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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与欧洲拉美的文化交流（第1页）

第三节　中国与欧洲、拉美的文化交流

新航路开辟以后所形成的国际联系，使中国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中国与欧洲的联系更为频繁。当时罗马教廷为了扩大教会势力，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许多耶稣会士学习中国文化，同时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从而揭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传播西学的传教士　来华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生于1552年，是意大利马塞拉塔（Macerata）城人，万历九年（1581年）来到澳门。在利玛窦之前已经有意大利人罗明坚于万历七年（1579年）抵达澳门，学习汉文。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明朝肇庆知府的允许下，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肇庆一带传教。利玛窦来华后与罗明坚一起生活了近十年，也学会了中文。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打开了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扇新窗户，并把中国介绍给欧洲。

利玛窦在来华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数学、地理、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入华时又携带日晷、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自鸣钟、地图、光学眼镜和图书资料。他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编撰了《西国纪法》、《万国舆图》等书籍。他介绍的科学著作，以《几何原本》最为重要。这部《几何原本》并不是欧几里得（Euclid）著作的译文，而是其老师克拉维斯（Clavius）的讲义。Clavius在拉丁文中是“钉子”的意思，故利氏译称为丁先生。此书由他口述翻译，由徐光启笔译，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刻于北京，后屡经翻刻重印。

利玛窦以掌握汉学、传播西学为手段来传教。他的入华引起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通过与利玛窦的接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冯应京、张焘等人，“领洗入教”，他们因此比常人获得了更多吸取欧洲科学的机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利玛窦。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考中进士，并在京师的翰林院供职，常向利玛窦求教。这两位分别掌握了东西方科学的学者的交往，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共同把欧洲古典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译为汉文。他们还合作编写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利玛窦去世以后，徐光启继续与其他来华传教士合作，万历四十年（1612年）与意大利人熊三拔（SabathinusdeUrsis）一起编出《泰西水法》，崇祯二年至五年（1629—1632年）又主持了历法的修定，吸收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GiaoRho）、龙华民（Nigobardi）和瑞士传教士邓玉函（Joaerrenz）等人参加工作。崇祯四年（1631年）初，徐光启向明廷进献一批他主持翻译的科学图籍，有罗雅谷的《日躔历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邓玉函与汤若望合撰的《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邓玉函的《黄赤距度表》一卷（一说二卷），以及《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通率表》一卷等。同年冬，又进献《测候四说》一书。

利玛窦除与徐光启合作以外，还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圜容较义》等书。其所译算书，“与旧术相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有也”。

利玛窦去世后，熊三拔、艾儒略、汤若望、龙华民、邓玉函、毕方济等传教士，继续遵循他“科学传教”的路线。在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积极要求与协助下，他们也译述一些科学书籍，使明末的科技著作翻译进到了**。

西方数学知识的译传　数学在我国原有悠久的传统。明末由于修历的需要，不少学者热心研究与历法有关的数学知识。

在几何学方面，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将几何学正式传入我国。明末《崇祯历书》内的《大测》、《测量全义》、《几何要法》，又对《几何原本》作了进一步补充，主要是介绍各种圆内接多边形求边长的方法。这些几何学知识的传入，对于我国的几何学研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随后，徐光启仿照《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方法，对我国的勾股算术进行严格的论证，写成《勾股义》一书。后来清代梅文鼎又将勾股算术与西方几何知识进行会通研究，撰写了《几何通解》一书。

在笔算方面，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利玛窦、李之藻合译出《同文算指》，首次引入了西方的笔算法。其《前编》译自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ArithmeticaePracticae），论述整数与分数的四则运算，其中加、减、乘法及分数除法与现在的笔算方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当时使用中国数字，现今使用的是阿拉伯数字，但整数除法为15世纪末意大利数学家应用的“削减法”，十分繁复。其《通编》涉及比例、比例分配、盈不足、级差等内容。

另有一部《欧罗巴西镜录》，译者不清楚。它的内容与《同文算指》相仿，但两者译文不同，可见即使它们译于同一原著，译者则并非同一人。《欧罗巴西镜录》现仅存传抄本。西方算术新法“便于日用”[24]，它的传入，对于中国学者发掘、整理中国古代数学遗产，发展中国传统数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对数学方面，传教士穆尼阁与薛凤祚译述《比例对数表》（1653年），率先将西方六位对数表传入我国。对数与解析几何及微积分，为近代数学的三大前驱。但在明末清初，仅只对数一项传入了我国。

在三角学方面，明末计有《测量全义》10卷（1631年）、《大测》（1631年）、《割圆八线表》（1631年）、《浑天仪说》（1636年）等译著。其中，《测量全义》第七卷，用图的形式介绍了正弦、正切、正割、正矢、余弦、余切、余割及余矢八线。第十卷论述平面三角的基本公式，还论述斜三角形的正弦定理、余弦定理、正切定理及半角公式等。西方三角学的传入，也推动了我国的数学研究工作。清代的梅文鼎就在研究《测量全义》的基础上，撰写出《平三角举要》一书，为我国三角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此外，《测量全义》书中的球上三角形，《日躔历指》的曲线三角形，以及汤若望的《浑天仪说》的曲线三角形等，还介绍了球面三角学的知识。

西方物理学知识的传播　明末西方传教士通过译述书籍，已开始将西方一些物理学知识零星地传入中国。天启七年（1627年），明人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合作译述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刊印，这是第一本详细介绍物理学力学与有关机械的译书。全书共三卷。卷一“重解”论述力学的性质、应用及重心、比重等原理。卷二“器解”阐述各种机械包括天平、杠杆、滑车、轮轴、螺旋（藤线）及斜面的原理与应用。卷一与卷二是力学的理论部分。卷三“图说”介绍起重、转重、取水、转磨、代耕等各种机械原理的应用。据惠泽霖（H。Verhaeren）考证，卷一与卷二多取材于西门·司太芬（SimonStevin）的一部著作，其书名为“Hypomhematica”，此书原藏耶稣会士的北堂图书馆内。卷三则取材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建筑师味多维斯（Vitruvius）的《建筑术》（DeArchitectura）一书，此书原也收藏于北堂图书馆。卷三则多数译自意大利工程师与机械师剌墨里（DeloAgostinoRamelli）的“LeDiverseetArtifiae”一书。《奇器图说》一书在清代得到传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书中所使用的一些术语，如“力”、“重”、“力艺”等，至清末仍被使用。

西方化学知识的传播　明末清初通过一些翻译书籍，某些零星的欧洲古代化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首开其端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phonsoVagnoni）辑译的《空际格致》。此书为聚珍仿宋印书局印本，卷前署有“古绛后学韩霖订”字样。说明高一志辑译此书时，天启辛酉举人韩霖曾参加校订。据裴化行（HenriBernard）考证，《空际格致》的蓝本为一本拉丁文的关于亚里士多德论自然的书籍，是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UedeGoimbre）的译本（HenriBerionsoisesd&#eseuropeen's）。又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中的有关书目记载，该书刊行于1633年。此书关于化学方面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四行说”：“行也者，纯体也，乃所分不成他品之物，惟能生成杂物之诸品也。所谓纯体者何也？谓一性之体，无它行之杂。盖天下万物，有纯杂之别，纯者即土、水、气、火四行也。”书中的所谓“行”，即“元行”、“元素”的意思。中国关于物质组成元素有“五行说”，即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组成。《空际格致》反对中国的“五行说”，说：“试观万物之成，概不以金、木，如人、虫、鸟、兽诸类是也，则金、木不得为万物之元行也。又谁不知金、木有火、土之杂乎？杂则不能为元行矣。”很显然，此书在介绍古代亚里士多德的物质观时，掺进了当时耶稣会经院哲学的宇宙观。不过《空际格致》在我国流传的面较狭，对我国知识界几乎未产生什么影响。

汤若望与焦勗辑译的《火攻挈要》，其中某些篇章介绍了西方黑火药的配方。

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　明末通过传教士的中介，继印度、阿拉伯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后，欧洲的古典与近代的天文学知识也陆续传入我国。利玛窦入京不久，首先译述算学、测量、天文等书籍。他与李之藻译述的《浑盖通宪图说》，第一次使用欧洲天文学方面的度量体系，介绍黄道坐标系，并叙述晨昏朦影定义、日月五星大小与远近、星等概念。

熊三拔与周子愚、卓尔康译述《表度说》一书，介绍的是欧洲日晷方面的知识。熊三拔与徐光启译述《简平仪说》，介绍西方用简平仪观察太阳经纬度、定时刻、定纬度的方法，同时简论了大地是球体的概念。阳玛诺辑译的《天问略》，介绍了托勒密体系的十二重天说、太阳的黄道运动、节气与昼夜长短、月面圆缺、交食深浅等原理，其中突出的是介绍了伽利略使用刚发明不久的望远镜观测到木星的四颗卫星。

《崇祯历书》巨著的编译，是明末译介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最重要事件。它使我国天文学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从中国传统的代数学体系转变为欧洲古典的几何学体系。《崇祯历书》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经纬度概念及其测定计算方法；并应用几何学、平面和球面三角学知识简化计算方法；介绍了比较准确的蒙气差改正值、回归年长度（365。242187日）等。该书使用了把圆周分为360度和60进位的秒分度制，又采用赤道起算的南北90度纬度制，及将赤道分为12等分的经度制。

由于利玛窦、庞迪我等传教士顽固地坚持上帝主宰宇宙万物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他们在《崇祯历书》中极力回避日、月、地球及天体的自转运动。虽然当时金尼阁已携带内含哥白尼与开普勒天文学知识的书籍来华，但出于上帝创造宇宙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未将这些书籍翻译传行，在《崇祯历书》中仍然坚持地球静止说。尽管如此，《崇祯历书》的编译对于我国后来的天文学发展还是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是后来修历的重要参考资料，被明清不少治历者奉为圭臬。

西方地球科学知识的传播　尽管元朝李泽民与清浚和尚曾绘制过世界地图，介绍了欧洲、非洲、大西洋等地理知识，但许多中国人仍囿于传统的“天圆地方”之说，对中国以外的情况知道不多。

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还在肇庆时，为了引起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兴趣，在住宅中陈列耶稣、圣母玛丽亚像，展览三棱镜、日晷等物品，并在居室中间挂了一张西文世界地图。这是明末首次传入我国的一张较完整的世界地图，它描绘了一个中国人前所未知的世界轮廓：中国只是亚细亚洲的一部分，在亚洲还有许多国家；此外，世界上还有欧罗巴洲、亚墨利加洲（美洲）、利未亚洲（非洲）与墨瓦腊尼加洲（南极洲），各洲也有许多国家；除了这些洲，世界上还有面积更大的各个大洋。这张地图引起了肇庆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的巨大兴趣，要求译成中文。利玛窦意识到，“要使中国人重视基督教，翻印这幅世界地图是最妙、最有用的工作了”。他不仅很快将地名译成中文，还“把地图上的位于福岛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的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正中”，绘成《山海舆地全图》，以满足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认为中国是泱泱大国、世界中心的传统虚荣感。图刚绘成，立即拿去付印，用以赠送、结交中国士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在南昌又绘制几幅世界地图赠送南昌知府王佐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应天巡抚赵可怀曾将广东朋友寄赠给他的《山海舆地全图》镌刻于石上。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再次刻印《山海舆地全图》。同年，他就带着新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二次北上，进京献给明神宗并附有《万国图志》一书。据考证，此书即奥尔蒂利（AbrahamOrtelius）的《舆图汇编》（TheatrumOrbisTerrarum），这幅《山海舆地全图》主要便是以奥尔蒂利的世界地图为蓝本[25]，并参考中国的《广舆图》、《大明一统志》等而绘制的。图中的中国部分绘制比较详细，有海南岛、渤海湾、泰山、华山等五岳，以及黄河之源星宿海与沙漠地带等。世界地图知识就这样首次在中国的上层统治者之间传播开来。

《坤舆万国全图》（局部）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再版该图时，进一步做了增补，作序并扩大图幅。这就是李之藻刻印的六张一幅之《坤舆万国全图》。现今梵蒂冈图书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巴黎国立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与宫城县立图书馆均藏有此图。据《利玛窦全集》载，此图当时刻印了数千份，仍然不能满足中国士大夫的要求。后来，天主教徒李应试（教名葆录，明将军李如松之幕僚）又与利玛窦一起制作、刻印了八张一幅更大的地图。据日本鲇泽信太郎考证，此图可能就是一些史书上所记的《两仪玄览图》。辽宁博物馆藏有此图，朝鲜、日本也先后发现过它的踪迹。后来，外国传教士庞迪我又刻印《海外舆图全说》二卷，艾儒略还刻印过《万国全图》等。

随着世界地图的传播，我国的许多士大夫知道了不少地理学新知识，开始打破“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接受科学的“地圆”的学说；知道“地”实际上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球体，以赤道为界有南北之分，又有回归线与极圈线为界而分为热带、温带与寒带。而且有一部分人开始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真正的地位，认识到中国所在的亚洲还有印度、马六甲、日本、朝鲜、安南等国，其他各洲还有着数以百计的国家。这些国家并不都是些“蛮夷”小国，它们也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文明。此外，部分中国人也开始懂得绘制地图的投影术，并明白地图的绘制需要进行经纬度的实地测量。

西方工艺技术的传播　随着一批西方科学书籍的译传，当时西方的一些工艺技术也在我国传播开来。

第一，机械制造技术。王徵与邓玉函译述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除首次传入西方力学与简单机械知识与计算外，卷三依照切于民生日用、国家建设，便于成器、工费较省，精于同类器物、非重非繁三个原则，有选择地介绍了54种应用力学原理的器械，包括起重、引重、转重、取水、转磨、转碓、水日晷、代耕、水铳（灭火机械）等各类极为有用之器械。有人考证，其中代耕、水铳、风车、水车及机械车（自行车）等知识，不仅明末清初在我国各地传播，而且有的制器技术在部分地区已得到应用及仿造。如代耕器，又称木牛，其制作技术首先在广东得到应用。屈大钧的《广东新语·木牛》曰：“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两人字架施之……用时一人扶犁，二人对坐架上，此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吾欲与乡农为之。”在其他著作中，还有福建、扬州、北京仿制、应用水铳、风车、水车、自行车等器械的记载。

第二，望远镜制作技术。汤若望译编的《远镜说》，首次介绍欧洲新发明望远镜的制造和使用方法。葡萄牙传教士孟三德（EdcoarddaSande）也曾译编有《远镜说》4卷。汤版《远镜说》刻印三年以后，也即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开设历局督修历法，上《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所列“工料”便有“望远镜三副，每架约工料银六两。镜不在数”一项。相对于其他西方工艺技术而言，望远镜技术算是传入最为及时的新技术，对我国天文观测的改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矿冶技术。崇祯年间，汤若望将与历局里中方官员杨之华、黄宏宪等译述、杨之华绘图的《坤舆格致》，呈献给明思宗。此书原本系古欧洲科学家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DereMetallica）。全书共12卷，集欧洲学者千年采矿冶金知识和工人技术经验之大成。崇祯六年（1633年）十二月，明廷内阁讨论是否将《坤舆格致》发至各地，并参照其技术开采各种矿藏的问题。因为发生意见分歧，疏请皇帝裁决，明思宗批示：“览卿奏，自属正论。但念国用告诎，民生寡遂，不忍再苦吾民。如以地方自生之财，供地方军需之用，官不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随地所宜，缓宜皆可有济。……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据实奏报。不得坐废实利，徒括民脂。汤若望即着赴蓟督军前传习采法并火器、水利等项。该部传饬行。钦此钦遵。”[26]有的学者根据这个批示，认为《坤舆格致》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至十七年初（1644年）应已发到一些省份。但不久，明朝的统治就为李自成农民军所埋葬，它是否真正付诸实施，迄今尚无法找到史料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