎们也并非一定能够住在“heya”中了。

村中“分家”“新屋”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原因中，或许就有这种婚后分居的风俗所带来的影响，但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另外考察论述。而我根据一定的顺序，首先想要考察的是所谓“女性的yobai”与“寝宿”这两个特殊的例子。虽说是“特殊的例子”，却也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内盛行，正如：

丹波是个好地方，女子个个行“yobai”

这种俗谣一样，人们只是将开头的一句进行替换，在各个地方都广为人知，但是稀奇的是无论在哪里，都会在临近的地方存在完全对立的习俗，因此经常成为周围人们议论的话题。如果如后世轻浮之人的歌谣中所唱的那样，只不过是偶尔一次的“私通”的话，就绝不会分布得如此广泛。在男女结婚之后尚未进行正式的“迁移”之前，要求男方家提供“heya”是有些不合规矩的，而且在古老的上流生活的记录中，从未见过类似的事例，但是如果仔细探寻的话应该会发现这种做法也有相应的理由。或者说与不对外举办公开婚姻的仪式，时不时让新娘到新郎家中来的这种称为“ashiire”“三日加势”的习俗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有时候，比起让对方充当家庭的劳动力，负担对方的日常开销会成为更大的问题，因此比起将人送出的一方，接收一方家长的认可更加重要。上述事实只要对各个地方的产业组织，尤其是妇女的劳动状态进行详细调查就能够弄清，但至少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京都、江户等女性工作并不多的地方，很早以前就有“女性的yobai”这样的现象。例如，宝永二年（1705）京都发行的《轻口あら札酒》①（卷五）中有如下一则笑话：

某地某家公子，年二十四五，尚未婚配，独居别室（heya）。某夜，唤女子至。夜半，其母前往，闻室内人声，遂问：“吾儿不妥乎?”公子大惊，答曰：“无事。但跳蚤肆虐，着实烦恼。”母面不改色，道：“跳蚤着实恼人。”遂归。近旦女子归，公子天明拜见其母。母曰：“吾儿可怜，未可安睡!不妨以朝食予跳蚤，以安其心!”

这里所谓“着实恼人的跳蚤”就是俗称的“一夜妻”，实际上其中也伴随着给予女性某种物件的习俗。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仅在“女性的yobai”时感情才显得尤其淡薄。其实，类似赫罗与林达之恋①的许多凄美爱情故事，只有在女性每晚都趁着夜色悄悄上门的地方才能够被人们广为传颂。依我看来，就像婴儿出生有产房、为故人送葬有停丧屋一样，在过去，为一桩婚事而准备婚舍也是必要之事，但究竟应该设在男方家还是女方家则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因此，如果草率地将其判断为古代母系制度的残留，则是十分牵强的。

此外，有些婚舍会将寝室设置在正中间。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例子，且如今已越来越少见。在老岐志原村的久喜浦等地，从成婚后到继任家督②完成的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夫妇会前往其他住处过夜，决不会与双方父母共同生活（《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四卷，203页）。作为成为主妇的必经阶段，女性要以“yome”的身份经受长达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残酷磨炼。而在日本，上述事实只有在近世的文献中才能够找到相当数量的例子。“嫁入”日期的提前，难道不正是意味着主妇权的继承也就是所谓“shakushiyuzuri”①的延后吗?总之，直到最近都在农村随处可见的“娘宿”“若者宿”等，后来逐渐变得仅为婚姻开始的阶段提供方便，而它们最初恐怕相当于“heya”的集合体，是一个处理不受各自家长管束的有关“性”的所有私密事情的地点。在距离我家乡颇近的中国东部的各郡，在“嫁入”的当日通常会设有“中宿”，哪怕是门挨门的距离，迎亲队伍也要暂且进入其中，更换衣物，互相问候，后来经过打听，才得知全国各地均有此习俗。《真澄游览记》记录的天明五年（1785）的见闻中，记载着在出羽的雄胜郡有称为“小宿”的地方，通常会选取新郎家附近熟人家的房子，人们会用“moriki”②将新娘背入其中。在信州的北安云野郡，如今仍然将其称为“ochitsukiyado”③，且新娘必须进入其中，暂且休息。有时候也会从别处选择“宿”，但多数情况下会选择被称为“hane亲”的类似于义亲家的房子。在阿波的德岛等地，也一定会设置“中宿”，就算离得再近，也会在这里暂且休息，重新整理衣裳与妆容（《现代结婚宝典》）。在九州肥前川上郡等地，“嫁入”的队伍在途中一定会拜访亲戚或者关系亲近的人家，而并不是直接前往新郎家，这被称为“由‘中宿’而出”（《乡土研究》四卷二号）。我们可以推断，此等习俗并不仅仅是应当下需要而形成的。于是，我主张现如今的“媒人”制度与上述“中宿”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做媒难，难于上青天”这一滑稽的谚语在九州等地广为流传。虽说在村内社交中没有比做“媒人”更棘手的任务了，但同时，像这样“有里有面儿”的好差事恐怕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然而恐怕尚未被注意到的是，在外国的婚姻习俗中自不必说，即便是在日本，古代发挥这一作用的“媒人”也并不存在，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的几乎是无意识间形成的习俗与晚近逐渐普及开来的“嫁入”的风俗之间，在某个点上既相互抵触又相互妥协，因此才使得“站在中间的人”不得不品尝“倒立”般的痛苦。虽然“媒人”与中国的“媒婆”在文字上偶然一致，但实际上中国的“媒婆”只不过就是“营利版”的日本“高砂社”，也就是说，她们只要能够说服男女本人即可。与之相反，日本村中的“媒人”则通常需要说服双方的父母。他们的所谓“媒妁之言”，通常代表着娶亲一方的愿望，但偶尔也会有人接受出嫁一方的委托，冒着一旦失误就要对男女双方的终身幸福负责的风险，前往对方家中进行谈判。这一点与不经过娘家父母的同意，就辅助新郎断然“抢媳妇”的“若者头”在某些地方十分相似。“yomekatage”“yomemosoi”等行为中，女性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行带走并给予食物，而一旦女性吃下这些食物便被认为是一种许诺，甚至有人嘴对嘴将铁浆吹入女方口中，逼迫不情愿的人就范。但通常情况下，很多姑娘由于家庭原因而错过了婚配的最佳时期，对方又是中意自己的热情小伙，因此姑娘们大多心甘情愿，有时候，也会有人在行动之前简单地打好招呼。而对于家里来说，“嫁入”的准备开销常常让人颇感窘迫，甚至有人对前来“抢媳妇”的人说“你要‘抢’就尽管‘抢’去好了”，在很多地方，连警察也不大会进行干涉。从村中的常识来看，这是男子应尽的义务，还是不应提倡之事?他们的选择与决断究竟是否妥当，事后是否会遭受近邻的非难?为了弄清这些疑问，他们必须与同龄人中最年长的那位首领商量。他们就是婚姻的“辅导员”。因此，不论是“婿入”还是“taruire”或是“miai”，既有同龄伙伴一同前往的情况，也有以“媒人”相伴的地方，可以说，二者在干预婚姻这一点上处于几乎完全相同的立场之上。

女方父母的认可原本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但双亲也并不是一直都能够行使这一权利的。一直寄予厚望的成年女儿忽然离家，对于二老来说必然是一种困扰，但话说回来，“花开堪折直须折”，没有父母希望看到自家女儿佳期已逾却依然独处深闺。然而，良缘难求，哪怕虔诚地向神灵祈祷，女子也难以获得自主选择的机会与方法。这既是近世中流家庭的父母不为人知的烦恼，也是都市中出现的“媒婆式营利者”不择手段的原因。如前所述，农村中“媒人制”并不发达，在年轻人团体的纪律较为涣散的地方，形成了许多品行败坏、不伦不类的试婚方法，甚至在有些地方，父母不得不放任、怂恿子女的****。“若者宿”与“娘宿”经常受到不明就里之人的嘲笑，但实际上他们正是借助于“宿”的力量，从而避免了许多婚姻乱象。

“宿”的主人对青年男女的指导与监管在不同的地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相同的。整体看来，诸如小学校长、村中的“文化人”等总会对这一制度的弊端更为敏感，因此，越来越少有稳妥保守之人参与这一事业，结果“宿”逐渐零落衰败，而兼任“媒人”之职的多是来自路旁粗点心店的除了“拉皮条”之外一无是处之辈，因此，许多“宿”最终都不能逃离关门大吉的命运。但是，即便是在年轻人们严格恪守习俗的情况下，“宿”的规矩也经历了几个或宽或严的阶段，并不一定像出云、越中的渔村里那样，到了夜里十一点就一定要结束聚会。在老岐，供年轻男女玩乐的“宿”在现在的方言中叫作“tomariyado”①。在久喜浦，新婚夫妇在自家房子被让出之前，每晚都会前往那里过夜，这与上述“tomariyado”应属于同一种“宿”。在安芸仓桥岛的尾立浦等地，大概十几年前还能够看到“若众宿”②和“娘宿”。婚事若是说定，双方的“宿亲”理所当然地成为“嫁入”的“媒人”，并会一直在他们面前保持相当的威信。但是“娘宿”的房门上既没有顶门闩也没有门锁，每晚，年轻的小伙子们遍访各个“娘宿”，不论去哪家，都能够自由留宿。虽然这是极其不合规矩的行为，但这个海港的女子却都拥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强烈的贞操观。就连撰写研究报告的人都认为，这恐怕是其他地方的人难以想象的情景。只要不是特别遭到厌恶的人，一般能够遵守规则的青年男子都被允许留宿，但只有某种所谓“贞操”，是需要年轻人们誓死守卫的。只有“gensai”也就是已经与其他男性有了约定的情人才能够以力量和情理来防止自己受到侵害，而尚未定下配偶的单身女性能够在男性的“放肆”中得以保卫自己却实在是不可思议之事。然而诞下私生子所带来的耻辱是最可怕的制裁，令她们无时无刻不心惊胆战。在此地，也像欧洲某个时代所流行的那样，男性一直受到来自同伴和异性的羡慕，他们甚至能够多次更换伴侣，当然，这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十分不利的一种流行的观念。虽说女性在拥有一名男性之后也会变得风光无限，但是一旦孩子出生，则又会遭到嫌弃。尤其是当孩子出生之后被遗弃而成为私生子，她就会受到整个世间的冷落与排斥。因此，在这个村子中，如果已经身怀六甲的女性不能在婴儿出生之前嫁入夫家，女性会十分忌讳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婚姻（《民族》二卷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