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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王守仁与阳明心学（第2页）

王守仁还强调良知、心、性、理同一，皆归宗于吾心。良知即是性是理，是天赋予人心固有的道德规范。因此他说：“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17]王守仁之所以将良知赋予天理的崇高地位，强调良知的性质和作用，其目的是增强人们践行伦理道德的自觉性，从而克服朱学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为“破心中贼”服务。

致良知　“致良知”是阳明学说最基本的理论。王守仁把孟子“良知”说的内涵加以扩充，对儒家认识论和修养观的思想加以继承和改造，可以说是他“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思想合乎逻辑的深化。由于“良知”在心中，是人人皆备，所以要达到对“良知”的把握，不需要向外用功，只要诚心正意反省内求就可以，这是一种十分明确的道德修养活动。

“致良知”作为王守仁创立的道德修养论，它包括“体认良知”和“实现良知”两个方面。“体认良知”指的是人本身的身心修养，包括“正心”、“顿悟”、“克己”等“心上工夫”，使先天固有的“良知本体”得以“复明”。“实现良知”实际上是道德修养见之于行动的问题，也是修养的目的所在。

王守仁继承了儒家“格物致知”的思想，但他所说的“格物”，与朱熹所说的“格事事物物之理”不同。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既然“物”就是意支配下的“事”，如事亲、事君、交友、治民等，那么“心”、“意”不正，“物”、“事”也就不正。

“实现良知”就是要通过“正心”、“诚意”来“正物”、“正事”，要求人们按照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去为人处世。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守仁的“致良知”又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其宗旨和归宿的，并未超出理学的规范。良知所内涵的天理即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所以王守仁认为，讲修养必须使“良知”在现实行动中体现出来，在为人处世中做到“去恶”、“为善”。他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践行相统一，要发扬道德与政事合而为一的传统，道德践行要包括从政、处事等事功方面的内容，并主张以道德践行来衡量道德修养，“实现良知”就是要改变道德与事功间存在的某些脱节现象。王守仁这种将道德修养与事功统一的思想，有其积极作用。此外，王守仁还认为“实现良知”必须通过“事上磨炼”，来不断增强道德修养，要言行一致。

王守仁虽然把“良知”说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但他强调“活泼泼”的“良知”这种主体道德意识的作用，在道德修养上注重“事上磨炼”，二者不免又存在某些矛盾。正由于它们之间的矛盾，埋下了后来王学分化的契机。

知行合一　理学是以作圣人为目标的心性之学，因而它的知行观主要是讨论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问题。王守仁龙场悟道，认识到“向求之于外物皆误也”。第二年他应聘主持贵阳书院，提出了“知行合一”。他从“心即理”的观点出发，指出朱熹将“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为二”的原因。于是他针对朱学造成知行脱节、空谈道德性命而不躬身践行之弊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曾自道其“知行合一”宗旨说：“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激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18]这说明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说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确立一个信念，只要人们在刚开始意念萌动时，就照“善”的道德规范去做，把“不善”消灭在思想萌动的状态中。

可见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的“知”，是指“良知”的自我体认，“行”是指“良知”的发用流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指“良知”的体用合一。他认为，良知在发用流行中，知与行是合一而不分的，若被“私欲”隔断了，或者没有去认真践行“良知”，良知本体就会晦暗不明。所以，王守仁讲知行合一，讲复本体，实质上就是要保持所谓良知的本体面目。由于他讲知行，主要是在身心上做工夫，所以知行本体也即是心之本体，言知即有行在，言行即有知在，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但王守仁虽强调了“知行合一”，但却又夸大了二者之间的统一性。这样，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又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但“知行合一”说在认识和道德论上还是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扭转当时浇薄的士风，崇尚空论不重践行的弊端。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从思想到言行都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并提倡道德主体意识的自觉性。然而，王守仁在“知行合一”说的论证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积极、合理的思想因素，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但总的来说，论证是不成功的，因此他在提出“知行合一”说的第二年离开贵阳时，即改变教法。王守仁晚年专提“致良知”三字，即知即行，原来他不易说清的心学体系的“知行本体”得到了解决。

三、阳明心学的意义和影响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危机的出现，人们已不满于程朱理学的禁锢和僵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市民意识开始多多少少反映出来，于是要求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尊崇人的主观精神成了时代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注重主体精神作用的心学思潮逐步发展起来。

阳明心学的意义　王守仁是中国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学说有着总结儒学的意义，显示了中国古代的某种终结和近代的开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有精辟的概括：“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积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黄宗羲的这段评语，影响了后世推崇阳明及其学说的学者的看法。

阳明心学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其理论的核心就是“致良知”。“良知”一词出自《孟子》。王守仁因对程朱主张向外格物穷理发生怀疑，又领悟到“吾性自足，向求之于外物皆非也”，遂以“心即理”命题立论，阐述良知说，倡导向内心用力，并断言良知“即是天理”。他通过“良知”即是“天理”这个命题，强调人人只要向内心省求，就能达到圣人境界，即使是愚夫愚妇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也可以做到。这种观点自然会促进人的主体意识的增长，使人耳目一新。这对引导人们从崇拜经典和偶像到崇拜良知和自我过渡，显然具有积极作用。

王守仁从“良知”本体论出发，建立了以“致良知”为主旨的致知方法论即认识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同朱熹的“格物致知”一样，都是从《大学》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推演出来的，但他们的结论并不完全一样，王守仁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一语，作了与朱熹很不相同的解释。他把“致知”解释为“致吾之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他主张用内心去体认良知，强调要人用心于事物，以达到“格物正心”、为善去恶的目的。因此，他把“致良知”的过程看成是“诚心正意”、反省内求的“无人欲”以“存天理”的过程。以此为前提，他强调道德修养应发自内心的真诚，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王守仁所谓的“致良知”不仅须要“知”，而且须要“行”。他认为外在的伦理规范容易徒具形式，道德行为首先应该在心上做工夫，因而他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以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这对于增强人们践行儒学伦理道德的自觉性，有积极意义。王守仁提出“破心中贼”比“破山中贼”更重要，因而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他的心学理论又都是为“破心中贼”服务的。

总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心学与事功学的统一和融合。它在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同时，强调知行合一、事上磨炼。王守仁的心学，不是吴与弼、陈献章那样远离尘世、独善其身的枯寂之学，而是积极入世、以治天下为己任的、富有生气的哲学，不是书斋哲学，而是生活与实践的哲学。他本人既是集心学大成的哲学家，又是事功显赫的政治家。他上策论，言边务，平定藩王之乱，戎马倥偬，征战一生。他用自己的心学思想和行动宣告了一个全新的心学体系的诞生，证实了这个心学体系的巨大效应。这对破除某些传统观念，反权威、反教条，发挥人的主体精神有积极作用。

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影响　阳明心学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以敢于突破朱学禁锢、反程朱理学的精神而倾动朝野，风行天下。从本质上讲，阳明心学并未超出传统思想的樊篱，而是将传统的伦理道德臻于系统和完善，其目的在于巩固明朝的统治。阳明心学主张简易，反对支离和烦琐，而且强调自我、蔑弃权威，提倡相对社会平等，这些见解不仅深得统治者的青睐，也有利于在中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

然而，嘉靖前期，由于桂萼上书抨击阳明之学，明世宗下诏撤销王守仁的恤典与世袭，当时阳明心学还只在部分中下层士人中流播。到了嘉靖后期，由于聂豹、徐阶、李春芳等大官僚的提倡，终于风靡天下。顾炎武指出：“嘉靖中，姚江（王守仁）之书虽盛于世，而士人举子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19]王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标准，就标志着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守仁终于被诏命从祀文庙。

王学与市民意识相互影响、融合，使中晚明的思想界开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它起初只是反对程朱理学的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而后由王学左派变为反礼教束缚、反专制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学术界或称之为“启蒙思潮”。这一思潮既表现于社会风气的变化，也表现于蓬勃发展的通俗文艺中。

然而，由于阳明心学过于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从而使人们脱离对客观事物的探讨和研究，不利于认识的发展和提高。这样，阳明心学在理论上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加上王守仁在不同时期所强调的侧面不同，门人弟子资质各异，对师说的理解不同等因素，在他去世后阳明心学就开始分化。据《明儒学案》所载：“阳明殁，诸弟子纷纷互讲良知之学。其最盛者，山阴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刘君亮，永丰聂文蔚。四家各有疏说，骎骎立为门户，于是海内议者群起。”具体来说，有浙中派、江右派、南中派、楚中派、北方派和粤闽派。当然，按地域标准来划分其流派，自有其局限之处，难以充分揭示王学分化的真貌。但从明代中期至晚明时期王学分化的总趋势来看，有的固守王学正传，有的则发展为独立的“异端”学派，有的表现为王学而返归朱学，有的则修正王学。王门弟子中也有一些人标榜新意，在理论上故弄玄虚，甚至宣扬佛教的因果轮回，谈空说玄之风弥漫于学术思想界，造成严重的空虚之风，从而把阳明心学的消极作用推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