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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式宗族组织（第2页）

（前略）本年二月初六日，祖父瑶亭公派下仁、义两房众子孙佥议：“以前原立定章，限期每年正月初四日，司理祠内公项者齐集仁、义两房（子孙），核算存支公款有无赢余，填簿尽押，以杜侵蚀。查自道光十七年公算以后，寖不公算。以前簿载祠内公产出息，除开销外，每年可余钱数百余千。迄今二十余载未算，急应集祠公算归款。”等情。质之司理公项之寿臣，据称：“咸丰八年，长发逆匪攻陷上洋，杀人、放火、掳掠，存支各簿并契券尽失。……”查发逆退后，寿臣曾寻获原遗产字据一箱，何以匿不首先吐明?迨至众论腾沸，指攻获箱，始认交出。其颜预朦胧，弊可概见。……兹同公亲公议，令寿臣酌捐己田入祠示罚，以昭炯戒。寿臣亦踊跃乐捐，知过能改，尚属可嘉。除由咸丰八年起，以前账据既被发逆冒失，无所稽考，概准抹销，无庸议外，惟祠内公业自不应永听失迷，令仁、义两房公同访查务获，仍归入祠掌管。果属寿臣冒侵，确有实据，自应查照冒侵数目加倍重罚；如无其事，应无庸议。……现在寿臣承办公项有年熟手，仍令勤慎司理，毋庸议更其管理。（余略）[421

如上所述，“公业”一旦为管理人员所把持，则无异于私产。值得注意的是，谢寿臣的劣迹虽然已被揭露，却又因其“承办公项有年熟手，仍令勤慎司理”。这就表明，在依附式宗族中，此类管理人员的特权地位也是相当稳定的。

依附式宗族中的“富者”和“贤者”，除了担任专职管理人员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谋取某些特权。依附式宗族中的族产，绝大多数来自“饶财乐助者”的捐献。一般说来，族人在捐献族产之后，即可相应获得某些特权。清嘉庆元年，建阳县书林余氏祠堂“因祖遗田瑕不给烝尝”，募集“缘首”42家捐资增置祭田，并声明：“阖族公议，奈本祠裔孙惟此四十二家颇堪题捐，因各捐出洋银五两正，交入祠内值首置买粮田以扩烝尝。递年冬祭日，务请缘首助祭饮福，世沾祖惠，以表微劳。”至道光十七年，余氏因“各项杂款尚难支持”，又再次募集“缘首”24名，“每名捐洋番十元置买田瑕，以便修辑祠宇，余好加增产亩以扩烝尝”，其代价同样是每年“务请缘首助祭、饮福，世沾祖惠”[431。在依附式宗族中，最有效的集资方式是扩大“入祠附祀”的范围，向送祖先牌位入祠的族人征收“神主钱”。族人送牌位入祠之后，一般即可依照定额参加“分胙”或“饮福”。如云：“先年入祠配享各公，共贰百玖拾贰位，于秋祭之日，每位颁胙半斤。”[441有的宗族甚至直接以“纳胙”为名，在宗族内部募集捐款。建阳县《后举平氏族谱》记载：“康熙二十九年，十世孙国仁、国咏等接司祠事，慨然以修理为己任。……然年岁不登，繁费萧然，缘集众公议，顿开纳胙之例。一时乐捐之士，乐位二人、御位一十二人、数位四人，所纳银多寡既殊，颁胙亦自一石、二石有差。”1451在此情况下，向祠堂捐款实际上是一种投资。由于此类权益可以世代相承，其派下子孙对族产也就持有某种特殊的支配权。

依附式宗族形成之初，普通族人尚可参加“颁胙”“饮福”之类的权益分配，然而，随着宗族成员的不断增多，普通族人的此类权利往往逐渐被剥夺。浦城县东海徐氏的《前街伏元公祠祭典》规定：“祠内出产无多，颁胙良难遍给，惟有职事者理应受胙。”461瓯宁县屯山祖氏《新立丽南公祭簿序》规定：“只理事者自己致祭、算账、饮福，不必充丁颁胙。”[47l此外，绝大多数宗族规定，凡是违背族规的族人，一律不许参加“颁胙”和“饮福”。如果只是从经济利益考虑，依附式宗族给予普通族人的最大实惠，可能莫过于“济困扶危”，而这正是前人称颂宗族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实际上，依附式宗族对于族人的救济作用是很微弱的，不宜过于夸大。例如，建阳县傅氏宗族规定：“一、本族有疾病无力求医者，随宜给以药资。一、本族有鳏寡孤独者，岁赠银三钱正。一、本族凡有丧者，赙钱一钱；贫而无棺者，必全给棺木以葬之；或有妻子兄弟贫而营办艰难者，助银五钱以上。”1481像这种每次仅有数钱银子的救济款，只能是象征性的，无异于杯水车薪。一般说来，依附式宗族的族产收益，主要不是用于救济贫穷族人，而是用于祭祖活动、培养科举人才及其他公共事务。在明清福建的族产中，祭田、书田及役田为数最多，而“赡族义田”却十分少见，其原因即在于此。[49]

依附式宗族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控制族人是控制基层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各族都有名目繁多的“族规”“族禁”“族诫”“族约”及“祠规”“谱例”之类的“宗族法”，对宗族成员设定了形形色色的行为规范。这些宗族法的具体内容，涉及族人的婚姻、继承、职业、丧葬及家族伦理、宗族机构、族产管理、祭祖方式、友邻关系、奉公守法等许多方面，其中绝大多数是强制执行的。试见瓯宁县屯山祖氏的《家规》:

一、明君臣之义。……吾族淳厚相传，慕义急公者固多，而奸顽藐法者不少。自古士庶一以尊君亲上为念，早输惟正之供。如有违例抗欠，以及包揽、侵收，不惟害己，反致坑人。朝廷自有三尺监追，宗庙则以家法惩治。

一、明父子之亲。……后有竭力承欢，克供子职者，合族公举，请题旌表；敢有不孝不顺，国有常刑，先以家规论处，然后送官究办。

一、明兄弟之爱。……倘有听妇言，私货财，辄行口角、斗狠者，缚至祠上惩责，以示炯戒。

一、明夫妇之别。……自后有义夫节妇，操行无亏者，合族公举，请题旌表；若有妇言是听，败坏伦纪者，责其夫以失教之咎，正其妇以宜去之条。

一、明朋友之交。……如有狎比群邪、勾引无赖、生事不法者，一经查出，必以家规惩治。其钤束不严，责在父兄。

一、九族宜亲。……后如有恃权挠执，尊长蔑视卑幼、后生侮慢老成，一以家规议处，尊者罚银，卑者责板。

一、昭穆宜序。……近有忘本之徒，不明昭穆伦序，竟以位次属祖考，己身降革而为继子；亦有以派系属孙、曾、元、来，升提妄作续嗣。此等冒昧倡始，责之不孝，肆无忌惮可知矣。兹重修族谱后，幸毋踏于不理。孔子作春秋，寓褒贬、正名义意也，

一、祀典宜崇。……自后倘有希图饱欲，侵吞、盗卖（祀产），停祀灭祭者，公众理论追出。若本人实困不能赔还，即将其本支丁胙偿之。不得徇一时之情，而绝先人奕世之血食也。

一、祭期宜定。……倘或希图耕作、田不出税及致怨愆期者，定将理事者罚银一十两以充公用，决不徇情。凛之，慎之，毋违。

一、祖庙宜固。……自后敢有侨居祠内，除叱搬移外，并罚其本支尊长，以警不先禁止之咎。或有聚工匠而造作，置物件而堆填，以致门壁破损，通众议罚，并责司钥者不谨，以杜后弊。

一、本业宜务。……近有不务本业，惟游手好闲，或博弈、酗酒，或私宰、藏匪；甚有亡耻之徒，甘为盗贼以营生，喜充皂隶而度日；良心丧尽，天理难容。嗣后如有此等，先正家规，复送官究治。父兄隐纵者，一并责罚。

一、风化宜正。……倘有中菁遗玷，真实证据者，报祠削丁除名；如借影污蔑，一例治罪。

一、品行宜端。……自后各宜立志端方，果有善行足录，合众公举，颁匾旌奖；如有仍前不法辈，集族众公议，大则斥逐，小则惩责，强则鸣官。

一、诗书宜习。……后生辈稍获成才者，宜励志读书以养成大器，慎勿苟且怠惰，亦毋见异思迁。其小子有造者，则取古人预教之法，而早为之立其基也。一、嫁娶宜严。……若有只图财色，不问奴仆、娼优及世上有恶疾、恶名者，冒昧娶之，上辱祖宗，下累子孙，断乎不可。嫁女尤关紧要……苟配非其所，陷匪人、流下贱，先人痛于地下，合族议于世间，可或苟乎?自后有蹈于此者，必革出族外，不登谱中。慎之!慎之!

一、丁口宜纪。谱成之后，必设报丁簿。凡族人有生子者，必书年、月、日、时、名字，赴告首事，以凭登载；娶亲亦然……如不报者，必罚。

一、唆讼宜严。……自后唆健至亲，构害疏房，论其是非，以讨不法。若唆健别姓，构害本族，其谱内即涂其名，逐出族外；若改行易辙，三年无犯，仍予自新。

一、守谱宜严。……兹修之谱，编号分领执掌，当加意慎重，不可失之非类，以致混淆。……或有偷录世系、收藏旧谱，即系奴生、外养希图入谱，当时众议不肯收系者，倘后彼纵富贵，决不可收系。故不惜苦口告诫，后人慎毋疏忽，为其旧藏欺罔也。[50]

屯山祖氏的上述族规，基本上都是强制执行的，其措施包括罚款、停胙及“送官究办”等，最严重者则“革出族外”“谱内即涂其名”。由于屯山祖氏自宋元以降始终聚族而居，至明清之际又形成了以祠堂为核心的严密的组织系统，这些族规的执行可能也是比较有效的（参见第四章第一节）。除此之外，依附式宗族中的支配者集团，还可以通过经济资助及道德教化等方式，强化族人的认同心理及内聚力，从而对宗族成员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

依附式宗族中的支配者集团，总是积极参与各种地方事务，试图建立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因此，在依附式宗族的族产中，有不少是投资于地方公共事业的不动产。例如，顺昌上洋谢氏的《福寿两房办祭章规》记载：

一、各祖用价买得吴荣八龟山一座，连地基一匝，直至溪边止，先经捐在地方架八贤庙。逢春、秋仲丁致祭，每季向办祭首事支领阁基神惠猪肉三斤、羊肉半斤。更有捐出顺济庙地基一所，现经建造万寿宫，并内外、两边、前后，奉祀各神，地方共叨神惠，米果若干，均听族长收用。

一、各祖捐在顺济庙祀神香灯粮田一瑕，田谷均庙祝自向佃户取收，粮赋亦自行完纳。惟该田神惠斋果，应听族长向支自用，并上神惠米果，族人均毋得争收。

一、各祖付渡夫工食田地、屋宇并祭产，年久不查，恐被外入侵占，或渡夫盗卖，以及不肖子孙冒为己业，扶同分收、盗卖，匿不宣出，弊端无从稽查，势不得不为预防。……仍归公正族长管理，不时稽查：责有专归，族长亦须认真查究。倘是族内子孙占卖，即以家法追究；若系外入侵占或渡夫盗卖，准族长邀同各谤人等投公理论；如抗不还，再行禀官押追，均毋退缩不前，违者重罚。一、顺济庙前石栏杆并石砌台阶共有二十余层，系二世祖德承公捐造石砌，历今数百年，尚无接修者。将后稍有崩塌，仍望贤肖子孙克体先志。独立捐修者，将此庙神惠斋果即归后捐修者向收；若皆无力，惟族长向前筹款，或将祭产停修，亦是有光祖烈之举。倘有不肖子孙执拗，准族长申饬。……

谢氏参与捐建的上述公共设施，实际上都是一种变相的族产，因而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族组织的支配。不仅如此，在依附式宗族的经费预算中，资助地方性活动也是固定的支出项目之一。如云：“正月，本境悦神，预份壹百壹拾陆文；二月，本境大王诞，预份叁百文；三月，本境夫人诞，预份壹百文；四月，南离总管诞，戏份五百文……”1521明清福建的各种地方公共事业，大多是由若干宗族组织联合举办的，或者是受到少数强宗大族的支配和垄断。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依附式宗族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权。

在正常情况下，依附式宗族总是要求族人克己奉公，和睦乡邻；而一旦发生族际矛盾，则要求族人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如云：“事关通族，将历年所积羡余公动公用。不敷，就族上、中、下丁协鸠济公。或族人罹外侮者，公同出力。若分心异视，通族摒弃之。”1531这种共御“外侮”的行为规范，既是为了强化族人的内聚力，也是为了维护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明清福建的族际纠纷，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与争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有关。试见仙游县《枫溪薛氏族谱》的有关记载：

子干公见义勇为，与东沙朱凤岐、凤州、间使赵宪文兄弟结社，侦知朱家有山百余亩，全无课米，而我族朱光仔一户坡山数十亩，历年负累，谕令将米收过。时二赵从中婉劝，他随听从，族中才免课累。又先捐资为后洋建水利，溉田千余亩，人受其德，而族中亦岁收坝长之利。特举其概，亦可谓无忝所生矣。

伏吾公当壮时，全安庄富僧有埭田在北庄，观后洋水利可以溉田，觊图不遂，即雇石匠先期预办石料，一夜筑成水利，直通伊埭田。伏吾公奋身纠众毁拆，僧恃富叠控两司，结案斥逐，只许一僧一徒守寺。……盖后洋水七甲计田二千余亩，只靠此圳，一被分去则转成石田，且坝长系是我族。近来埭田被泉州陈三府管过，他亦有央托，愿出银五十两与我家，借名于乞分余水者。此最为厉害事，后若有贪利而不顾者，便是祖宗之罪人。慎之!戒之!

淑云，少年时有一段豪侠气概。乾隆二十五年间，因邑南庄村地霸陈让恃威越界，在陡门港执秤，藐视我族，把持客商，交结兵役，纵横无忌……眼前难容。侦知让包娼寓宿南岭店，党率兄弟叔侄三十余人，暗藏利器，破门擒捉毒殴，塞喉挖眼，剔刮粪口，遍体鳞伤。让是勇猛之人，抬邑投验，延至三日毙命。…县主平素访陈让恶迹滔滔，故从轻拟罪。……岂非祖宗之默庇乎?

子镇，心计甚长，颇存侠气。时因族中家相、禄官、鬼娘、雄孙等，于正月青泽亭闲谈，遇刘宅黄福之子挑地生往枫，怒骂惊走，丢去地生，随即以截途抢夺控县。时因张家田事系伊转卖，控县不准我赎，而状中又以积怨为题，恐失体面，不得已抱银使用。……此在始祸者，固为有罪，然事出无奈，黄穆正属我家旧怨，姑有祭租众积之计。后之妄有启祸者，不得藉为借口。

乾隆五十五年间，因五房尔总、长房淑芹与枫街土豪庄工互争田收斗殴，工先就枫亭司主呈验，骄金布详，后架大题叠控，罔株族侄世筹父子，图丢我族脸色。……旁观咸称“庄四姐有此势力，薛家畏缩不敢到案，必有罪”等语。我族有识者闻此恶言，抱公愤而认大谊，谓事虽尔总、淑芹两家与工争水起祸，而案浪至此，倘失足于一时，则贻臭于千载，体面攸关，公议以欠租呈诉。……至审问之日，赖淑修、世裳等维持摆布，蒙吴县主照呈词断结完案。斯时庄工父子抱头泣恳，凭伊所控持刀拥门、率众扛殴、放火烧寮、阻耕害课等恶究办，县主不依，押出取其欠租，遵依甘结备案，族人喜跃回归。庄工丢脸难堪……我族大快于心。[54]

由于依附式宗族的主要组织目标在于控制基层社会，因而地缘关系是族人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结纽带，而血缘关系往往只具有象征性意义。那些被排除于继承式宗族之外的养子及其后裔，一般可以为依附式宗族所吸收。建阳县《塌垅游氏宗谱》的《凡例》规定：“但抚子者，只许清明祭扫，男女醮席优礼相待，分与饮福。至于祠内祀田并各祖祀田、山场等租，一概不许轮值管理。倘或抚子恃强争理祠事，合族共相攻逐，不得容隐。”南安县《卿田尤氏族谱》的《谱例》宣称，收养“螟蛉”有助于“蕃衍宗支，生辉门楣”，因而一律“从俗”载入族谱，“而于名下书养子，不得用为大宗主图，亦自有别”。在有些依附式宗族中，养子的后裔甚至反客为主，千方百计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明万历年间，惠安县骆乾育自称为本族长房嫡系子孙，而骆氏族人却群起而攻之，斥之为“养男黄来保裔孙”，并四处散发《忿词》《辩章》以正视听。561清康熙年间，仙游县枫溪薛氏有“养男”名佛奇者，于祭祖时“藉年长，坚欲居上位，群呵乃止”;至乾隆时，薛氏另一“养男”名申奇者，“又欲年长而妄篡主祭，呈官几周年，始克归正”L571。清末至民国初年，泉州郭氏于谱中注明某一“新贵”为“养子”，竟因此而有“抗修族谱者丁口七十九”，并酿成一桩旷日持久的讼案。1581尽管养子与亲子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由于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地缘关系，因而仍可构成同一依附式宗族。与此相反，那些血统纯正而又迁居外地的族人，却很难为依附式宗族所吸收。晋江县《浔海施氏族谱》记载：“达宗有同施姓者，其家甚知书，住惠安县岭后村。旧谱稿载其去浔甫五世，且存其派系，意在认真而直修也。比达重修谱，始削去，为其已认别宗矣。……按，其派之微时，达曾祖父硕德公曾造其庐，欲认之，彼恐以户役相绊，弗许。”1591像这种分居异地的同宗族人，即使编入同一族谱，也不可视之为同一依附式宗族。这是因为，他们各有不同的组织目标，不属于同一社会控制系统。明清福建有不少散居各地的宗族组织，拥有共同的族产、祖墓、祠堂及族谱等，但一般都不是依附式宗族，而是合同式宗族。事实上，族人一旦迁居外地，也就足以摆脱依附式宗族的控制。浦城县《占氏族谱》记载：“肃房占贤昌者，幼名妹止，现住延平府，开设裕丰生米行。其父于咸丰间由浦迁居延之南平城内，家资丰厚。照依谱局现定章程……昌合捐七二洋一百元，计银七十二两。…。…于甲辰九月十九日，着执事贤铨、式桓赴延，往返用去三十余金，不特捐款及丁口（钱）不缴，且言多冒亵，竟属空回。不得已，于乙巳六月廿三日，祠内金呈，请县主移案至延催缴捐金，仍复恃横抗缴。如此目无祖宗，真所谓为富不仁，即削去新系亦不为过。姑念一本之亲，昌亦市井之俦，不足与较。”L601由此可见，只有在聚族而居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对族人实行有效的控制，因而也才有可能形成依附式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