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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从虚浮空疏走向经世致用（第1页）

第四节　从虚浮空疏走向经世致用

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讲究实学，强调务实。儒生士大夫考辨人生与社会的理论思维，都以解决现实的社会与人生问题作为从事学术的终极目的，把追求所谓“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一生恓恓惶惶地奔走于列国，就是为了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矫世、救世、经世的。宋代的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阶段，也是继承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评论《中庸》一书时即写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但理学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使其救世的一面大为淡化。当它被官方定为独尊的正宗和神圣不可违的教条之后，其陈腐僵化和虚浮空疏的弊端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更削弱了它维护封建统治的实用性。宣德之时，明宣宗即曾感慨地说：“闻比年生徒，多不务学，徒记陈言，为出身之资，及授以职，讫无实用。”[75]后来辛陞也谓：“文章取士……不知菽粟为何物，一旦临民涖治，非寄耳目于他人，则牵拘文义，牴牾时务，了无一用。”[76]这一切，表现了封建末世文化的衰微景象。

当明王朝由盛转衰，封建统治危机逐渐暴露之时，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日渐感到这种陈腐空疏学风的危害，开始发出讲求实学的呼唤。薛瑄在对理学进行批判改造和修正的同时，针对当时学术界“只是讲说，不曾实行”的恶劣学风，提倡实学理论。他认为：“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77]，“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78]，“为学最要务实，知一理则行一理，知一事则行一事”[79]，“读书不为空言”，“当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实理于吾身心”[80]，主张治学要务实致用，力行实践。他严厉批判科举词章之学，认为“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81]。它造成的恶果是使人把读书、治学当作是“进身之阶梯”，不知求实理，务实用，从而培植出一批“只是讲说，不曾实行”[82]的“章句之徒”和“为科目而著书”、“教人”的俗儒。

薛瑄首开明代实学思潮之先河，继起的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人，从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无不猛烈抨击空谈之弊，大力提倡实学。陈献章说：“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83]他倡导“立言”、“立功”、“立德”，认为此三者都是自我身心涵养的工夫，都是实学。王守仁更是对“天下波颓风靡”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致良知说，要求人们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做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84]。由于他们的积极倡导和鼓动，在明中期迅速掀起了一股实学潮流。就是在这股潮流的激**和推涌之下，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政治家、军事家，针对嘉靖以来纲纪颓坠、法度凌夷的状况，高扬求实进取的精神，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

但是，这股实学思潮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又趋于沉寂。第一次实学思潮的沉寂，与王守仁心学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守仁在嘉靖初年形成完整的心学体系之后，极力宣扬精神、理性的作用，补救了朱学支离烦琐之弊，并因其简易直接而使人们“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85]，因而很快风靡天下，进入它的全盛时期。但是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把中国古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必然要使自己陷入禅宗的泥坑。果然，到了晚年，他已抛弃以前有关“事功”的种种主张，走向禅学的虚空境界。就在王守仁的心学盛行之时，罗钦顺、王廷相等思想家即对心学的空疏学风提出批判，提倡“经世宰物”、强调“笃行”的学风，认为“唯实学可以经世”[86]。但是，明朝统治者却对王学极力加以扶持。嘉、隆以后，“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二年）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87]，改变原先以程朱注疏为准的规定，将心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隆庆元年（1567年）还追尊王守仁为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更钦准王守仁从祀文庙。心学于是便以国学的资格取代朱学而成为全国的统治思想。此后，王学后门王畿、王艮与邹守益、钱德洪等虽然派别不同，但都片面发展王学的糟粕，进一步加深心学的禅宗化程度。一般士大夫也是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当代的现实问题，而只顾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他们一味清谈，“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88]，祸及社会人心，误国误民。因此，王学在盛行半个世纪之后，便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万历中期，经张居正改革而暂时缓和的社会矛盾又复尖锐起来。它既有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激化，又有因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新矛盾的抗争。与此同时，民族矛盾也在激化。民族战争的烽火与阶级斗争的怒涛，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存在。而统治集团内部持久、激烈的党争，又消耗着明王朝自身的力量。拯时救危的时代需要，呼唤着经世致用之学的回归。于是，心学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便纷纷反戈，要求对它进行修正或加以抛弃，以“实”救“虚”。这种反戈由颜山农、何心隐、李贽开其端，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继其后，而由明末清初的刘宗周、孙奇逢、张采、陈确、黄宗羲、陆世仪、李颙、唐甄等推向**。与此同时，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以张溥、陈子龙、顾炎武、方以智为代表的复社成员，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以陈第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以及朱舜水、傅山、潘平格、费密、吕留良等一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和学者，也纷纷抨击心学末流的虚浮空疏之风，倡导经世致用之学[89]，从而掀起了明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实学思潮。

明晚期兴起的第二次实学思潮，比第一次实学思潮的规模更大。它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心学的空疏学风，要求反虚务实。东林党的领袖之一顾宪成抨击王氏之学是“议论益玄，习尚益下”[90]。顾允成也愤慨地说：“吾叹夫今人之讲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91]。高攀龙要求将王学的“虚”“反之于实”，“不贵空谈，而贵实行”[92]。复社领袖张溥针对当时的士人高谈心性、不通经术，“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县不知泽民”的状况，特地为复社制定了“复兴古学”、“务为有用”[93]的宗旨。陈子龙也对“士无实学”的现象深为不满，极力主张“实用”，反对“浮文”，主张“通今”，反对“拟古”[94]。黄宗羲更抨击心学导致明王朝“股肱惰而万事慌，爪牙忙而四国乱，神州**复，宗社丘墟”[95]的祸害。

在反对清谈、主张务实的同时，明末的实学思潮又强烈反对逃世，主张救世。东林党的顾宪成说：“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矣。”[96]高攀龙说：“学者以天下为任。”[97]赵南星更声言：“君子在救民，不能救人算不得账。”[98]他们不仅这样说，而且也确实这样做。面对阉党的嚣张气焰，他们大无畏地“讽议朝政”，暴露黑暗，并毫不顾惜地为之献出生命，用一腔热血洗涤乾坤。继起的复社领袖陈子龙等人，在明朝危亡之际，费尽心力“网罗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编辑了一部508卷的《明经世文编》，以为“通今者之龟鉴”[99]。复社另一成员顾炎武也因“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100]，遍查二十一史和各地方志、名人文集、奏章文册，从中著录有关明代社会经济的资料，并经实地考察查核，编纂一部《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为“明道救世”之用。科学家徐光启认为，“方今事势，实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101]，主张“人人务博通屯田、盐法、河漕、水利、兵事等天下要务，以称任使”[102]。他的《农政全书》就是为此而作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识》，也同样是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而写成的。

波澜壮阔的晚明实学思潮，摧毁了心学一家独尊的地位，使久已荒芜的学术文化园地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呈现出一派群芳斗艳的繁荣景象，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清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学术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1]薛瑄：《读书录》卷二。

[2]参见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康斋集》。

[4]吴与弼：《康斋集·励志斋记》。

[5]《陈献章集·示儿》。

[6]《陈献章集·复赵提学佥宪》。

[7]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与王纯甫书》。

[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上》。

[9]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中》。

[10]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

[11]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中》。

[12]王艮：《王心斋遗集·语录》。

[13]王艮：《王心斋遗集·答问补遗》。

[14]王艮：《王心斋遗集·语录》。

[15]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16]《何心隐集·寡欲》。

[17]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18]李贽：《李氏丛书·老子解下》。

[19]李贽：《焚书·答邓石阳》。

[20]李贽：《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21]周应宾：《识小篇》。

[22]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

[23]李贽：《明灯道古录》卷上。

[2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怀星堂集》。

[25]徐渭：《徐文长集·读龙惕书》。

[26]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叙陈正甫会心集》。

[27]《汤显祖诗文集·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