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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佛教盛衰（第2页）

《永乐南藏》，通称《南藏》。永乐十年（1412年）左右开始在南京创刻。它虽为《洪武南藏》的再刻本，但在编次上做了较大的改动，收录的经籍也少于洪武本。永乐十七年（1419年）完成。共收录佛典1625部，6330卷。

《永乐北藏》，通称《北藏》。《南藏》完工后不久，明成祖朱棣又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敕令在北京开始刻印《北藏》，此项工程历时20年之久，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1440年）方告竣工。共收佛教经典1657部，6361卷。到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续刻了各宗著述36种、410卷，共41函（即所谓《续藏经》）并入该书。《北藏》雕成后曾大批印刷分赠全国各大寺院，它在明代的流传最广。

《武林藏》，是永乐二十年（1422年）前后在杭州私刻的藏经。它是以《碛砂》本（南宋私刻藏经）或《洪武南藏》为底本复刻的，仍为折装本藏经，现仅存17卷。

《万历藏》，约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间刻造的私版藏经。收入佛经共1659部，6234卷。它的底本是《永乐南藏》，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陆光祖、钱谦益、周天成、吴崇宗等参与助刻。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为明末清初刻造的私版藏经。万历十七年（1589年）起，由僧人真可、德清、密藏、幻余等主持。先在五台山雕刻，万历二十年（1592年）迁到浙江余杭的径山继续刊刻，最后把经版集中在浙江嘉兴楞严寺印刷流通，直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方始完工。这部藏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三部分，全藏共352函，收佛典2141部，共12600卷。该藏经的主要特点是摒弃了佛籍一向惯用的折装式，改为轻便的线装书式，既轻便实用又经济，便于流通，成为以后的刻本和排印本佛经采用的基本形式。同时它的《续藏》和《又续藏》收录了为数众多的藏外著述，为汉文大藏经增加了新的内容。

明末四大高僧　中国佛教的发展自宋代起已趋衰落，到明代更呈颓败没落之势。明神宗万历时期，佛教义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四位高僧，即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蕅益智旭，佛教界称为“明末四大高僧”。

袾宏，字佛慧，别号莲池，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出家为僧。隆庆五年（1571年），游方至杭州的五云山，结庵而居，题名“云栖”，云栖禅院也因此成为名刹。他一生的著述计有《释经》、《辑古》、《手著》等凡30余种，都是专门弘扬净土教义的，最后由其弟子汇辑成《云栖法汇》，共3函，34册。他的思想以净土为宗，对明代净土宗的传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强**禅并重和三教合一。他一生崇尚念佛，提倡戒杀放生，慈悲为怀，以传统道德约束众僧。他所制定的寺院日常课诵仪式，一直为后世遵循。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后，袾宏专门撰著《天说》四篇，批驳天主教所信奉的“天主”，强调佛教高于一切。袾宏生前清白自守，天下名士趋之若鹜，他却从不为流俗所染。德清曾盛赞袾宏：“才足以经世，悟足以传心，教足以契机，戒足以护法，操足以励世，规足以救弊。”[45]对其一生的言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被后世称为“莲宗八祖”。

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苏州吴江人。17岁出家，云游各地，先后礼朝了五台、峨眉等佛教名山，结识德清，二人遂为至交。万历十七年（1589年），真可发起刻《大藏经》，后人称之为《嘉兴藏》或《径山藏》，为佛籍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真可身入空门，却忧国忧民，关心时事。他结交了许多官僚士大夫，力图匡扶时局，裨益朝政。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终因牵连宫廷内部之争而身陷囹圄，愤死狱中。真可的著述，被时人辑为《紫柏尊者全集》30卷和《紫柏尊者别集》4卷。他的佛学思想与袾宏大体一致。他弘扬禅学，但不排斥其他各宗。他认为禅家只讲机缘，佛徒只知念佛求生净土，二者各是一种片面，只有文字经教才是学佛的根本。

德清，字澄印，别号憨山，安徽全椒人。19岁往金陵栖霞寺出家为僧。26岁后行脚云游。他来到京师后，结交权贵，奔走豪门。上自皇太后，下至边疆大吏、州府县官，都曾与他有一定的交往。他也因此招忌致祸。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德清因私创寺院（即青岛崂山海印寺），被判充军雷州，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外戍卒而内僧侣的充军生涯。遇赦还服后，他漫游衡阳、九江、庐山、径山、杭州、苏州、常熟等地，终老于曹溪。德清一生著述甚丰，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凡40卷。他虽为禅门宗匠，却不拘守一派。他提倡禅教兼重，禅净双修，诸宗融合，将净土念佛视为最后归宿。他用佛教思想阐释儒学、道教，又以儒家思想来解释佛教，强调对佛、儒、道都要做专门的探究，从而认识到三教同源，促使三教合一。在德清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明代的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何等地接近。

智旭，字素华，别号八不道人，晚年称蕅益老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少年时习修理学，曾作《辟佛论》，后为袾宏的佛学著作所感悟而皈依佛教。24岁出家，先阅律藏，后学法相、禅、华严、天台、净土诸宗。他虽然属天台宗，依据天台教义注释戒经，但其佛学思想的主流却不属于天台宗。智旭在他的自传中称，他早年曾由禅而得证悟，禅悟后却倾心净土，以净土为彻底解脱的根本办法。所以他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第九祖。他的佛学思想被后人概括为：“融会诸宗，归极净土。”他主张“性相、禅教的调和，天台唯识的融通，禅、教、律、密的净土会归”，等等。智旭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宋代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对近现代佛教的影响相当深远。晚年，他定居在浙江的灵峰。智旭的著作非常丰富，释论有40余种，近200卷，宗论有38卷。较为重要的专著是《阅藏知律》，这部兼有佛经目录和经籍提要的著作，是智旭以其阅读藏经20年积累的资料为依据编就的，对后世的刻经和阅藏有很大的裨益。

综上所述，明末四大高僧的佛教思想和实践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佛教内部，他们主张诸宗融合，禅净合一，最后归向净土；在佛教外部，他们强调三教同源、三教合一。这些具有“融混”特征的思想带有较强的调和性。同样，他们的佛教实践也具有最广泛的融通性（如智旭曾大力提倡信仰地藏菩萨，积极推广各类赎罪行事，等等），适应了那个时代的发展水平，为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开辟了道路。继四大高僧提出净土归向之后，净土修行的地位飞跃上升，净土宗取代了禅宗的位置，佛教开始了念佛净土实修的发展历程。

三、藏传佛教的流布与明王朝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流派，俗称“喇嘛教”。它主要是在藏族地区形成并得以发展的。13世纪后期，在元朝的扶植下，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从此，藏传佛教就成为中原王朝统治者与西藏上层联系的重要纽带。

深受明廷礼遇的藏传佛教　明王朝建立后，也特别注重对藏传佛教的扶植。明代诸帝在推崇汉地佛教的同时，为了“化愚俗，弭边患”，曾对藏传佛教采取多封众建、以教固政的政策。明政府根据当时藏区世俗的地方势力与宗教势力相结合的特点，对各教派的首领加赐不同的封号，其中法王3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王5人（赞善王、护教王、阐化工、阐教王、辅教王）、西天佛子2人、灌顶大国师9人、灌顶国师18人，其他如禅师、僧官则不可胜数。明代藏传佛教各主要教派的首领，都获得了相当的荣封。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对藏传佛教僧人“广行招谕”，大加封赐。元朝末代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朝贡，明太祖加封他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给玉印，俾使“镇抚军民”。他还先后加封章阳加沙监藏及其弟子锁南札思巴噫监藏卜为“灌顶国师”，加封公哥监藏巴藏卜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派遣汉僧智光赍玺书、彩帛到西藏地区及其邻境的尼八剌国（即今尼泊尔）访问，“宣扬天子德意，远缴悦服”。后来明廷又规定藏族僧人入关后，一切舟车与全日饮馔之费，悉由沿途地方官府供应。这类礼遇藏僧的诏令，促使为数众多的西藏僧俗集团络绎来到京师朝贡、请封、受赐和经商，大大加强了汉藏二地的联系。

宣德铜铃、铜杵

（明廷颁给西藏布达拉宫的礼物）

明太祖还设置茶马司[46]，专门负责汉藏两地的贸易往来。后来这种贸易形式发展成为一种封建义务。使汉藏两地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藏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明成祖之后诸帝，或遣使赴藏广赐藏僧，或征召藏僧来京给予封赐。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前来朝贡或传法的藏僧不绝于途。明武宗崇尚西藏密宗。在西华门内修建延寿佛殿，招请藏僧占竹来京，封之为灌顶大国师，随侍左右，更进一步地推广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

明神宗万历年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致函明朝廷请求定期朝贡，明神宗授予其众大觉禅师及都纲等职，待索南嘉措以国师之礼。[49]

万历四年（1576年），位于京师阜成门外二里沟的双林寺告成，这是一座典型的密宗寺院。院内供奉的折法中三大士都是藏僧的形象。据载，当时宫中的英华殿、隆德殿等供奉着藏传佛教的佛像，由近侍负责灯烛香火，逢年节悬幡设帐执经诵念。

到了明朝后期，在帝王们的优宠下，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由宫廷扩散到民间。明朝灭亡后，西藏与内地的交通隔绝，藏传佛教各派无法派僧团赴内地活动，它在内地的影响也告一段落。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与格鲁派的创立是明代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宗喀巴（1357—1419年），本名罗桑扎巴，生于今青海湟中县鲁沙尔地方。幼时从噶当派名僧达玛仁钦出家，学习显、密教法。16岁赴藏深造，钻研经典，并开始独立的宗教活动。通过学习佛学经典及亲自注疏，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鉴于当时佛教戒行废弛、僧侣生活**的情况，他从倡导戒律入手，开始了宗教改革。

1388年，为了表明自己严守戒律，宗喀巴改戴黄色僧帽。他提倡不论显、密僧众都应遵守戒律。他修复颓圮的旧寺，以提高自己的宗教地位。通过举办法会，来扩大影响，赢得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在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著述中，全面系统地阐述其宗教思想的主旨，阐明显、密两宗修行次第，强调恪守戒律，规定学经程序，制定僧人的生活准则，形成了一代宗风。永乐七年（1409年），宗喀巴在阐化王帕竹政权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办了全藏性的不分教派的祈愿法会。这次法会标志着宗喀巴已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不久，甘丹寺的创建，宣告了宗喀巴建立的格鲁派体系正式形成。

宗喀巴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永乐十二年（1414年）派其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释迦也失虽然不是教派首领，明成祖仍封他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给印诰，倍加优宠，从此格鲁派得到了明朝政府的确认。释迦也失返回西藏后，利用明廷丰厚的赏赐，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建立色拉寺。它与甘丹寺、哲蚌寺[50]被并称为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从此格鲁派（黄教）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后来在清朝政府的扶持下，成为西藏地方执政的教派和藏传佛教中最大的宗派。

四、晚明士大夫的佛学研究

明朝中叶以后，佛释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万历年间，京师士大夫聚会谈禅成风，旬月必有一会。湖广袁玉蟠、袁中郎兄弟，南直隶吴本如，四川黄慎轩，浙江陶石篑等通常是这些聚会的发起者或组织者。据载：“其时京师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隐庵、清虚、愚庵诸公；宰官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诸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51]这段话真实反映了当时官僚士大夫与僧侣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佛学，尤其是禅宗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在家居士研究佛学蔚然成风。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曾较深入地研究过禅宗，曾撰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佛学著作。最重要的是，他还给予晚明士大夫禅学的代表人物——袁宏道以直接的、实质性的影响。

袁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共创“公安派”文学，在明代文坛上居于重要地位。万历十九年（1591年），袁宏道慕名走访李贽，向李贽学禅。三个月后，袁宏道的禅学有了飞速长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袁宏道前往黄州龙潭再晤李贽，李贽对他大为赞赏，称誉备至，说唯有袁可以担荷禅宗“入微一路”[52]。而实际上，袁宏道的禅学功力，已使他成为当时禅学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的禅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心性”二字，认为：“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53]中年以后，袁宏道又转向对净土法门的研修，与当时许多高僧一样，落入了禅净兼修和净土归向的窠臼，试图通过净土修习以摆脱生与死的困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编著完成了《西方合论》一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禅净融合的佛学思想，为明代佛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智旭在评论袁宏道时认为，袁的佛学思想具有很突出的代表性，他是当时最杰出的居士。

晚明士大夫佛学研究是历史上佛教运动的又一**。瞿汝稷是名僧真可的至交。他博览禅宗典籍，编撰了《水月斋指月录》32卷，系统地汇辑了禅宗师徒相承的主要语录，包含自过去七佛至道川禅师600余人，是宣扬禅宗思想的重要著作。

明末士大夫如焦竑、汤显祖、董其昌、陶望龄等都与佛教界有过很深的交往。他们不顾朝廷禁令，与僧人们谈经说法，诗文唱酬。因此人们认为万历时期四大高僧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一大批文人士大夫响应和支持的结果。晚明士大夫研修佛学的结果，一方面推动了佛教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通过佛学表述他们个性解放的要求，揭露和抨击了理学的虚伪与腐朽，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