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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婚丧与敬老养老习俗（第2页）

特殊的丧葬习俗　明代在宫中、民间及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许多很特殊的丧葬习俗。其中有很多的陋习对社会生活构成了危害。

殉葬：殉葬是要求活着的人为死去的有特权的人物从死，殉节就是变相的人殉，见于明代记载的“烈女”、“节妇”、“义仆”即是。明代的殉葬，在宫廷中最为盛行。从明太祖朱元璋到英宗朱祁镇死前的近一百年间，明代的皇帝及外藩诸王死后，都要用大批的嫔妃殉葬。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在孝陵为朱元璋殉葬的嫔妃有“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万历野获编·英宗敬妃丧礼》卷三也载：“按太祖孝陵，凡妃嫔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明成祖的长陵亦有16位妃子殉葬，万历《大明会典》卷九十载：“长陵十六妃俱从葬。”明仁宗（献陵）有5妃殉葬。明宣宗（景陵）有10妃殉葬。关于明初宫廷的殉葬制度，《明史·后妃传一》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八月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存徽称，用彰节行’。盖宣宗殉葬宫妃也。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壁、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帝以郕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

在民间，人殉和变相的人殉（即殉节），更是没有绝迹过。如叶梦珠的《阅世编》中，就有“名节”一编专门记载所谓的“烈女”、“节妇”。据《泉州府志》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的二百多年间，泉州妇女从夫死者（多数是在丈夫死后自缢）的就有184人之多。仅泉州一地便有如此之多的“烈女”殉节陪葬，可想而知，当时民间的殉节丧俗还是较为盛行的。

明代中原汉族最为普遍的埋葬方法：一是土葬，意为“入土为安”；二是火葬。明朝初年，承宋元遗习，各地仍盛火葬。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令天下郡县设义冢，禁止浙西等处火葬、水葬。凡民贫无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立为义冢。敢有徇习元人焚弃尸骸者，坐以重罪，命部著以律”。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因土地较为紧张，火葬的习俗并未被禁止。据明代茅瑞征在《义阡记》说：“火葬非制也。……惟是三吴之民，生惮其奉，死安其烬，无论窭人贫子，即家累千百金，而亲死委之烈炬以为常。……或谓吴俗地狭人稠与江北异。”张萱在《疑耀》卷五中也说：“姑苏火葬，屡经禁戒，恬不为止，盖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纯仁尝帅太原，河东地狭，民惜地不葬其亲，纯仁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以葬，又檄诸郡仿此，仍自作记数百言，曲折委致，以规变薄俗，而俗始稍变。”

明代的丧葬礼仪，在地域上有很大的差异。就《金瓶梅》所描述的北方丧葬礼仪就有16种之多。（1）初终，招魂。（2）点随身灯。随身灯又叫长命灯，引魂灯，点在死者脚旁，直到下葬为止。迷信以为此举可助赴阴间照明，这是各地极普遍的旧俗。（3）请阴阳看批书。（4）写殃榜。（5）搭彩棚。（6）念倒头经。（7）三日做斋诵经。（8）挑钱。（9）放七星。（10）题铭旌。（11）伴宿。（12）柩前摔盆。（13）仵作人敲响板，指拨抬材人上肩。（14）燎火而入。（15）谢孝。（16）暖墓。

明代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的葬法与葬仪，是自成一体的。其丧葬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土葬、火葬、天葬、野葬、树葬、水葬及塔葬等。蒙古族有死后请萨满跳神或请喇嘛超度亡灵的习俗。一般实行土葬。贵族、领主死后，以棺木装殓，并将其生平衣服甲胄，其所爱仆、妾、良马殉葬。平民死后，只将平日的衣物同葬。贵族、领主死后，召喇嘛诵经49日，一般平民诵经7日。明代的藏族人死后，葬送仪式可分为墓葬（或称土葬）、水葬、火葬和塔葬等五种形式。塔葬，只限于达赖、班禅及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他们死后用药物和香料将尸体涂抹后，放入特制的灵塔中，供信徒瞻仰礼拜。火葬多用于一般活佛和大喇嘛，大贵族及某些林区平民百姓也多施行之。火化后，将骨灰撒在江河里、大地上，或者带到高山上随风扬撒，也有将骨灰装入塔内供奉的。天葬即鸟葬，在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明代的彝族，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载，彝族习俗是葬不用棺，人死后，贵者用虎豹皮裹尸，贱者用羊皮裹其尸，以竹箦舁于野焚之。会亲友杀生祭享，弃其骨而不收。酋长及富者，则令奴婢看守，长者二三月，幼者月余而止，藏其骨，非亲人莫知其藏处。明代的白族、纳西族都盛行火葬。云南傣族则有“死则刳木为棺，殡之，坟上植树为识”的丧俗。[101]另据《云南通志》载，苗族的葬礼“有棺无敛，祭宰羊，击高颡鼓以为哭尊之节，三年内不食盐，不莳蒜”。不难看出，上述少数民族的葬式，除地域上的差异外，其葬礼的仪式是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思想密不可分的。

葬礼的简繁对明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明代民间的丧葬习俗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明初统治者按照旧制，对庶民百姓的丧仪制度、服丧制度、居丧仪制、葬法都作了详严的限制，但是各地的民间葬礼又都沿袭各自的传统而施行，并没有完全受到法令制度的约束。特别是明代中晚期，随着社会侈靡之风的兴起，葬礼也由简单向着繁缛发展，由薄葬走向厚葬，把葬礼变成了一个炫耀富贵的场所，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丧事不以死别为悲伤，仅以论财显富为娱乐，有的人甚至把葬礼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

明初统治者在制定丧礼条律时，鉴于“元代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下令禁止作乐娱尸。明太祖还认为过去规定服内不许生子是“不合人情”，“实非万古不易之法”[102]，在《大明律》中删除了这条禁令。以往民间丧事盛行请和尚、道士做佛事、道场，儒家士大夫认为这同先贤历来提倡的丧事主哀、居丧废乐的精神直接相抵触，因此《大明律》也禁止丧事设斋。由此可见，明初葬礼是比较简朴的。

明朝中叶起，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追求侈靡之风也蔓延到葬礼中来了。据《明代律例汇编》中载，明初民间出殡，经常有“扮戏唱词，名为伴丧，修斋设醮，鼓乐前导，及设荤酣饮”的现象。朝廷“虽经禁约”，而民间“全不遵行”，“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斋僧念忏，婆婆跳神，不厌数回，创寺建塔，聚众号呼”。丧葬的费用也是极为惊人的。据崇祯《松江府志·风俗》记载，“吊者俱用降香，丧家设木架，架香其中，香值日踊。妇女聚号不哀，铭旌用绯帛，长幅大书，有以银箔饰之者……罗列陈设，檠者百案，曰九煎。剪彩作人物、花果、纸俑、舆从，亦以百数。优人演故事，鼓乐骈阗。”天启《淮安府志》载：“出殡日冥器分列，鼓吹道拥，且执纬延款，演剧纵饮，抵暮而返。”张瀚的《松窗梦语》中也记载，杭州富室王某“举父丧，丧仪繁盛，至倩优侏绚装前导，识者叹之”。就是在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的小镇，丧葬的奢侈之风也是越来越猛。李乐在《续见闻杂记》中说：“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山东邹平县“丧葬颇崇外饰”；福建泉州“丧祭以俭薄为耻”；漳州“亲旧之葬，或设祖祭，数月营办，各求珍异，不计财费。丧家则盛筵席以侍之，竞为丰侈”；陕西丧家“稍有力则用椁，名曰套材。扯布散衣，名曰破孝。又以各色纸，结金银山、斗层楼、驼、狮、马、象及幢幡帛联，广作佛事斋醮，名曰同坛。富贵家更侈张戏乐，走马上竿，亲执挂幛，猪羊油盘食桌动辄数十。丧家破产，往往有之”；广东“葬礼，盛肴馔以待送客”。

人们把殡丧仪式的地点变成了一种标榜奢侈的场合，某些惊人的挥财壮举，被世人羡慕不已。还有人发明了出“生殡”的怪事，即人还健在，便治殡丧，以亲眼目睹自己死后豪华热闹的场面为快事。此种可笑的荒唐之举，竟引来很多人的仿效。丧葬在明代晚期逐渐成为夸耀财富、游艺声色的场所，悲痛、悼念之意反而倒被人们淡忘了。

这种厚葬奢侈之风，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其一，厚葬将人间有用的资财埋于地下，有的化为灰烬，使有用的东西变成腐朽的，从而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大量使用明器，浪费掉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却毫无实用价值。这种糟蹋社会财富的行为是极不利于人们生活的，也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厚葬奢侈之风是一种毁坏物质文明的社会群体行为。其二，厚葬奢侈之风，促使一些人不从事任何生产性的活动，成为游手好闲之徒，危害着社会。这些人不读书，不生产，更不问天下兴亡，国家盛衰，只知羡声色之娱，慕货贿之聚，成为社会垃圾。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人的素质日益降低。其三，这股奢侈的厚葬之风，使得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而且已有人因此“丧家破产”，危害社会的稳定。有鉴于此，后来很多学者文人提出了“薄葬”的理论。

三、养老与敬老习俗

官方对敬老的提倡　明初沿袭历代王朝制定的诸多优待老年人及养老的政策，提倡敬老和养老，以此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与等级制度。这对老年人外部生活环境的改善，减少社会力量的干扰具有积极的意义。

明代沿用了唐宋以来的做法，规定男子16岁以上为成丁，必须为官府服徭役，满60岁方能免除徭役。[103]尊老敬老，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明太祖深知这一点，在洪武年间颁行了许多照顾老年人的政策，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生活上的照顾政策；提高老年人社会地位的政策；对老人在进学、仕宦方面的优礼政策。[104]

对老年人生活照顾，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老年人及其亲属免除徭役。《明史·食货志二》记载，男子16岁以上为成丁，必须为官府服徭役，满60岁方能免除徭役。作为对这一规定的补充，明太祖下诏：“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杂泛差役。”[105]洪武十九年（1386年）又下令：“有司存问高年，凡八十以上者皆复其家。”[106]因为此条并没有普遍推行，所以明代又有了这样的政策：“凡民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系有田产，应当差役者，许令雇人代替出官，无田差者，许存侍丁，与免杂役。”[107]并且将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扩大到军户，据《明宣宗宝训》载：宣德年间下令：“应充军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于附近卫所充军。”这些规定使高年年长者的家庭，通过正当途径可以豁免一人或数人的徭役，确保有成丁的儿子在家照顾并供养老人。其二，对老年人在物质上的赏赐与救济。物质赏赐主要是指生活用品的赏赐，其目的是为了改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表明政府对老年人的重视。物质救济主要限于贫穷家庭的老年人及鳏寡孤独的老人。除此之外，明朝皇帝还遣使者礼问高年，并致赏赐之物。明政府还对那些贫穷无助、孤苦伶仃、生活困寒的老年人给以救济。其三，对退休官员的优待。明代沿袭历代王朝官吏70岁致仕的制度，但对退休官员有特殊的优待：（1）退休后仍可继续保持官员的身份，可以穿戴原有的品官服和官帽，即“冠带致仕”。（2）可加官进秩，规定凡致仕官员均可以在原来的品级上，加升散官品级。（3）官员致仕后，可按原级或晋级享受原有俸禄的一半，即半俸待遇。其四，对老年人的刑律优免。明朝的上述措施，体现了对老年人的重视，赋予尊老、敬老的习俗十分具体的内容。

为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明政府主要采取了下列政策：其一，举行乡饮酒礼，明确规定：“乡饮之设，所以尊高年，尚有德，兴礼让。”仪式是很隆重的，若“敢有喧哗失礼者，许扬觯者以礼责之”。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在全国颁行《乡饮酒礼图式》，规定乡饮酒礼于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在各地儒学举行。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政府又重申乡饮酒礼，明确要“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108]。其二，敬老养老终身制诏令。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连续两次颁发诏令，宣布实行孤贫残疾老人终身养老制度。因为明太祖认为只有施行这样的养老制度，百姓才会趋于孝悌，风俗才能淳厚，天下才会太平兴盛。其三，给予80岁以上老人一般爵位及其他礼遇。一般爵位是指非品官之爵。洪武十九年（1386年）命应天、凤阳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者赐爵社士，九十以上者赐爵乡士；其他地方民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凡是取得爵位的老人，“皆于县官平礼，复其家，冠带服色，别议颁行”[109]。“皆与县官平礼，并免杂差，正官岁一存问，著为令。”天顺二年（1458年）又补充“男子百岁者，加予冠带，以荣其身”[110]。从明代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看，其旨意在于让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敬老养老的风尚。

民间敬老习俗　明代除了政府大力提倡敬老和救济老人外，在民间也有敬老、养老的风俗。如每年九月九日的重阳节，一般百姓都要登高赏菊，饮宴会友。这时要特别向老年人敬献**酒，传说饮了**酒就能使人健康长寿。

明人基本上保留了唐宋以来尊老、敬老的习俗。《真阳县志·礼仪志》中载：“养老民年七十以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一丁养，免其杂泛差役；八十以上者，给酒肉、絮帛，素有德行为邻里称服者，别有隆礼。”可见民间对老年人的尊敬和礼遇。当时民间的习惯，每天清晨鸡鸣之后，子女和儿媳就要起床，侍候老年的父母梳洗，并为长辈准备好衣物和鞋帽，请安问候，然后再侍奉老人用膳。

长辈的居室，如没得到长辈的同意，幼辈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如果父母有事呼叫，应该立即答应，并且很恭敬地回答长辈的问题。举止行动要谨慎得体，不得在父母长辈面前嬉笑、打喷嚏和咳嗽，打哈欠、伸懒腰也被视为对长辈的不敬。此外，就是发现父母做错了事或有过错，子女也应该态度和悦、谨慎地加以劝谏，或干脆视而不见。如果父母心情不好，发怒鞭打子女，即使打得皮开肉绽也不能有怨言。在处理家庭大事时，必须要听从祖父母、父母的意见。除了侍奉自己家的老人外，明代还有普遍尊敬老人的习俗，如有不尊重老人的行为，就要遭世人唾弃，并受到惩罚。

明代这种敬老、养老的风俗，是同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分不开的。究其原因有四点：首先是因为这些年老长者曾经对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抚养子女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理应受到后生子女社会的尊重。其次，老年人的精力和体力虽不如青壮年，但他们的才能和智慧并没有由于年老体衰而失去意义，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中，老年人经验丰富、生产技术娴熟，完全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指导。再次，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对老年人在家族的权威也起到了强化的作用。最后，是由于儒家敬老、养老思想的强大影响。

四、官民结合的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

对于各种灾害给予百姓生活带来的困难，明王朝一方面设立必要的社会保障福利机构帮助解决，另一方面又鼓励民间互救互济。政府同民间一起办社会公益事业，以此来稳定明朝的封建统治。

官办福利机构及其职能　明代官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有官仓、养济院、漏泽园、常平仓、预备仓、惠民药局等。

官办的社会福利机构，首先是对在自然灾害中受灾最厉害的地区提供食物、银两及医疗的救济。具体的办法就是打开“官仓”，向灾民发放粮食及衣物。《明英宗实录》卷三十一记载，正统二年（1437年）六月，直隶凤阳、淮安、扬州诸府，徐、和、滁诸州及河南开封府分别上奏：“自四月至五月阴雨连绵，河淮泛涨，民居、禾稼多致漂没，人不聊生，势将流徙。”明英宗即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贾谅和工部侍郎郑辰等前往赈济。贾谅陛辞时，英宗告谕说：“民困已甚，卿等速往发廪赈之，抚恤得宜，毋令失所。河堤冲决，相机筑塞，毋兴大役，重困吾民。”其二，除开官仓赈济粮食外，货币救济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让受灾者用钱去购置必需的生活用品。其三，实行医疗救济。因为自然灾害的到来，常常伴随着疾病和瘟疫，给本来已受到重创的灾民带来新的威胁。而民间在此时又往往缺医少药，自己无力抵御疫病。为此，明政府一是派遣医疗特使前往灾区巡诊。二是输送药物。张瀚的《松窗梦语》载，明世宗曾亲自为灾民配制药方，名曰“如意饮”，“每药一剂，盛饮锦囊，盖以嘉靖钱文，为煎之费”。三是建立医疗机构，救治灾民和无钱治病者，于洪武四年设置了国家性的医疗福利机构惠民药局。[111]

其次是对特殊人口群体的救济。特殊人口群体是由鳏寡孤独者、残疾者和穷困者组成。对鳏寡孤独者，明政府制定有专门的救济政策。洪武五年（1372年）颁诏：孤寡者“官养之，毋失所”[112]。并在京城和地方州县一级普遍设立养济院，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对执行不力者，明政府还制定了很严的处罚性条令，规定“所有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113]这种官办的养老院，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鳏寡孤独者的困难，避免一部分人因贫困而可能造成的死亡。

明代的养济院也对穷困者实行救助，如天顺元年（1457年）“收养贫民于大兴、宛平二县，每县设养济院一所于顺便寺观，从京仓支米煮饭，日给二餐。器皿、柴薪、蔬菜之属，从府县设法措办。有疾者拨医调治，死者给棺木。”[115]

明政府为了防御和应付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还设立了常平仓和预备仓。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福建有人倡议设常平仓，明神宗诏命予以嘉奖。三十九年（1611年），又命于边镇设常平仓，并且强调常平仓“有裨边镇”[116]。这些防御性的仓储设施，积米谷于米丰之时，而粜粮于灾成之日，对缓解百姓的生活压力、减少百姓的流徙、恢复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17]

民间的福利机构与社会公益事业　明政府除建立一些官办的社会福利机构，还提倡和鼓励民间建立福利机构。在宗族势力较为发达的地区，宗族内部的福利与公益自成一体，成为明代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政府鼓励和奖励私人对受灾百姓的救济，以此来弥补政府财力和物力的不足。其做法是：第一，以官职相劝。据《明史·食货志二》载，明宪宗时“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七品止”。劝赈是明政府对做公益事业人的一种奖励。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原任副使郭东藩因为输“赈粟千石”，所以被朝廷赐“建坊，特加三品服”，以示奖励。[118]第二，以功名相劝。获取功名是当时人们提高社会地位、声望的手段之一，因此明政府常用赐给功名的方式来劝赈。如明宪宗时规定，“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119]。第三，是以名誉相劝。明代名分与社会地位相连，所以以名誉来劝赈也能激发一些人的赈济热情。《明神宗实录》中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户部遵奉敕谕，题称：“第各省勘至灾伤，已据分数议蠲、议赈”，“再照饥民众多，钱粮有限，赈济之费，诚恐难继。查得万历十年题有义民输粟事例，千石以上者，建坊旌丧，百石以上者，给予冠带，合照例举行，以为救荒之助。”神宗依奏恩准施行。

在宗族势力发达的地区，民间的福利与公益事业往往由宗族来承担。对此，钱杭和承载先生在他们的著述中，通过剖析江苏无锡安氏宗族的《赡族录》，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说：“宗族对族人的救济及其规则”，实际上也就是班固的“会聚之道”。宗族的“救济”事业，是通过对同姓同宗者之间财产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来维护一个特殊的血缘团体的稳定。在富裕的江南农村，凡是较大型的村落，总有一些颇具实力的宗族。如江苏金匮（今江苏无锡）的安氏宗族，是一个雄踞地方长达三百多年的望族。仅明代就出了安如山、安国、安希范等仕宦名流，在地方上有极好的名声。《常州府志》载，“安国，字民泰，无锡人。居积诸货，人弃我取。赡宗党，惠乡里，乃至平海岛、浚白茅河，皆有力焉。”安氏宗族“赡宗党”，对救济族人有一整套的规则。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所印《胶山安氏家乘》（胶山为金匮安氏祖坟所在地）中有《赡族录》一卷，保存了订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赡族条件》，共10条，起草人是安国之孙安希范。从10条赡族条款看，涉及面是很广泛的，包括老、弱、孤、寡、贫、病、婚、丧、学10个方面，所需钱粮，均由安希范出。正是由于安氏对地方公益事业如此的热心，才会出现“父丧，会葬五千人”的盛况。[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