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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地方社会（第1页）

建立地方社会

嘉靖三年（1524），吕楠路过“青羊山之乱”所影响的地方，对附近东火村的乡约发展有很精彩的描述。在他的《乡约集成序》，先说明了大概：

予往年谪解时，过潞州东火村，见仇时茂率乡人举行蓝田吕氏乡约，甚爱之。至解州，选州之良民善众百余人，仿行于解梁书院。而诸□王二上舍主之，方恨其无定规也。而时茂以其所行乡约条件一书见寄，且请校编。于是遂并旧所抄略，于会典中诸礼参附之。而第其篇次，节其繁冗，以附仇氏。凡十四篇。若修身齐家之旨，化民成俗之道，则先提学周秋斋先生序之篇端矣。[10]

东火村所行的乡约，显然甚得吕楠赞赏。有关他路过参加乡约聚会的情况，记录在《送仇时闲北还序》中：

嘉靖三年七月，予自史馆谪解，过潞州，玉松子仇时茂邀予至其里雄山镇，获见家范乡约之美。是日，宴予于礼宾堂。石岩处士时闲以医官致仕。乌帽角带，与其诸兄列坐其旁。予初藐焉，以为恒人也。及谈古今人物，辨南北风俗，或探至诸经，或波及群史，时闲皆能挈其微而刺其显，扬其行而抑其辞。予甚讶之而未难也。及与之究程朱之奥，讲孝弟之实，言则亲切而意无穷，志有定向而不力倦。予当筵叹曰，此从事正学者二十年之功也。[11]

从这两段材料，可见吕楠一方面感觉到东火仇氏有读书人的气质和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修养感到惊奇。

仇家除了乡约外，还有一个类似宗族机构的同心堂。从吕楠《仇氏同心堂记》，可见仇氏是个“考钟而食”的大家庭：

钟八声，内外升有序堂，听训。钟九声，丈夫则食于同心堂矣。

介于家庭和乡约之中，仇氏又建有书院。吕楠《上党仇氏新建东山书院记》说：

时茂自其父祖及兄时济楫辈与其子孙同居者，盖四世矣。又尝修蓝田吕氏乡约以化乡人者，盖三百余人矣。兴建义学于其舍旁以教乡人之子弟者，盖五七十家矣。

仇氏以此犹未足，另建有先师祠，即东山书院。书院附有教师住所以及藏书的尊经阁。仇氏所为可谓符合理学对地方组织的要求。所以，吕楠为此事感叹说：

或曰：何以为规？曰：即家范以教家，而家道皆可正矣。即乡约以教乡，而乡俗皆可美矣。即义学以教子弟，而子弟皆可材矣。盖先师夫子及诸贤之道，实不外此。士能于此，虽以治天下邦国有余也。[12]

此段话归纳了理学有关地方统治要旨。

但事实与理论并不完全一致。有关仇氏的乡村建设，还需要详细分析吕楠《明诰封亚中大夫宗人府仪宾玉松仇公墓志铭》一文。玉松就是仇时茂的别号。仇时茂生于成化四年（1468），“从致仕教谕陵川姬先生彰学，有志科目”。封于潞州的渖藩内的恭僖王“闻而爱之，遂选为上艾县主仪宾”，即把女儿下嫁给他。但是，仇氏家族并没有功名。他的弟弟考到监生。他一个妹妹，嫁“沈阳卫指挥张准”，而他还要“时周给之”，看来妹夫的家庭也不见得富有。一个从弟和两个从叔，据吕楠描述是位“义官”。祠堂和家范就是这批人弄出来的。吕楠说：“他日，叔父义官鹤得郑氏旌义编、于从叔父，义官鸾常议欲推行，未就而卒。乃同宿州吏目兄楫皆群从弟，以礼葬叔父毕，即谋计其志。遂立祠堂，述家范”。关于建立祠堂的年代，吕楠《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记载仇鹤死于弘治十六年（1503），而本文载他于文章写成二十年前去世，相当吻合。

祠堂建立的历史不是很长，因此家族也未真正有很强的传统。所以吕楠对自己观感的描述很矛盾，所谓“此行忽身入夷惠之里，目睹时雍之俗矣”。吕楠嘉靖三年（1524）参加过仇氏的乡约聚会，细读他的描述，他参与的宴会是仇氏家族的活动。他说：“接见同会老幼二百余人已，而宴于礼宾堂，诸弟侄子孙皆侍。时茂洗爵酌献于予，谓诸弟侄子曰：此公而至吾家，止为有家范耳。诸子弟如不能守训，痛祖先于地下，辱名公于四方矣。”至于乡约的规条，“明年时茂访予于解州，留数日，联榻于运城王生之书馆而别归，遂重订乡约集成，请删改序题”。由此所见，《乡约集成》并不单是吕楠为解梁书院乡约所编，而同时是为仇氏乡约所修订。再“明年创建雄山书院，请为记”。仇时茂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去世的。

必须指出，吕楠到访的时候，仇氏的地方组织不是乡约，而是家族的一种类型。也就是吕楠把它规划成“考钟而食”的实际情况。

仇氏开始以家族模式表达乡村组织的做法，亦可以从吕楠文追寻到根源。吕楠文章说：

正德六年五月间一日，忽迎养祖母陈于城中。至六日，而流贼奄至，大劫东西火。其前一日，合家妇女亦就陈母得脱去。潞人皆以为孝诚所感。贼渔猎临庄妇女，间亦有不从贼而死者，赵女、袁女、焦妇、王妇四人。兄叹曰：此辈若不激扬，风俗自此污矣。于是具四妇女事，实同会友四人，呈诸巡抚王公，获给葬银，奏闻竖碑建祠，载在祀典。其后，闻风而起者，又有二焦、平、丁四烈女妇焉。初，流贼之初至也，索马，否则火其家。兄曰：放火，一家之害，与马，贼害及四方矣。乃不与马，卒火其家而不恤。

这些孝义的经历，使仇氏家族得到官府的承认。在声望提升的同时，仇时茂从渖藩府所得的俸禄，亦从物质上巩固了他在族内的地位。吕楠谈到此事，以“兄于斯禄，以宗室渐繁，得之，亦未尝独享”来描述他对族人的资助。详细情况包括：“正德五年秋，支二百金远近族人。人给银五钱。以百金籴米，遇时艰食，依原价粜给乡邻之困乏者。因流贼兵火，八年，又支百金族人如前，各给钱一缗。乡邻为酒食，大会三百余人。嘉靖四年（1525），奏准禄米折支河东盐，又得二百金，二从叔母及族人置上衣一袭。是岁同会百七十六人，皆置深衣各一袭，布履各一事。有例，许并里分。本镇六里，人多杂处，数年借贷、差税不便。兄谓义官弟朴曰：若并为一里，此先宿州兄志也。于是，费百五十金有奇，而里并”。嘉靖四年（1525）并里的举措，已经超越了家族的范围，而进入乡村整合的领域。[13]

弘治十六年后的兴建家族活动，还可以从《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得到补充说明：“弘治十六年七月，义官君卒。兄弟三人，哀号尽礼，葬后，同处一室。正德五年，乃议立家范，举行吕氏乡约，原遵约得二百六十余家焉。置深衣巾履各一，立劝惩簿，以凭赏罚，设义廪以便敛散。”有关并里事：“本都六里人，旧窘差税久逋。郡公君使人俞与礼义，税得完纳。太守欲犒花红，则辞以祖母之服。是后有例，许并里。分君与仪宾费百五金，并为三里。自此二税诸役必以本家银赀，依官价代输后，收原本，不取其息。人皆使便。”关于乡约的范围，该文也有记录：“西火霍村平家庄、赵家庄，远而陵川之南洎，壶关之柏林，皆从约也。”[14]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该范围内所有的乡村都在约内，这个乡村联盟有相当大的选择性。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正德五年的流贼，与嘉靖七年的“青羊山之乱”有很大的差别。仇时茂遗著《贞列唱和诗集》中有一篇序言指出，正德五年的那批人，是从“青、兖、彰德西上太行”的[15]。青羊山位于东火村和西火村所在的太行山，夏言的报告特别提到贼众包括“妻孥孱弱”，陈卿降后，其父亲、妻子、家属被孥，表明所谓动乱的民众，也就是当地人。

所以，吕楠历次记载提到的人口数位，并非没有根据。几次不同的地方活动，也作了几次不同的人口登记。东火村建乡约，依靠人口登记，而青羊山贼巢也发现有人口登记册籍。《新开潞安府治记》说，青羊之民“习于盗而持其险”，可以由此推断地方上有长期的矛盾。为什么这一带的地方组织，被区划为“贼”，当与其时礼仪的变动、地方领袖与官府的关系的维持，有很大的关系。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需讨论地方政府与藩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