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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山之乱（第1页）

“青羊山之乱”

“青羊山之乱”是地方上的动乱，通常不会申报朝廷。《明实录》在嘉靖六年（1527）十月记载了这件事，是因为山西巡抚都御史常道上奏出兵招抚不利，请朝廷命河南巡抚加兵会剿讨伐。朝廷虽然马上下了命令，但会剿的计划没有执行。以后的几个月间，地方官员分成了两派。山西黎城知县王良臣亲自到青羊山游说招抚，他的努力得到山西巡抚御史穆相的支持，而巡抚都御史常道则坚持会剿的计划。[3]

延至嘉靖七年（1528）九月，朝廷的官员也分成主抚和主剿两派。桂萼主抚，张璁主剿，争持不下。首辅杨一清请嘉靖皇帝亲自决定。皇帝接纳杨一清提议，支持出剿。嘉靖七年（1528）十月，山西、河南官兵分三路进攻，陈卿等遂败。陈卿降，其父及妻子家属皆被捕。夏言于此时，才上奏参常道罪，参其“抚剿失宜”，又“未尝与贼会战，乃飞章告捷”。这个奏折得到朝廷接纳，夏言被委派到山西视察。[4]嘉靖八年（1529）二月，夏言回奏，请割壶关、潞城、黎城三县建潞安府，“青羊山之乱”所遗土地，“尽给良民为业”。设兵备官，以泽潞泌州民壮，半守潞城，半驻青羊山。[5]

“青羊山之乱”，参与的人数不多。嘉靖七年六月报告估计，“陈卿之众，仅八百余口，除妻孥孱弱外，能战者，不过四、五百人”[6]。不过，官军围剿之时，陈卿等就“逼胁近山居民，籍记其姓名，编成甲伍”。如此召集的队伍，共一千七百多人，分别对抗山西、河南官军。[7]夏言的奏折，说明搜获“贼中文书册及贼名籍”。夏言审讯后的结论是：“方卿猖獗时，近境小民，多被胁虏，籍记姓名，编为总小甲”，这些人“非真盗可拟”。[8]

这些胁从的男女，“约计不下二千余人”。如何安置这批乱后的流离之众，夏言提出了几个不同的方案。似乎他最主张的办法，是开发青羊山的往来道路，使投降的人仍继续依山居住，“编为甲伍，照旧纳粮当差”。假如不能开发青羊山，便唯有“审量地方广狭，踏勘田亩多寡，相择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为防御。大则设一千户所，小则立二、三巡检司。控扼要害，长年戍守，以为百年元事之计”。他考虑到应付巡检司、千户所所需的经费，认为“若可设千户所，则将山间征粮田地，计亩从宽起科，给予该所官军依山屯种。却将附近卫所屯田抵兑酌量数目，略如井田之制，分授降人户，每人田若干，随处安插耕种。俾为永远世业。官司仍量行赈贷，以为庐舍、牛种之资”。但是，“若立巡检司，则将附近州县民间抛业地土分给耕种。不许征粮起科。若一处不给，则散置各县地方，造册编管。仍以山间田地，召募有力无田之人，佥充该司弓兵”。[9]这些建议，都反映在碑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