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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秀才之科而无求才之意（第1页）

三、“有秀才之科而无求才之意”

周、隋之际，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政治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以六镇鲜卑为骨干，辅之以关陇河东豪族，建立了坚强的府兵系统，以苏绰为之拟定的“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为纲领，励精图治，国势日盛。577年，周灭北齐；589年，隋灭陈。十六国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状况至此结束。隋统治者致力于完善中央地方官制，修订法律，检括户口，均田定赋，整饬吏政，一个卓有成效地统治着统一大帝国的官僚政府，再次出现于历史舞台。

在这一过程之中，中古士族制度进一步衰落了。西魏时就打破了门资选官之法。《周书·苏绰传》载其为宇文泰所拟之“六条诏书”之四：

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

这虽然只涉及了州郡大吏，但也是申明了王朝总体选官方针。这“六条诏书”成了百司牧守诵习遵守的政纲。又《周书·薛端传》:

自居选曹，先尽贤能。虽贵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尝升擢之。每启太祖云：“设官分职，本康时务，苟非其人，不如旷职。”太祖深然之。

又《隋书·卢恺传》:

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谮。

其事在隋文帝时。人有士庶，选有清浊，是士族政治之旧例。卢恺等企图恢复已遭否定的旧例，便遭到了皇权的惩罚。又《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

又卷十七《选举五》:

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

至此，维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终于寿终正寝了。

官僚政治的复兴、士族政治的衰颓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废止，标志着中古选官制度，又来到了一个重大变动的边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上述那些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对于察举制的影响是复杂的。尽管从总体说来，它为察举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向科举制的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是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我们却也不能不看到某些负面的情况。尽管周隋统治者承袭了秀才、孝廉、明经等科目，隋代还进而设置了进士之科，这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与之同时，王朝对于察举选官——这里主要是说对于采用策试之法的察举诸科选官上，其兴趣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周代与隋之前期，察举不甚兴旺，甚至给人以停滞之感。

下面我们通过统计加以说明。与讨论魏晋南朝的察举规模变迁之时所采用的指数化方法相同，在此我们仍以各代秀孝、明经、进士等岁贡科目得举可考者之数量，除以王朝持续时间及相应“正史”之卷数。《北史》不计，《志》不计。北魏自太武帝神麝四年至献文帝末为一段落，史书卷数作30卷计；自孝文帝至北魏末为一段落，史书卷数作50卷计。将此5段之得举数量5例、94例、29例、5例、21例分别代入计算，然后以第一段落为基数1。

北魏自孝文帝以后察举规模有大幅度上升。事实上，北魏所见之秀孝有相当一部分还就直接举于孝文一朝。这当然是汉化政策的直接成效。但自东西魏分裂之后，察举规模遂趋低落。东魏北齐之察举多少尚能维持，这是因为其疆域虽有缩小，但毕竟处于文化昌盛的山东。西魏北周则下降到了最低点。合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计，察举规模也仅仅略过北魏盛时之半。时至隋代，帝国版图已笼括中国，虽其察举规模较北周已有回升，但却仍然有限，不但不能与北魏盛时之秀孝屡出相比，甚至还不如东魏北齐。总之北朝察举自北魏之后即由盛转衰，至隋代虽处于回升之中，但并不迅速。

而且，尽管王朝统治者在察举学校制度上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但其主观上对之犹疑排斥的一面也很明显。《文献通考·选举一》中马端临指出：

隋虽有秀才之科，而上本无求才之意，下亦无能应诏之人，间有一二，则反讶之，且嫉之矣。杨素苛酷俗吏，宜其疾视如此；苏威儒者也，亦复沮抑正藏。士生斯时，何其不幸邪!

他所引述的，是杨素刁难杜正玄及苏威刁难杜正藏之例。《北史·杜正玄传》:

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

虽然杜正玄后来还是以文采打动了杨素，但初始的刁难之意，灼然可见。又同书《杜正藏传》:

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授纯州行参军。

杜正藏显然也是受到了苛刻的待遇。可见马端临称隋廷“有秀才之科而无求才之意”，并非无据。这一点，从杨素见刺史有举秀才者即勃然大怒，就看得非常清楚。

又如周隋间官学逐渐有所恢复，而且有“明经”之举，为入仕一途。然而隋文帝仁寿初竟有废学之举。《隋书·高祖文帝纪》仁寿元年六月：

诏曰：“……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

尽管隋文帝把废学之理由说得冠冕堂皇，但若有心文教，对学校不精之弊应加饬励方是，却不当几乎尽废诸学。又查《隋书·儒林传序》:

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可见废学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帝对采取考核儒术之法取人选官的学校的排斥。而且这不仅仅是君主个人的问题：“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明经”一途，当然要因此大受影响。

周、隋之际，屡有特举。有一类特科，是用来抚绥山东士人的。如《周书·武帝纪》建德六年春正月周武帝灭齐，同年连下三诏：

诏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

诏举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赴行在所，共论治政得失。

诏东土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