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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时间模式（第1页）

现代时间模式

事实上，即便是安德森，也没有完全理解现代西方时间模式的运转方式，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太急于作出历史本身就是西方的一个标签这样的结论。目前许多对时间现代运转方式的认识来自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比较，现代西方与前现代西方之间的比较，以及牛顿学说体系（这也是安德森论述的核心）与那些人们所想象的后牛顿学说之间的比较。我说“人们所想象的后牛顿学说”是因为我们尚不能明确地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将我们置身于牛顿的时间观念之外，至少历史学家是如此。换句话说，关于现代时间的大部分认识来自于辨析什么不是现代时间。而我的目标是将注意力转回现代时间是什么，或者，至少弄清楚它曾经是什么，以及现在是什么。

现代时间模式由诸多不同却相互关联的因素组成。作为一种维度或者背景网格，现代时间模式被假定为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指的是可以回溯至非常久远之前）。其内涵是世俗的、自然的，而非神圣的、超自然的。它设定了一种只能在时间被世俗化和自然化的前提下形成的与未来之间的新关系。在这种与未来的新关系中，人们开始相信，研究自然（和社会）世界将会使他们“进步”，“前进”，“变得更加先进”，“弥补失去的时间”，换句话说，也就是获得某种对已逝时光的控制力。然而这些假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也都仍然存在着争议。我希望说明的是，重新关注这些假设将如何帮助我们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学科，以及某些具体的历史悖论。

由于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时间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因此我们很难去把握这个概念不断变化的新内涵，事实上，其内涵是在十七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之间逐渐固定下来的。只有当一种时间模式涵盖了所有人（以及所有物种）时，其时间标尺才可能具备普遍性。普遍性出现得相对较早——十七世纪末期——而同质性始终处于争议中，因此无法进行类似的追溯。1687年，牛顿将“绝对时间”的特征定义为“均匀流动的，不依赖任何外界事物”，那么，同质性似乎是普遍性时间的必然结果。然而，时间的同质性在物理学中比在历史学中更容易理解。牛顿本人曾区分了绝对的、真实的数学时间和“相对的、表面的共同历法时间”之间的区别，而且他对后者也十分感兴趣。由于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人们更容易想象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种时间维度之中，也很难再相信每个人不同的时间经验像从前那样具有相同的本体论上的重要性。

我们自身的记忆系统使得同质性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不会平等地记住每件事，不会认为生命中的每个事件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叙事——讲故事——似乎是强调事件区别的必要手段，因为故事要求有开头、结尾和情节线，以突出某些元素的重要性。某些事件难道不是看起来更加重要吗?例如，在西方文明教科书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比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之间的硝石战争（SaltpeterWar）（1879—1884）占有更大的比重。而且，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重要性是高度可变的（故事不断被修改），因此对于智利人而言，硝石战争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重要，而且，假设智利成为世界强国，这场战争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也会显得更加重要。我们知道，事件的重要性是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有人在讲述十八世纪法国史时会忽略奴隶制度，然而，研究十八世纪法国史的历史学家却长期忽视奴隶问题，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善。我们很难想象一门历史课程几乎完全着眼于古代28史或者是中世纪史，然而直至十九世纪末期，欧洲和美国的中学和大学仍然如此教授历史课程。因此，我们最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论，即历史事件与我们接触到的其他经过筛选的信息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选择过程使得某些事件从历史背景中凸显出来，历史的前景和背景可以随着时间不断转换。在某个时刻显得相当重要的事件，在另一个时刻可能无关紧要。

但是，在历史的背景中，所有事件却有可能被平等地呈现，也就是说，它们是同质性的。只要一个事件涉及自然世界中的活动，它就与其他所有时刻一样，都是历史时间的一部分。这种时间的同质性之所以变得与普遍性同样重要，恰恰是因为它使得依照不断变化的世界来反复修改历史成为可能。我们从前的健忘并不表示事件不存在或者缺乏本体论上的重要性。如果所有的自然事件不是时间中平等的一部分，现在就不会有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或者环境史。简言之，时间同质性的假设创造了反复修改历史的可能性，以及回到过去，从时间的河流中打捞起原先未被注意的事件，使之成为新的叙事中心的可能性。

另外，深层时间也开启了反复修改历史的大门，并且使之延伸至更加遥远的过去。1981年，约翰·麦克菲（JohnMcPhee）在他关于地质时间的著作中，给出了“深层时间”这个术语，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世界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相当久远的时代，远远早于大主教詹姆斯·乌雪（JamesUssher）在1605年时提出的公元前4004年。深层时间直至十九世纪才被广泛地接受，而且现在仍然受到某些基督徒的质疑。即使是牛顿，也坚持认定他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即世界创立于五六千年前（从牛顿所处年代往前推算）。对于牛顿而言，尽管时间在数字上是普遍的和同质的，但并不一定是“深层”的，或者说，仅仅对上帝而言是深层的。

我的兴趣不是精确界定地球、太阳系或者银河系的起源（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太阳系的年龄是45亿年，银河系的年龄是110亿至130亿年），而是这种深层时间对于历史认知的影响。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地质时间的延伸深刻地动摇了占据主流的基督教框架，后者认为创世、基督复活和基督复临是紧密关联在一个时间网中的，而这个时间网也适用于世俗生活中的所有事件。所以说，深层时间对于现代世界中时间的世俗化贡献甚大。

然而，矛盾的是，普遍的、同质的甚至深层的时间与基督教纪年法一样，都具有基督教起源。前者的关键突破在于建立了一个通用的纪年系统，可以无限地回向过去，或者指向未来。换句话说，关键不在于乌雪关于创世说法中的4004年这个数字，而是标记于4004年之前的BC符号，及其开启的向过去无限扩展至深层历史的可能性（从乌雪认为的4004年扩展至今天的130亿年）。从耶稣降生之时开始计算的纪年法提供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关键性的优势；它成为时间机制能够保持两端平衡的支点。我们可能会觉得BCAD（或者BCECE）无望地陷入了基督教和西方的同质性中，却忽略了纪年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复杂历史，以及其确立时所无法预料的——最初不希望的——结果之一，正是这种向时间两端无限扩展的能力。

尽管公元前公元后（BCAD）纪年法在现代时间模式中相当重要，但是它的来龙去脉却是相当含糊不明的。公元（AD）出现得较早，但也并非出现于耶稣死后的头几年甚至头几个世纪。公元525年，由于圣济利禄主教（CyrilofAlexandria）所制定的95年的复活节计算年表在六年之后即将失效，一位来自辛西亚麦诺（今罗马尼亚）的僧侣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Exiguus）制定了新的复活节计算年表。他制定新年表完全是出于虔诚之心。他的年表没有采用戴里克先纪年法，而是建议以“我主耶稣基督复活之时”开始纪年，以区别于戴里克先纪年法“对一位不虔诚的基督教迫害者的记忆”。于是，新的年表以公元532年为起点，取代了戴里克先纪年法中的公元248年。由于狄奥尼修斯没有说明他为什么选择532年作为起点，其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其中一种可能是，狄奥尼修斯认定“道成肉身”（In）发生在公元1年3月25日，是因为人们一旦接受12月25日为圣诞日，3月25日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基督形象的诞生日——这个过程贯穿了整个四世纪。如果根据圣济利禄主教计算复活节的方法，将公元元年3月25日作为耶稣受难日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许多人认为3月25日是创世的第一天。

新年表的推广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狄奥尼修斯的初衷并不是创造一种日常用途的新的纪年系统。英国人率先将新的复活纪元用于具体实践中，例如大宪章中的纪年方式。目前可见最早的一个例子是埃塞克斯的斯瓦弗雷德国王（KingSwaefredofEssex）时期的一本著作，其写作日期标注为公元704年，但这个例子仅仅保存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一份副本中。最古老的原件是麦西亚王国国王埃塞尔巴德（Aethelbald）的毕业证书，日期标注为公元736年。类似的例子在八世纪晚期逐渐增加，九世纪时已经非常常见，公元816年时甚至出现于切尔西主教会议签署的一份宗教文件中。比得（Bede）的《英国教会史》（公元731年）是第一部完全使用狄奥尼修斯纪年法的历史著作。新的纪年法从英格兰传播到欧洲大陆，九世纪早期传至法国，九世纪晚期传至意大利。到了十一世纪，使用范围已经相当广泛。然而，罗马历和基于创世的纪年法仍然沿用了几个世纪，尽管针对二者的质疑在逐渐增多。虽然乌雪对自己的推算相当自信，但创世的确切日期其实是不确定的。而且，罗马历如何能够涵盖欧洲人正在积极开拓的新世界和新历史?

公元前（BC）符号的使用要晚于公元（AD），然而，其确切的形成历史更加扑朔迷离。比得在他写于731年的英国史中两次采用了“我主复活之前”（annoigituraionemDominicam）这样的表达，但似乎很难找到更多的例证。1474年，一位德国僧侣的著作中出现了“基督诞生前”（AatemChristi）的说法。尽管有这两个较早期的例子，但人们通常认为使得“公元前”（aum，BC的拉丁语前身）真正流行开来的是法国耶稣会士狄奥尼修斯·佩塔维斯（即丹尼斯·佩托）（DioaviusorDeau）写于1627年的著作《时间学说》及其出版于十八世纪的新版本。先不谈佩托著作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十七世纪中叶之后，某些形式的“公元前”说法无疑已经使用得相当频繁。例如，波舒哀在他1681年的《世界历史叙论》中就至少两次采用了“耶稣基督之前”（beforeJesus-Christ）这一表达。

当然，其他的纪年法仍然与公元纪年法并存了一段时间。例如，当波舒哀标注所罗门圣殿的竣工日期时，他采用了“创世之后3000年”，“出埃及之后488年”，以及为了使圣经时间与世俗时间协调一致，所采用的“占领特洛伊之后180年”，“罗马建立之后250年”，“耶稣基督降生之前1000年”等。乌雪1605年的《旧约编年史》（英译本出版于1658年）宣称创世开始的日期是“儒略周期（某些用法中的“历”是误译）710年神圣十月的第二十三日之前的那一晚”。他在书中同时给出了儒略周期中的日期，“创世之后的年份”，以及“基督诞生前的年份”。1659年佩托著作的英译本也同时给出了儒略周期的年份以及基督诞生前的年份。

儒略周期，1582年由约瑟夫·史迦利日（JosephScaliger）发明，是一种结合了28年的太阳周期，19年的月亮周期，15年的小纪周期（罗马帝国4世纪时的一种税收周期），总周期为7980年的历法，起点为公元前4713年1月1日（也就是在创世之前），终点为公元3267年。

依据三个周期，每年有三个部分；如果某项古老的记载给出了一个天文数据，例如月亮的位置，那么就可以计算出它在儒略周期中的具体日期，因此也就有可能与《圣经》或者历史上的其他记载相对照，这在儒略周期发明之前是很难实现的。儒略周期的优势是使得纪年都为正数（从而避免了公元前公元后纪年中缺少0年的问题），有些天文学家和信息技术专家现在仍然在使用儒略周期。

史迦利日发明儒略周期反映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风靡欧洲的历法狂热。从史迦利日到牛顿，学者们采用天文、历史和哲学知识来调和各种历史或宗教历法。要再次体会这一事业的魅力绝非易事，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对此深有感触：“在我粗浅的比较研究中，我想要对比我原本知之甚少的史迦利日和佩塔维斯，马香和牛36顿；亚述和埃及王朝是我最头疼的：我常常因为难以对应《旧约圣经》的七十士译本（希腊文译本）和希伯来版本的时间而辗转难眠。”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Grafton）的研究显示，史迦利日和其他新历法系统带来的复杂性最终动摇了圣经纪年法的根基。如果埃及各王朝的时间要早于大洪水，那么《圣经》——以及《圣经》中的创世日期——还有没有可能是准确的?最终，考古成果和新兴地质科学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圣经》纪年，但是这条道路的基石却是由虔诚的年代学家之间的争论铺就的。

尽管儒略周期的影响力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但最终还是让位于公元前公元（BCAD）这一系统。牛顿在他的《古王国年表》（出版于1728年）中使用了佩塔维斯系统，试图使这一系统成为标准。牛顿在书的一开始就说，“时间早在基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他没有使用年代缩写；他一开始采用的是“基督之前”（intheyearbeforeChrist）这一说法，随后则直接给出了具体年份。实际上，1659年佩塔维斯著作英译本已经采用了A。t。Chri。作为37年代缩写。直到十八世纪末期，英国的作家们仍然会在年表中给出公元纪年和儒略周期两种日期，但在正文中，公元纪年或“基督之前”最终逐渐取代了儒略周期。正如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Priestley）在他1788年的著作《历史学讲义》中所说，“不得不承认，这种令人自豪的纪年法（儒略周期）被发明时的主要作用——即作为年代学家的共同语言——现在已经越来越微弱，它似乎已经没必要存在，尽管写作者们仍然常常提到它。通俗的基督教纪年完全能发挥同样的作用”。

尽管普利斯特里并非历史学家，但他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制作的巨大（3英尺宽，2英尺高）的传记年表（1765）和历史年表（1769），有助于现代时间体系的建立。传记年表将3000年的“宇宙时间”等分，记录了2000位名人的生平；历史年表记载了这一时期内的78个主要王国。与之前的年代学家不同，普利斯特里坚持时间的一致性，或者我称之为时间的同质性；每一百年都占据表格中同样大小的空间，无论其间发生了多少重要事件。普利斯特里没有处理世界起源的时间问题，因此在表格的左边留下了大片的空白，他将表格的起始定于大卫王统治时期的公元前1200年。

与普利斯特里一样，十八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采用了“通俗的基督教纪年”，尽管他们当时还无法预测这一纪年法对后世的影响。公元前公元（BCAD）作为现代早期关于纪年法争论的副产品，开启了走向深层时间乃至世俗化时间的道路。它也导致了原本致力于创造新的纪年系统的年代学研究的消失。年代学家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结合自然历史和超自然历史，调和《圣经》和世俗纪年法的普遍主义。由于公元纪年系统的建立开启了人们通向无限久远过去的道路，因而也就从宗教源头上终止了时间研究，代之以对世俗目标和解释的追寻。波舒哀的世界历史表格让位于一个由地理和时间包容性以及世俗连续性所定义的时间系统。例如，历史学家也许对公元前五世纪某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各持己见，但他们都会认同搭建起公元前五世纪这一年代的时间框架。

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时间概念所具有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概念强化了西方科学、西方帝国主义、全球化以及目前流行的世界历史，而这些方面都可以被视为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这种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时间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与西方科学的发展相伴随的。西方的纪年法最终流行于全世界，并与西方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并不是说这种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时间在本质上是西方的，实际上，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基督教色彩，因为复活节的日期确定提供了修改纪年法最重要的动机，而且公元前后纪年法涉及耶稣的生平。公元前后纪年法由确定复活节日期的基督教实践发端，调和了宗教和世俗的历史，最终将基督教纪年法整合到了一种更加普遍的、同质的和深层的时间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