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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行动者的人与德国古典哲学（第2页）

解决这一方案的弱点在于，尽管康德将纯粹理性归入实践理性当中，并能够让人看到在一个单一的主体当中两者并存，但道德活动的实践可能性仍然不能被展现出来。尽管作为本体的主体能够依据道德律而自由地决定其行动，但在此并没有什么能够保障行动的发生，而如果现象界遵从于必然性，人则不能自由行动，由此道德行为就仅仅被归结为纯粹实践理性。的确，康德意识到了这一困难，早在第一版的《判断力批判》（1790）中，他一方面将判断力作为第三种能力加以讨论，另一方面又认定将人的多种能力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努力注定是失败的。①

康德由此迅速改变了主意。在第二版《判断力批判》（1793）序言中，他运用了第三种综合方式来整合人的各色能力。之前，康德坚持着他对人类主体所具有的现象一本体的分析模式，只是为了让理性的纯粹形式与实践形式得以共存。但现在他附加了判断力，两种理性形式通过这种判断力被联结起来，由此特殊性被带入普遍性当中，纯粹理性，或者对特殊性的推演能力从属于实践理性，或者人的各色能力从属于形式规则。

如果这种讨论在这一点上看似是合理的，那只是因为我们必须直面道德行为之可能性的困难。康德的策略在于诉诸目的论概念，用它来完成对自然现象的规范性阐释，尽管它并不能被设想为富有建构性的原则。在康德看来，诉诸目的的策略与判断力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假定，那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性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一讨论的范围之内，康德建议，通过假定在自然界中最终目的是存在的，道德决断以及道德行为之间的和谐一致才是可能的。②

康德将目的论视为一个规范性的观念极富天才性，并影响深远。尽管对这一观念的研究对当下的讨论似乎有些偏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观念只有与人的理论相关联似乎才是成功的。康德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拯救现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需要以最小的代价附加第三种能力或者第三者，从而让理性的理论形式与实践形式并存，并相互关联起来。但自然界中的目的如果没有诉诸先验原因，则并不能作为某种阐释性的假定被提出。但随之而来的，正如康德自己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种能力的综合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对某种神性的假定。但与理性主义的后继者不同，在康德的立场框架内，康德并不能同时一边找到一个解围者，一边仍保持其理论的一贯性。因为神性的存在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假定，它仅仅能够被毫无矛盾地加以设想。由此仅就在理性界限内而言，仅就康德在其哲学当中为其自身所设定的界限而言，他不能展现人类各色能力的整合，由此也不能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主体的人的理论。

批判哲学最终走向了一个理论困境，在此我对它的讨论似乎过于冗长。但有必要勾勒出康德讨论人的问题的基本框架，因为在后康德思想中，与此相关的讨论都不过是对康德的一种回应。我已经指出，尽管康德的贡献在于用各色经验使人类的各色能力相关联，但他只有诉诸某个绝对的概念才能在关于人的本性的“机能”视域中将不同类型的活动连接起来。这一绝对概念在这一视域中并不能作为一个建构性的原则而被接纳。这种带有反笛卡尔色彩的，并将人视为某种活动性存在的观念在后康德的德国传统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不仅对于诸如叔本华这样立足于传统之外的思想者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其他人，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立足于这一传统之中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后者带来了马克思的思想。但在康德看来，后者的有限存在与无限阐释的原则张力之间仍然具有影响力。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立足于传统内的诸位哲学家又将进一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为费希特和马克思的传统，另一类为谢林和黑格尔的传统。前一类试图在人的视域中来思考主体性；而后一类则试图引出一个绝对的概念，用以理解有限的存在。

鉴于已经对费希特的立场给予了相应的分析，我们将直接分析费希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的关联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关系或可被理解为作为学徒的费希特的观念与康德的哲学贡献之间的关系。

尽管费希特是康德的徒弟，但我们将费希特仅仅归结为康德学派的继承人似乎有些不太准确，尽管这种归类时常发生。首先，费希特与康德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线性的。尽管费希特的立场源于对康德的批判，但费希特对批判哲学的影响却在康德的遗稿中清晰可见。进一步说，尽管康德的种种假设在费希特的思想中随处可见，但费希特从康德那里借用来的原创概念在其对这些概念的阐发中被改变了。由此，费希特的思想必然带有自身的特性，并且无须特别强调其与康德的特定关系。我们虽然有必要分别评估康德和费希特的立场，但不应忽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特别是，我们不应忘记，正是费希特自己宣称要重构康德关于人的理论。

为了评价费希特与康德思想的关联，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个思想追随者与其思想源头之间的关系。在费希特看来，一个原初思想的作者从一个单一视角出发，能够延伸出同一理论中的不同观点。而其思想的追随者的任务就是要回溯性地重构其核心概念，还原其最初的理论立场“追随者的任务在于综合那些他们还未拥有的，但仅只通过综合才能获得的观念；而创造者的任务在于分析他已经拥有的观念”（《知识学》，57页）由此，原初的理论总是包含着一系列孤立的但非常重要的洞见，追随者的工作就是要在理论已经将这些洞见整合入一个体系形式之后进行建构。

残留下来的信息碎片需要将费希特与康德联结起来，费希特对康德立场的推进就此可获得充分的理解。在费希特看来，批判哲学的贡献，用他的术语来表达，即提供了活动的自我。但如果追随者的角色在于重构某种统一的理论视角，从而隐含着对这一理论视角的分析性的呈现的话，那么费希特的任务则在于，依据其自身的分析，将康德在不同语境下的各色观点整合起来，构成一种关于人的观念。

实际上，当我们比较两种不同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发现费希特的自我理论是康德原初所谓人的两种能力的形式综合。努力（stri-ving）对应于实践理性，设定（positing）对应于理论理性。两者根本的区别在于康德的整个过程是在将这些能力整合为一个主体性的概念之前，将不同的认知能力与某些经验类型关联起来，而费希特则从开始就假定人是一个活动着的存在，由此引发了一个作为原初前提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在康德的立场中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在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而在于要表明从一开始理论研究就有可能将不同的活动类型阐释为与之相关的经验类型。以这种方式，费希特的立场可以被视为某种康德所意欲达到，但在批判哲学中却无法完成的立场，即构建一个作为活动性存在的完整的人的概念。①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费希特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深远影响，马克思被引领到了费希特的路径上来，他熟悉费希特的著作。至少从学术编年史上说，在主流的德国哲学传统中，费希特与马克思的关系被黑格尔所中介。鉴于康德和费希特的观点，黑格尔的思想代表了关于人的问题之研究的新路径。尽管黑格尔分有了康德与费希特在一般经验的问题上的理论旨趣，但因为黑格尔的认识论的理性与关于绝对知识（absolutesWissen）的观念密切相关，所以他用无限的或者绝对的概念来替代作为活动之主体的人。由此，黑格尔在其建构主义的立场上，最终将主体性的原则视为某种无限的概念，康德在其对逻辑学的分析当中已经趋向于此，但在批判哲学中，主体性原

①哈贝马斯推出了类似的观点（《知识与人类旨趣》，37页）。他写道“反过来，费希特掩盖了康德的道路。”但他以下的观念是错误的，可能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哈贝马斯认为费希特实际上是要构建一个关于活动着的主体的观念，因此，费希特的旨趣在于“证明自我与非我的同一性”。

则仍然不过是一个规范性的观念。至少就这一层面而言，黑格尔仍旧是康德传统中的一员。但从另一意义上而言，黑格尔与康德以及费希特又有着巨大的差异。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人不再是历史舞台上真实的演员，人不再能够自我界定。

在此我们很难对黑格尔的复杂立场给出一个一般性的描述。所给出的描述总是无法对其观点做出正确的判断，由此我们无法对真理是一个整体的基本信念给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例如，我们习惯于被告知：黑格尔的立场属于某种反思哲学（Reflexionsphilosophie），换言之，属于意识理论。但我们没能对这样一点引起足够的重视，即对于黑格尔来说，意识理论严格说来是一种经验理论。例如《精神现象学》的原初标题为“意识经验的科学”（WissenschaftderErfahr-useins）①。的确，黑格尔从未试图指认某种与意识经验的界限相一致的关于知识的界限。由此，至少在早期阶段，黑格尔的主要旨趣就在于经验理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追随康德，费希特和马克思都通过某种作为活动的人的概念来触及经验。尽管黑格尔并没有完全拒斥这一推演过程，但追随着谢林，基于认识论理性原则，黑格尔感到有必要提出另外一个概念。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谢林批评费希特的理论是片面的观念论，谢林为了补充这一理论的片面性，建构了某种自然的理论，或者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然而，这一策略却引发了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理解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谢林建议，基于对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概念的重新阐释，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承认主体性和客体性都源于原初的同一性——谢林称之为超越的绝对，或者同一点（I）——那么主体性与客体性应被视为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在这个原初的同一性中，无所谓主观，也无所谓客观，而是主观与客观的和谐一致。

黑格尔最终将谢林的绝对理论加以应用，并依照自身的目的对其加以改造。在《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1801）中，黑格尔以相同的形式重述了谢林对费希特的批判，同时他还将这一批判延伸到了康德。在黑格尔看来，无论是康德还是费希特都没能解释知识。因为知识得以产生的基础在于主观视角向客观视角的转变，但就康德与费希特的立场而言，这一转变并不能实现。众所周知，黑格尔突破了谢林的绝对观念，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谢林的思想比喻为在黑夜中所有的牛都是黑色的，从而隐含着这个绝对的概念是完全无差别的，从而也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但为了阐释，黑格尔继续采用绝对的概念。例如，在出版10年后，即1817年的《百科全书》中，黑格尔声称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获得一个被阐释清楚了的能够整合主体性与客体性的概念，这一概念采取了绝对的形式，它是一个完整而充分的观念。①

黑格尔将谢林从费希特那里借用来的概念进行再次加工，其结果可以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当中看到，在其中，经验同时从有限与无限的视角中获得理解。关于黑格尔的讨论对于我们来说似乎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在这一讨论中，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讨论作为整体所表达的内涵都还充满争议。黑格尔在有限（finite）与非有限（nonfinite），或者绝对，以及主体性的诸形式之间做出了区分。他运用了双重视角来描述经验。进一步看来，在最终的分析当中，历史的真实的和最终的主体并不是有限的人类，而是无限和绝对主体。

从有限的视域来看，经验在人的活动中被分析。一方面，黑格尔描述了一个个体能够或者实际上成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他描述了一个人获得自我意识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精神现象学》中表现为单一发展过程中诸多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都获得某种哲学式的描写。但在另外一个视域当中，整个历史过程不过是绝对在时空中的展开，或者用黑格尔预言家式的语言来加以表述，即实体成了主体。的确，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不停地展现着主体与客体在不同层面上的整合，这一展现带来的核心关系，将经验视为一个发展过程。

如果经验能够从有限或者无限的视域当中获得分析，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两种视域如何被关联起来。黑格尔的解决方案是赋予康德规范性观念以本体论的内涵，使其内在于历史过程当中。这一点可以通过两种路径来加以领会，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达这两种路径，即相互关联的知识和历史。就认识论而言，在绝对知识的阶段，讨论实际上超越了任何特殊的和有限的路径，以便能够获得一个综合的视域，这一综合的视域将包含所有相关的、有限的视域，并作为无所不包的整体的诸个构成要素而存在。相应地，绝对知识需要一个绝对的或者超限的（transfinite）的视域，它不与任何特殊的个体相关，尽管在这一视域当中存在着的张力事实上是那个叫作黑格尔的人提出的。同样的一点可以在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中获得理解。如果说历史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压倒一切的或者无限的原则，那么有限的人类就不再是历史活动的中心。因为尽管某个人颇有建树，但历史最终依赖于绝对。由此，尽管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记录，但在黑格尔的视域中，人自身不再是行动者，而是一个被误认为的喜剧演员或者小丑，绝对或者历史过程自身掌握着他们背后的那条牵线，它们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黑格尔的重心在于绝对，它与有限的人的主体性对立，由此带来了多个后果，其中有两点值得提及。尽管黑格尔的著作的确包含着对人的富有洞察力的讨论，但黑格尔对绝对知识的诉求不再将人视为经验中最终的阐释性要素。由此，我们可以说，当黑格尔用繁杂的概念之网覆盖了所有经验的形式时，人作为一个活动性的存在成了漏网之鱼。进一步说，黑格尔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笛卡尔的思辨理论的回归，如果最终的执行者是绝对，那么人就不再是行动者。

在黑格尔看来，人在历史过程中仅仅是一个占位符（place-hold-er），因此他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却没有什么自主性。但是在后黑格尔的时代，这一原则被广泛地拒斥了。人们付出诸多努力以削弱黑格尔所依赖的存在的无限性的视域。人们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人的关注之上。尽管这些思想家彼此的观点并不相同，诸如，费尔巴哈、克尔凯郭尔、马克思以及尼采等都通过对人的关注而相互关联起来。①

尽管这些思想家都反对黑格尔的立场，但他们用以反对黑格尔的方式却并不相同。在这些思想家中，马克思最为准确地把握了黑格尔的思想，从其思想体系的内部进行批判，试图从内部实现突破。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费希特与康德的关系。费希特有意识地试图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来承担康德曾经承担的任务。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建议，当下主要的知性任务是抛弃思辨理论。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立场产生于对黑格尔思想的内在批判，但我们却可以质疑马克思是否真的成功逃离了黑格尔思想的诸多规定。尽管马克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的思想仍然局限在黑格尔思想的樊篱当中。但诸多显著的倾向又表明，马克思甚至通过多种方式回归到前黑格尔主义当中，这一点特别表现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将人视为活动性的存在。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对黑格尔立场有诸多批判。一个惯常的批判主题在于：黑格尔，这个被马克思视为德国官方国家哲学的代表者，忽视了人这个真正的主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