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三作为行动者的人与德国古典哲学（第1页）

三、作为行动者的人与德国古典哲学

至此，费希特与马克思相似的立场可以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当中得以考察。这一过程对应于这样一种倾向：自卢卡奇以来研究者对马克思思想当中的黑格尔要素的关注，仅仅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以及与黑格尔的关系当中来理解马克思。①但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得益于黑格尔，而且也得益于黑格尔主义的后继者们，因此仅仅将马克思的思想起源放到黑格尔传统的语境下显然过于狭窄了。在将费希特和马克思的立场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对马克思思想产生影响的绝非一种思潮。的确，将马克思局限在青年黑格尔派的遗产中似乎更易于研究，但这种倾向的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仅就青年黑格尔派而言，他们的概念绝不是当时德国哲学传统的非典型理论。相应地，在以马克思与思辨哲学及其后果的关系为分析视角对费希特—马克思的理论渊源进行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强调这样一点，这一关系在此被考察绝非历史的偶然。相反，它是这一时期哲学普遍关注之问题的一个典型个案：这一时期的哲学，不但回应笛卡尔作为观察者的主体理论，同时也在寻求建构一种活动着的经验主体。

我们已经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笛卡尔通过构建我思理论而成了当代哲学的创始人。例如，海德格尔认为当代人类学的兴起仅仅是笛卡尔计划的完成。②但如果我们相信类似的观念，必须要从多个角度来对其加以确证。首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尽管笛卡尔的思想对当代哲学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那些接纳他的还是不接纳他的哲学理论，事实都是如此，但存在某些想当然源于笛卡尔的思想，诸如，关于我思，或者关于自由的理性主义立场，都是由奥古斯丁最先提出的，艾蒂·基尔松（EtienneGilson）已经指出了这一点。①尽管笛卡尔关于主体的概念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类学”的发展，但这种哲学形式的兴起与其说是源于笛卡尔的理论，不如说是源于对笛卡尔结构的反叛。

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笛卡尔的主体概念。众所周知，笛卡尔区分了作为行动者的人和作为观察者的人，以便其后观念的展开。②但在当代哲学，特别是德国传统哲学中，一种强劲的理论倾向如同一条红线贯穿在各种不同的立场之中，即它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反笛卡尔之人的观念，并将人视为活动着的经验主体。

在德国传统中，将人视为一个活动着的经验主体成为多个不同理论立场的共同主题。我们将举出几个例子，莱布尼茨将行动理解为单子的一种内在倾向，除非有某种阻拦，否则这一倾向意指着某种改变。谢林将行动视为历史性的展开，它是连接自然和上帝的关键线索。叔本华把人的行动当作第四个充足理由律，即作为动机而存在。

尽管仅有的这些例子并不能构成对德国传统的完整描述，甚至也不能算是一个大体的轮廓。但他们至少表明在这一时期人们思考的范围主要涉及了作为活动的人，以反笛卡尔的方式来触及对人的讨论。的确，全面地梳理当代德国哲学中存在的这一主题是很困难的一项工作，同时这也已经超出了当下文本的讨论界限。在此我们只要在历史性的视野中表明费希特与马克思的立场是相似的，两者都将人视为一个经验的主体就足够了。而这一对人的看法不仅是19世纪德国哲学的中心主题，同时也部分地构成了批判哲学的遗产。

以这种方式，我们将看到费希特和马克思关注于将人视为一个活动性的存在与当时的德国哲学的主流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费希特的立场源于对批判哲学的回应，因此以康德为起点来展开我们的讨论似乎是恰当的。后者强调了作为各色经验之前提的各类活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的概念也应是康德持续关注的核心话题。尽管康德有诸多努力，但他并没有在人的活动的语境下来构建某种人的观念，或许因为在批判哲学的界限之内，这并不可能。但这一努力却成为后康德哲学中的一个持续话题。从这一视域上说，在德国哲学中的后康德哲学传统或可被视为弥补康德哲学缺陷的一系列努力，例如，关于未能言明的作为活动经验主体的人的概念，以及对这一观念的重述。

康德如何看待笛卡尔传统的问题还未能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康德所看到的认识论问题以及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已经被广泛地描述出来，但关于康德如何解读笛卡尔立场的问题却很少被涉及。基于康德的自述，我们凸显的是休谟从他的独断论的迷梦中警醒过来，但我们总是忘记康德同时还试图反对笛卡尔的观点。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中，康德描述了自己的意图：调和笛卡尔的独断论与休谟的怀疑论“《纯粹理性批判》在此真正地实现了休谟经常斗争和批判的独断论与休谟试图取代独断论的怀疑论之间的一种调和。”①同样，对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众人皆知，但康德反笛卡尔的意图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维科先于康德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是最早的并且也是最重要的反笛卡尔主义者。在《新科学》（1725）出版之前，维科在其《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Deantichissimasapi-entiaitaliana）就曾指出，知识的条件在于我们仅能构造我们知道的对象，这一看法随后成了其后著作中广为人知的一个基本原则：人类的知识只能源于创造（verumetfavertuntur）。我们没有材料证明康德曾经阅读过维科，但两者的认识论观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当然康德并不赞同维科将知识仅仅局限在历史领域当中的做法，他也并不将历史视为科学。但康德的基本态度却是对维科思想的一个回应。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二版序言中，康德发现“理性仅能洞察到由他自身的计划所产生的东西”①。换言之，对于康德和维科来说，知识的可能性建基于某种活动，正是通过这一活动，认知主体产生了它能够知道的东西。同样，康德的认识论立场是反笛卡尔的，因为康德的知识论基础在于假定，如果人仅是一个观察者，那么知识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从知识学的角度来说，主体性和活动性连在一起构成了知识的条件。

笛卡尔因为将人仅仅视为一个观察者，因此他无法展开一部伦理学。但在反笛卡尔的视域下，康德将人理解为一个活动的存在，这一点在其道德观中显现出来，既然他运用了从认识论当中借鉴来的区分，那么康德的道德观不过就是其认识论的一种延伸。道德的条件在于人可以自由地活动，康德对此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假设。基于此，康德区分了两种道德行为。纯粹道德活动与任何物质条件无关。在这一实施道德行为的过程当中，个体依据普遍原则来决定自己的道德行为。相反，道德活动所意指的是在实施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被决定的行为诉诸实践的过程。康德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他的所谓道德主体，在主观上依据义务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在客观上将这一决定诉诸实践。

由此我们注意到了，康德那里存在着基于某类活动而对某类经验的分析，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了对人的某种关注。对于这一点有诸多的材料可以佐证。康德曾经阅读过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据我们所知，在近20年的时间里，康德一直教授人类学，这一学科在当时还并不多见。①在批判时期的一封信中，康德指出没有什么比对人的思考更有用了，我们至少在这一方向上存在着拓展的空间。②康德晚期著述的《实用人类学》正是基于这些讲座而完成的。

这部书与当下的讨论相关，在前言中康德写道，尽管从某一视角出发，人是自然界诸多生物中的一种；但从另一视角来说，人却是最重要的一种。③康德进一步指出，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人：或者从心理学的视域，以此反观人的自然本性；或者，如康德所做的那样，从实用主义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并预先假定人是一个自由的活动的存在（freihandelndesWesen），从而理解人能够并实际上构造了他自身。

在《人类学》中，康德通过某种心理“能力”来研究人的理性能力。他区分了三种主要的能力：知性、判断与理性。④理解是一种产生规则的能力，并且这些规则只为个体自身建构才能有效。这一能力在两个方面获得应用。在道德领域，知性的能力通过个体建构他自身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而发挥作用。在知觉中，知性的能力则通过某些范畴或者综合原则的应用而产生某些知觉。判断被界定为一种能够在一般原则之下产生的特殊性能力。这一能力在美学当中得以应用，从而这一能力构成了对某种旨趣与非旨趣的回应（Lust与Unlust），艺术的对象借此得到评估。同样的能力还用来在更为内在的目的中判断事件和情景，这是某些认知的目的，这就如同在生物进化中对目的的假定。理性，第三种能力，能够在一般规则的推论当中推出特殊性。例如，知性的范畴推演。这一原则从这样一个一般规则中推演出来，即经验知识只有在观察者提出经验的对象形式的时候才是可能的，或者如同几何学的证明，可以推演出某些先天的结果或者原理，从而使自身的证明为真。这三种能力，在康德看来，构成了人类理性的完整的建构能力。①

尽管康德对人感兴趣，但他对人的主体性的看法却并非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就理论本身而言，那么康德关于人的观念主要包含在其《罗辑学导论》（IntrodutoLogic）当中，这本书的第一版晚于《实用人类学》出版。在康德的《屯粹理性批判》当中，康德指出，有三种哲学关注，他将其概括为问题组，每个问题组包含三个问题。②在《罗辑学》中，康德添加了第四个问题用以综合其他追问，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在之前其他著作中被零零碎碎地论证过。

这四个问题被表述为：

第一，我能知道什么?

第二，我应该做什么?

第三，我可以希望什么?

第四，人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由形而上学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由道德论来回答，第三个问题由宗教来回答，而第四个问题由人类学来回答。在现实中，所有关于前三个问题都可能被置入人类学当中。所有其他类的前三个问题都最终指向最后一个问题。①

如果康德在此之前的著作代表了关于人的理论演进的逐个阶段，那么我们的论证可以被如下的方式重构：人是一个自由的活动着的，或者富有实用精神的存在。他所能够展开的活动显现在某类经验当中。这些活动的类型只能作为某些心理能力而被整合起来。为了构造一个作为经验主体的人的单一形象，我们只要将人所能够进行的不同活动类型整合起来就足够了。

我们可以在其著作中看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康德做出了两次努力。最初他试图将人的认知和道德能力整合入一个单一的主体视域当中。康德在此将纯粹理性划归为实践理性的一部分。康德发现，最终所有的理性都是实践，甚至思辨理性也只有在实践应用中得以完成。②现在为了解决第一批判当中第四个二律背反，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出，主体可以从两个视角被考察：首先，就其作为物自身而言，他是“自由的”;其次，就其作为表象而言，他是“服从于自然必然性的主体”。③根据这一建议，康德接着指出，如果将经验主体分别从本体和现象两个角度来加以思考，那么道德行为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