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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年鉴杂志（第2页）

费弗尔选择历史的道路有些曲折，他反对“根据1870年的战败”来界定历史，拒绝阿尔贝·索雷尔（AlbertSorel）和埃米尔·布儒瓦（EmileBeois）谨小慎微、按部就班的纪实写作，抵制“索邦人”瑟诺博斯所写的修正性作品。费弗尔原本痴迷文学，后来才选择了历史，他说这是由于古斯塔夫、莫诺、普菲斯特等教授对自己的冲击和启发。与布洛赫相似，费弗尔深受维达尔、涂尔干、梅耶以及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吕尔（LuLévy-Bruhl）的影响；皮朗不少朴素、睿智的构思，尤其是贝尔的“综合精神”，开阔了他的视野。费弗尔的职业训练在某些方面要早于布洛赫，他于1920年通过了历史和地理教师资格考试，后来获得梯也尔基金会的奖学金（1903—1906）。不过他并没有去德国留学，而是在家乡附近的巴勒迪克（Bar-le-Duc，1902—1903）和贝桑松（1907—1912）中学教书。此外，布洛赫是巴黎人，费弗尔则坚称自己是乡下人——深深地扎根于法国东部文化和历史的土壤之中，虽然没有在“库尔贝（Courbet）、巴斯德（Pasteur）和蒲鲁东（Proudhon）的土地上”出生，却来自那里。

1911年，33岁的费弗尔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菲利普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一年后，他到第戎大学文学院任职，他的同事、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阿尔贝·马迪厄（AlbertMathiez）同样来自弗朗什-孔泰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几乎四年半都在前线服役。他的履历和布洛赫相似，都是由中士升为上尉，不过他指挥的是一个机关枪连队。他们的相似之处还包括，138两人都受过一次伤，荣获过四次嘉奖和军队的骑士荣誉勋章。①

1919年10月，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聘请费弗尔为近代史所终身教授——当然这要归功于他与普菲斯特的交往。两个月后，他在首堂课上问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一个废墟的世界上”，历史是什么样子?费弗尔把自己定义成一名精力旺盛的“斗士”，他提倡一种“有用的”历史观，反对盲目地收集毫无价值的事实。他认为历史不应该为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事业服务；人们也不能为了“实现综合的目的，就不做分析的工作”，仅仅按照虚假或“错误”的原则对历史进行编排。他告诫在座的听众，永不满足的批判性思维是“捍卫我们民族理想、民族文化和国家独立最好的后盾，是实现和平与自由最坚实的保障”。②

费弗尔在阿尔萨斯生活了十四年。在他前往巴黎之前，如果这里还有什么让他留恋的，那应该就是斯特拉斯堡的优美环境了。1921年，43岁的费弗尔结婚，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费弗尔在学校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一名演讲者和教师，他想象力丰富，感染力十足，偶尔还带有一点夸张和刻薄的成分。他亲自设计近代史研究所的课程，不仅包括16世纪文坛巨匠的作品，还包括对当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音乐史家、语言学史家和宗教学史家的研究。他的课程内容体现了思想与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①

费弗尔与布洛赫的友谊始于1920年，双方从中收获很大。他们拥有一些共同的学生和校务活动，办公室和住所相互毗邻，交流的机会比比皆是。这种密切关系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撬动老一辈人的权力杠杆，从而提高历史的技能，打破各种人为的障碍，消除迂腐的学问卖弄和时间错误，实现历史的主要目标——“理解”。他鼓励年轻的同事布洛赫，继续从事《国王神迹》和《法国农村史》的研究。在他的帮助下，布洛赫重新恢复活力，并协助他实现了创办杂志的夙愿。

然而，费弗尔毕竟是年长的一方。他与老一辈学者联系密切，职业素质更高。虽然他兴趣广泛，改革热情很高，但研究领域却非常“专”，很少偏离他所擅长的16世纪；而且与年轻的合作者相比，他几乎很少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或开拓新领地，也没有效仿皮朗将研究范围从中世纪扩展到现代。虽然两人都对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法感兴趣，但布洛赫真正发展了这一方法；虽然两人都对涂尔干学派的作品很熟悉，但布洛赫对经济现象、社会群体和制度的关注要更持久，也更精通；此外，他还严厉地批判了社会学领域中的非历史化倾向。他们都没有撰写过严格的叙事史作品，都把过去作为一种独特的说教方式。他们反对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经常会像艺术家那样流露出机智和才华。他们喜欢以提问的方式揭示过去的人类现实，作品中包含进一步研究的各种建议。他们都会批评一些学者的不足之处，但与博学的布洛赫相比，费弗尔往往将其作为研究的起点。例如，费弗尔于1928年出版140的广受好评的作品——有关马丁·路德的评传，是对天主教史学家海因里希·德尼夫勒（Heinriifle）神父的批判，他反对神父对宗教改革家所做的初步心理分析。后来，他有一部深入分析拉伯雷的专著，针对的是阿贝尔·勒佛朗（AbelLefranc）1922年出版的一本书。在勒佛朗看来，拉伯雷是一个无神论者，费弗尔则对此进行反驳，作品在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成形。①布洛赫和费弗尔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接受的教育，当时注重的是文学素养、语言技能和笛卡尔式的逻辑。然而，费弗尔很少在档案馆做研究，其批评分析的基础是复杂的——经常是直觉性的——人类意识。他的搭档——历史学家之子布洛赫则更为博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很感兴趣，在作品中往往旁征博引，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引文。

由于双方的共性和差异性，他们必然会对彼此有所影响。其实在《年鉴》诞生前夕，他们似乎就各自的研究重点交换过意见。费弗尔在完成有关马丁·路德的作品后，几乎放弃了对地理学的关注，转而重视心态史。同样，布洛赫在完成《国王神迹》之后，开始致力于研究法国的农村地区。②然而，这种说法是一种化约主义，过分强调了费弗尔与布洛赫之间的交情和著名的“斯特拉斯堡精神”。事实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各自收集过一系列重要的课题，培养了不少新的研究兴趣。费弗尔之所以从事思想史研究，很可能是因为他年轻时对哲学和心理学的热爱，再加上贝尔和瓦隆等朋友的影响——这与见证批评（布洛赫始终不曾放弃的研究领域）的具体特征几乎毫无关系。布洛赫对法国农村地区的关注——包括农民解放以及土地的分配和利用——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和有关法兰西岛的研究中找到一些蛛丝马141迹。虽然他们有一些共同兴趣，研究中存在不少交会点，也互相认可彼此的特长，甚至偶尔还会为对方妥协，但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们丝毫没有委曲求全，更不曾因此而对自己的全面发展做过任何重大的调整。

布洛赫与费弗尔在性格上相得益彰。他们的表达能力强，有良好的修养，充满了自信和活力，拥有传统资产阶级的趣味、举止和外表。虽然战时的兵役中断了他们的学术生涯，斯特拉斯堡偏远的地理位置让他们始终面临着创作的压力，但是真正阻碍他们远大抱负的却是：他们对规模日益壮大的家庭所肩负的责任，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忧虑，以及偶尔的疲惫和倦怠。他们在为全新的事业奋斗时，始终具有一种很强的公平意识，不断地协调和平衡各种因素，从而突出双方共同的努力。①

他俩都有拳拳的爱国之心，但并非沙文主义式的爱国者，而是“政治中立派”。他俩都是教授的儿子，所从事的职业与法国和欧洲的政治密切相关；都是退伍军人，担任教职，身为人父；都非常关心政治。他们虽然对当代的领导人不感兴趣，却与饶勒斯事件、德雷福斯事件和共和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几乎每一名法国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强烈的乐观精神，在表现对祖国的忠诚和社会的责任时会有所流露，这也是《年鉴》创刊的基础。布洛赫和费弗尔都不喜欢传统的政治史和外交史，而是热衷于“新兴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这反映出他们相似的战争经历和共同的愿望：一名优秀的公民应该具备良好的学识，为当权者指明方向，从而消除社会不公、阶级冲突和毁灭性的国家对抗。

在《年鉴》的第一期上，两位主编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使命。①既然法国、欧洲和世界上已经存在大量的刊物，他们为什么还要创办一个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史”的全新刊物?两个历史学家在宣言中开诚布142公，向广大读者阐明了他们的三重宗旨。其一，他们试图弥合世纪初以来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分歧，为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提供一个宣传平台。其二，他们努力打破或削弱历史学科中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分野，消除“原始”与“文明”社会的人为区分。其三，他们在“合法化分工”的基础上，旨在弱化学科之间的壁垒，为人文科学建立一个交流的空间——这对经济史和历史自身的发展都必不可少。两个负责人最后总结道：“我们的共同事业体现了我们所信奉的高贵美德——正直无私、尽职尽责、根深蒂固。”这也可以看作杂志头十年的基调。

《年鉴》问世的头十年——1929年至1938年，正值欧洲和世界极其黯淡的时期，期间经历了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意大利攻击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奥地利覆亡和斯洛伐克独立。此外，在印度和中东爆发过宗教、民族和反殖民主义的暴力冲突，苏联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意大利、纳粹德国和东欧一些地区发生过政治和民族压迫事件。由于长期的经济危机，大大小小的民主政体逐渐丧失了希望和信心，开始在内部出现分裂，或多或少地破坏了团结的假象，国际联盟在这个背景下成立。法国虽然极力维护1918年代价昂贵的胜利成果，然而随着德国的复兴，一切都付之东流。第三共和国由于缺少盟友和人力资源，加上财政资源短缺，国内很难再现和谐的局面，其强国的形象也无力维系。在这动乱的十年里，它的总理一换再换——从庞加莱换成了达拉第（Daladier），然而法国却依然举步维艰。

在这个多事之秋，布洛赫和费弗尔虽然有些与世隔绝，但依然受到了乱世的冲击。他们在个人和共同事业上历经起伏，有过成功，也有过挫折，有过融洽的合作，偶尔也有过摩擦。虽然他们不断进步，事业蒸蒸日上，但《年鉴》在他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中依旧占据着中心地位。刊物的出版耗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为此，他们的杰作——布洛赫的《封建社会》（Sociétéféodale）（1939—1940）和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完成时间一拖再拖。或许，这是他们这段时期所做的最大的牺牲。①但另一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年鉴》的头十年构成了20世纪历史研究里的重要篇章。②

杂志发行的第一年——1929年，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机会。虽然国内外很多作者尽心竭力，热情的支持者皮朗也积极响应，但两位主编还是对一些作者和文章感到失望。他们在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之间往返，不时处理编辑工作和员工事务，此外还要面临苛刻的出版商——阿尔芒·科兰出版社的严格审查，以符合其编辑方针和出版规范。在一个有限的、充满竞争性的市场，财政问题越来越突出，他们需要更多的出资人和订阅量。于是，他们不得不在纯学术圈之外寻觅一些能从《年鉴》的视角中获益的读者，如档案保管员、图书管理员、区域史和地方史专家，以及一些有修养的非专业人士。①

当年年底，布洛赫和费弗尔对杂志进行重估，在定位、方针和形式方面做了重大的决定，其主要特色也因此得以确立。《年鉴》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史，时间跨度非常大——从古到今。刊物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当代议题的关注。在那个年代，无论在大学讲堂还是各类期刊，世144界当代史一直受到排斥，或只占很小的位置；银行家和商人也很少阅读学术期刊，因此《年鉴》几乎每一期都以当代问题为主。关注时事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当然更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反映出两位主编信奉的理念：现在与过去密不可分，确切地说，这是“研究历史的主要原因”②。

费弗尔和布洛赫很清楚，要找到一些研究和撰写当代史的优秀人才，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们对同行们还是有过不少批评，因为这些人经常会犯时代错误。布洛赫告诫那些即将从事当代史研究的人，不能仅仅因为拥有“大致相似”的祖先，就将过去和现在机械地糅合在一起。“个案研究法”在军事史领域很受欢迎，也逐渐被新兴的商业史所接受。然而在布洛赫看来，这种方法非常危险，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往往平淡无奇；最坏的情况是，它往往误导人们进行各种错误的类比。这种方法完全无视一句老话——历史是一门变动的学科。③布洛赫和费弗尔坚持学者的独立立场，主张积极介入社会。他们既不忽视当代问题，也无意扮演导师的角色，只是希望历史能够变得深刻、有用。①

《年鉴》的经营管理是一项共同的事业，一开始的挫折打击了两位主编的热情，费弗尔开始动摇。但是，布洛赫对两人的合作和肩负的使命充满自信，劝他不要退缩。②布洛赫认为，杂志要想获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必须突出自身的特色。如果是经营“改版后的《历史评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索邦的负责人能从最优秀的学术文章中挑选，有选择性地青睐某些评论家，发表该专业领军人物的作品。然而，《年鉴》的规模很小，又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性刊物，编辑们只有四处宣传，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誉。布洛赫和费弗尔并没有妄自菲薄，他们一直渴慕杰出的作者和有趣的话题。布洛赫准确地预见到《年鉴》的精髓——其灵感来源和生存基础，不仅取决于他们灵活的编辑方针，而且在于推出一些有特色的专栏和话题。③

《年鉴》的第一年有些摇摇欲坠，在年底时它的栏目被调整为六个：传统的栏目和创新性的栏目各占一半。一方面，文章的数量被大幅削减，而且局限于原创性研究，其中有不少长书评（关于历史事实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和短书评（批评性导论），运用简练的现代散文体，指出研究对象的长处和不足，具有宏大的国际视野。不过，《年鉴》的重点却另有所在，它们分别是涵盖专业动态的“科学界”（"Lavies-tifique”）——并非原始的年表和归类文档，而是经过了简化和整合，加入了各种评注；布洛赫发起的定向“调查研究”（“Enquêtes”）——分布在很多期里；以及简短的评论文章“总体问题”（“Problèmesd'e;）——这成为《年鉴》批评职能的核心部分。①

在第一年里，《年鉴》像一些经营多年的刊物那样，非常注重平衡146性，每期的17篇文章中涵盖了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当代史，作者里既有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也有一些非专业人士。之后，刊物有了重大的调整。每一期文章的平均数量减少到11篇，古代史几乎阙如，中世纪史有所下降，重心转移到了近代史，尤其是当代的欧洲史和世界史。1929年至1932年，《年鉴》上有三分之一的文章由外国人所写，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科学家、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布洛赫和皮朗招募的中世纪史和近代史专家。1933年之后，知名作者的数量开始减少，国际化程度也有所下降。《年鉴》上有大量原创性的研究，作者包括法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银行家和殖民地的官员。②

《年鉴》上的大多数文章都是标准长度，含有脚注、附录和参考文献，完全符合传统期刊的学术规范。但是，研究当代史的文章往往篇幅较短，并非由历史学家或学者所写，在形式和表述上也不太符合规范，它们几乎占了版面的40%。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年鉴》独具特色，也在布洛赫和费弗尔之间维持了某种平衡——布洛赫喜欢旁征博引，费弗尔却讨厌卖弄学问。此外，《年鉴》摒弃了出版原始文献的传统样式，比大多数期刊包含了更多的表格、图示、曲线图，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①

在头十年的上百篇文章中，有不少值得称道。法学家罗贝尔·贝尼耶（RobertBesnier）对“私有财产”的概念进行了梳理，讨论它从古罗马时期到现在的各种变体和局限；国外学者皮朗和弗里茨·罗利格（FritzR）（《年鉴》唯一的德国学者），对中世纪的商业史研究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罗伯托·洛佩斯（RobertoLopez）专门探讨热那亚资本主义的起源；G。I。布勒蒂亚努（G。I。Brǎtianu）对巴尔干和拜占庭的农奴制进行了深入考察。1933年，布洛赫勾勒了修正主义的货币发展史，直接提到了当前的世界危机，呼吁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为发展关于中世纪货币的“信”史奠定基础。②

几乎所有考察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的文章，都在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如工业和农业、汇率和信用、银行和股市、铁路和运河的修建等。它们涉及的地域范围极广，包括北美、南美、非洲、中东和亚洲。美国经济史学家厄尔·J。汉密尔顿（EarlJ。Hamilton）记录了16世纪卡斯蒂利亚地区（Castille）惊人的价格革命。豪塞呼吁人们研究银行在现代欧洲早期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在布洛赫详细考察农村的个人主义之前，勒费弗尔就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农村的冲击进行重估。安德烈-埃米尔·萨尤（André-EmileSayous）重新审视第二帝国时期斯特拉斯堡的经济和城市发展。萨尤是一个多产的经济学家，也是《年鉴》的忠实支持者。①

后1914年时代，有很多文章涉及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和人文地理148学：哈布瓦赫发表过两篇有力的批评文章，分析“大柏林”和“多元种族的芝加哥”的城市结构。②在讨论主要的经济、财政和政治问题时，有不少作者采用一种非理论的现代民主主义者的论调。在经济大萧条前夕，莫里斯·博蒙（Maurit）分析魏玛共和国显著的工业复苏，指出了其优势和不足之处；德芒戎分析了建立欧洲联盟的体制和经济障碍；国家劳工组织官员乔治·梅奎特（GeesMéquet）准确地指出苏联的人口和农业问题；移民学者弗朗茨·博克南（FranzBorkenau）和卢西·瓦尔加（LucieVarga）各自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根源；金融家雅克·乌达耶（JacquesHoudai-lle）对国际清算银行（BankforIios）和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成果进行评估；以费弗尔对1931年国际殖民展的暖昧态度为信号，不少行政人员和学者立足海外，就法国的中东、北非和苏丹研究写过不少翔实、睿智的文章，但大多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①

1933年是《年鉴》的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精彩的文章和一些积极的投稿人，之后刊物开始衰退。皮朗不堪重负，博蒙、哈布瓦赫和勒费弗尔等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出版事业。①当时的政治环149境比1929年更为紧迫和险恶，然而两个主编却据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布洛赫竭力为《年鉴》寻找优秀的史学文章，网罗更年轻的作者，讨论的主题也更宽泛。他征稿的人群包括自己的学生、斯特拉斯堡的同事、档案管理员以及一些区域史专家。然而，费弗尔具有不同的看法，他更喜欢简短、随性、易引起争议的文章，于是在名单中加入了一些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在大学里的作者。当时，费弗尔在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任职，担任《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francaise）的主编，而且依然与《现代历史评论》、贝尔的《综合评论》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有联系。费弗尔比布洛赫拥有更多的人脉，肩负着更大的职责，有更多施展抱负的平台，因此他看待《年鉴》的视角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