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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年鉴杂志（第1页）

第七章《年鉴》杂志

我们事业的基础是一种小型的知识革命。①

19世纪中期，近代史学要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就迫切地需要一个定期、及时的交流渠道——学术期刊，以促进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推动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为写作和批评确立规范和标准。专业的期刊

是在17、18世纪刊物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17世纪的期刊，大多致力于传播科学实验的成果；18世纪，各种地方和区域性的学术团体一般都有自己的出版物。专业期刊的发展，有助于明确界定学科的意义和主体性，在众多的从业者之间建立一套等级和评价体系，将首都与外省优秀的教学、科研机构联系起来，用学术的态度呈现当今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1859年，亨利希·冯·济贝尔（HeinriSybel）在慕尼黑创办《历史杂志》（HistorischeZeitschrift），这是至今尚存的首个历史专业的学术期刊。②该刊物以19世纪的兰克主义为指导原则，主张历史是一门严格的科学。法国、英国和美国也受其影响，很快出现了类似的刊物，如《历史评论》（1876）、《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HistoricalRe-view）（1886）、《美国历史评论》（AmeriHistoricalReview）（1895）。这些出版物都很相似，其原创性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文献和史料的分析非常扎实，学术评论文章按主题进行分类，各种简评针对129的是具体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有趣的专业公告。每一个主流的全国性刊物，都有一个杰出的主编和咨询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的政治史和外交史——这是主导意识形态和爱国价值观的体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二十年里，布洛赫经历着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所必备的专业训练；这个阶段学术期刊的数量，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了显著的增长，其中还出现了不少专业的出版物，研究领域包括各种具体的时段、方法论、不同学科的划分等。一些刊物体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发展，如影响力颇大的《社会学年鉴》;另一些刊物则试图打通国家的界限，扩大历史的研究范围，如《社会与经济史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fürSozial-undWirtschaftsgeschichte）等；还有一些先驱性的刊物，如《综合历史评论》等，主张从宏大的视角出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些新兴的学术期刊，对传统的出版物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使它们在版式和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①

布洛赫与未来的合作者费弗尔从编辑的立场出发，审视维达尔、涂尔干和贝尔等精神导师。他俩抱负远大、斗志昂扬，所写的宣言热情洋溢，但学术争论有时也针锋相对（经常取决于其影响力和职位）。作为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对手，存在不少分歧。他们各自暗暗较劲：谁的文章更有特色，谁的评论更具批判性，谁在回击“德国人的质疑”时更能代表法国史学的声音。①

1929年1月，正值《历史杂志》创办七十周年，布洛赫和费弗尔抵130达斯特拉斯堡十周年之际，他们共同创办了一本全新的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d'HistoireEiqueetSociale）。该刊物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一直延续到今天。②其实，他们在刚到斯特拉斯堡任教不久，就有意创办一本专门研究社会和经济史的杂志。当时，法国传统的历史行业和期刊，具有很浓的实证色彩，而且大多有政治倾向，无法对战后的经济、财政、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充分的考察和分析。1918年之后，法国的社会科学似乎陷入了困境，没有人能继承维达尔和涂尔干的衣钵。经济学家大多局限于学院内部，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贝尔所开创的历史综合的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发扬和推广。③

《社会与经济史季刊》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学习的榜样，也是一个竞争对手。这一刊物成立于1903年，是一本具有国际特色的杂志，编辑分别来自法国、奥地利、德国和瑞士，顾问团中也不乏瑞典、英国、意大利史学家的身影。然而，该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排斥法国主题和作者的倾向。①其中的一个编辑和主笔贝洛，比布洛赫大二十八岁，是一名优秀的中世纪史和经济史专家，不过他具有狭隘181的民族视角，而这正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主编们想要超越的。②

1921年，布洛赫和费弗尔决定创建一个国际性刊物。他们征询皮朗的建议，并邀请他担任主编一职。然而，他们敬爱的导师疲于写作和教学，而且也不想不劳而获，因此拒绝了这一职务。③

1923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费弗尔向经济史部提出这一想法，很快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争论，其中德国历史学家的热情尤为高涨，但他们却被皮朗排除在专题讨论会之外。荷兰人在这次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试图为新刊物赋予一种“真正的国际特色”;波兰人则在形式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④费弗尔的提议颇具争议，大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不过里面并没有德国人。他们主张在四年内完成这一目标，但最终还是流产了。作为领军人物的皮朗没能使国际联盟对这一项目产生兴趣，却在委员会上一味攻击那些认为政治史高于比较史的成员。①

1925年的洛迦诺（Loo）公约，反映出法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衰182落。这不仅表现在长时间的法郎危机上，而且也渗透到知识的王国里，法国已经全方位地落后于英国和正在复苏的德国。费弗尔对此有些沮丧，试图前往巴黎寻求解决方案。真正落实杂志计划的是布洛赫，他对刊物进行重新定位。1928年，他和费弗尔决定放弃原先国际化的路线，改为创办更具民族特色的刊物。②

当年夏天，布洛赫前往奥斯陆参加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做了两次发言，主题分别是中世纪社会的比较史和法国的农村制度，受到了参会人员的好评。③此外，他还携带了不少小册子，发布《年鉴》的成立宣言：“具有国际精神的民族评论性刊物。”由于皮朗的强力支持，布洛赫在委员会上表示放弃创办国际期刊的计划。他在会上代表刚刚起步的杂志，与一些潜在的合作者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与法国和欧洲的一些潜在竞争对手进行了磋商。①

布洛赫对奥斯陆会议本身有些失望，这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大会。布鲁塞尔会议已过去了五年，然而这个热衷于世界主义的组织并没有消除历史行业中各种武断、狭隘的派系。在奥斯陆会议上，很多人讨论的问题非常狭隘，几乎没有人关注重大的主题。史学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将严谨的学术研究与对当今社会的观察相结合，探求更宏大、更重要的问题。布洛赫希望通过《年鉴》杂志，恢复战前被破坏的“友好关系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即为了历史专业更好地发展。会后，他们顺路前往斯德哥尔摩参观，皮朗对布洛赫的建议发人深省：他们的参观应该从新落成的市政厅开始。他解释说：“如果我是个古玩家，就会一直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但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②

对布洛赫和费弗尔来说，《年鉴》创办过程中的各种实际工作，是对其才智与耐心的一大考验。最终，他们以切身的行动表明，自己完全能胜任这份工作。他们对出版社非常警惕，深怕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为此他们选择了阿尔芒·科兰出版社（Armand）。该社还出版过《地理学年鉴》和其他重要的人文、艺术、社会科学书刊。社长马克斯·勒克莱尔（MaxLeclerc，1864—1932）是一个坚定、苛刻的领导，他被称为“皇帝”，虽然有一些鲁莽，却是个现实主义者，非常注重细节，也懂得通权达变。他像布洛赫和费弗尔那样，也怀有一种使命感，生前几乎介入出版过程的方方面面。①

为什么是“《年鉴》”?因为勒克莱尔坚决主张使用一个简洁、精练的名字。他们避免与举步维艰的《社会与经济史评论》发生直接冲突，也拒绝将二者合并的任何可能性。布洛赫和费弗尔很乐意与地理学家共享《年鉴》的名称，当然，这还要感谢他们的朋友、未来的合作者——《地理学年鉴》的编辑阿尔贝·德芒戎（AlbertDemangeon）。对一些人来说，“《年鉴》”这个名称有些讽刺的意味，它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未经加工的编年纪事；另一方面，这个名字比“《评论》”更符合创办者的意图。它如同一个不断更新的工作手册，用当代的散文体写成，偶尔带有挑衅的文风，是与读者进行沟通的工具和知识交流的平台，是他们进军历史学科的方向标。相比于模糊的“《经济学年鉴》”，皮朗更认同“《经济史年鉴》”的名字。历史在人文科学中即使不占主导地位，也应该被看作是统一的因素。“社会”一词是后加的，是对《社会与经济史季刊》的颠倒，以此表明虽然新刊物对广泛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兴趣，但这都是次要的；尽管如此，它与社会学仍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本质上说，它具有跨学科性。②

编委会的人员选择，体现了布洛赫和费弗尔的志向所在。他们致力于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在历史行业内部建立一种联系。此外，这也体现了勒克莱尔避免刊物“太学术化”的主张。除索邦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德芒戎（1872—1940）外，最初的八人编委会成员包括：斯特拉斯堡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经济学家、法国央行前副行长、巴黎法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夏尔·里斯特（CharlesRist，1874—1955），著名政治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巴黎政治大学教授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Siegfried，1875—1959），以及四个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古代史教授安德烈·皮加尼奥尔（AndréPiganiol，1883—1968），法国文献学者、外交部档案馆荣誉馆员乔治·埃斯皮纳（GeesEspinas），索邦大学经济史专业唯一的法国教授亨利·豪塞，还有唯一的外国成员皮朗——其研究兴趣是从欧洲中世纪史到比利时近代史。这些人几乎都已事业有成，1929年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56岁。除了德芒戎外，他们都与其他刊物保持着重要的联系：皮朗是《社会与经济史季刊》最早的编委会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参与创建《经济史评论》（EicHistoryReview）;哈布瓦赫帮助《社会学年鉴》重新恢复活力；里斯特是《经济与社会史评论》的编委会成员；皮加尼奥尔和豪塞是《综合历史评论》的顾问。一般来说，编委会往往都比较被动，但《年鉴》的编委会却有所不同，它更像一个帮助杂志定位的工作组。除里斯特和西格弗里德外，他们都为刊物写文章和评论，并135负责招募新作者。①

布洛赫和费弗尔以斯特拉斯堡大学为阵地，招聘了不少职员。他们之前的学生勒依罗已具有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和地理学科教师资格，成了刊物的秘书。“忠诚的勒依罗”在日常工作中多才多艺，还撰写了大量的书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些主要合作者包括：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乔治·勒费弗尔、古罗马史专家欧仁·卡韦尼亚克（Eugèneac），以及地理学家亨利·鲍利希。此外，两个负责人还大力借助他们在巴黎的关系。费弗尔在巴黎高师的朋友阿尔贝·托马斯（Al-bertThomas）——国际劳工局（IionalLaborOffice）的首位负责人，为刊物寻找了不少技术写作人员。①

毫无疑问，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家担任秘书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尤其是他还要组织诸多同事和校外人员撰稿。布洛赫和费弗尔也想方设法用各种“有趣的”主题和想法四处网罗人才，还计划邀请一些专家撰写各自领域之外的东西，他们经验老到、准备充足，对自己的判断力、资源储备、领导才能、沟通和协作能力充满自信。②

刊物的两个负责人志存高远，跃跃欲试。1928年年底，布洛赫和费弗尔在第一期刊物发行之前宣称，他们有资格当选为法兰西公学院的院士——这绝不是偶然。③虽然《年鉴》诞生于被收复的东部边境，但它无疑向巴黎的知识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传达了刊物革新者的想法。毋庸置疑，斯特拉斯堡的资源储备、教师队伍和学术氛围，哺育了他们对于刊物的很多创意和目标。相对于既有的体制和国际合作理念，他们的合作方式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④布洛赫和费弗尔在阿尔萨斯生活了近十年，对斯特拉斯堡的地方主义非常失望。他们远离了首都的图书馆、档案馆、书商、出版社、基金会、政府资助、精英团体、精英知识分子，以及为巴黎文化生活增加异域色彩的外国人，他们为此焦躁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刊物体现了一种联合的战略——它没有指向“霸权”或“优先权”，而是直接体现了他们的职业素养。这两个天才历史学家，为回到所向往的乐土做着充足的准备。①

布洛赫与费弗尔在学术和私人方面的关系，是《年鉴》发展史上的一个主旋律。②这两位学者在十五年间有大量通信，详细记录了他们诚挚、深厚的友谊，这在当代甚至在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通力合作，为《年鉴》注入了血液，使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从一开始，两个创始人在生活、工作和性情上虽然若合符契，但也泾渭分明。

费弗尔生于南锡，比布洛赫年长八岁。他出生时，普法战争结束还不满十年，法国尚未能走出它的阴影。费弗尔的父亲生于弗朗什—孔泰地区，毕业于巴黎高师，在一所中学担任法语语法的教授；他叔叔是一名历史学教授。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费弗尔少年老成，很受宠爱。他的孩提时代和早年教育，都在洛林地区（当时已割让给德国）一个偏僻的军事小城度过。18岁时，他离开这里前往巴黎，在路易大帝中学毕业后，服了一年兵役，于1899年进入巴黎高师——比布洛赫早了五年。当时，德雷福斯事件正处在风口浪尖，而且改革前的巴黎高师，知识分子十分活跃，政治上非常激进。费弗尔在这里最好的朋友是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亨利·瓦隆（HenriWallon，1879—1962）。除几个历史学家外，费弗尔的亲密朋友包括：哈布瓦赫、地理学家朱尔·西翁（1878—1940）、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德国研究专家欧内斯特·托内拉（Er，1877—1948）、语言学家朱尔·布洛赫（JulesBloch，1880—1953），以及文学史和思想史学家保罗·阿扎尔（PaulHazard，1878—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