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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形式多样的中外文化交流（第2页）

江户幕府的创立者德川家康，尤其推崇儒学。1593年，他召见日本大儒藤原惺窝。藤原惺窝宣扬朱子和汉唐儒学，他著有《四书》、《五经》训点本，得到广泛的流传。其弟子林罗山是江户时代（1603—1868年）日本的文教宗师，他笃信朱子学说，为江户时代的官学奠定了基础。

后来，阳明学也开始传入日本。“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吸收和发挥了阳明心学的积极因素，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开山祖师。此后，阳明学在日本迅速流传，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章太炎所言：“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7]可见阳明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中日的文学交流　明代中国文学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要算传奇小说。对日本江户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一是明钱塘（今浙江杭州）瞿佑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和江西庐陵李祯的《剪灯余话》，二是江苏长洲冯梦龙纂辑的《古今小说》，三是施耐庵的《水浒传》。这些文学作品当时在日本非常流行，影响深刻而广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江户文学的发展。

《策彦归朝图》

明朝的诗文，也对日本的诗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浙江余杭陈元赟去日本时，曾带去湖广公安派袁宏道的《袁中郎集》，赠送日僧元政。元政读后，便在日本倡导性灵派诗风，从而涌现出一批抒写性灵的作品。日本还专门派人到中国，向当时的高僧和著名文学家学习汉诗文。如日僧绝海中津“自壮岁挟囊乘艘，泛沧溟来中国，客于杭（州）之千岁嵓，依全室翁（中天竺的季潭）以求道，暇则讲乎诗文。故禅师得诗之体裁，清婉峭雅，出于性情之正，虽晋唐休彻之辈，亦弗能过之也。”[8]一些明朝文学家还应日人之请，为他们撰写顶相赞、塔铭、行状及语录、诗文集的序跋。被推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曾为日僧汝霖良佐的文集撰写过跋，还应日僧之请写过《日本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转法轮藏禅寺记》等。明高僧如金陵天界寺宗泐、余杭径山寺智及、杭州灵隐寺来复、杭州上天竺寺如兰等，也都曾为日僧撰写顶相赞、塔铭、行状、语录和诗文集的序跋。这些诗文作品，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随着明代中日两国诗情画谊的传递，中国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不少日本题材的作品。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武楼曾召见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问到日本祭祀徐福的熊野古祠，绝海中津赋诗作答：“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两余肥。只为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明太祖挥毫和韵，赐诗曰：“熊野峰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竟不归。”宋濂创作的《日东曲》十首，首次系统地描述了日本的风物人情，开拓了吟咏异国风情的题材。诗作第一首：“伊水西流曲似环，宫阙远映龟龙山。六十六州王一姓，千年犹效汉衣冠。”第十首：“中土图书尽购刊，一时文物故斑斑。只因读者多颠倒，莫使遗文在不删。”两首诗首尾遥相呼应，点出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的共同之处，赞扬了中日联谊与文化的息息相通。明末还出现了以丰臣秀吉侵朝失败的故事为内容的小说和戏剧。万历年间的传奇《斩蛟记》和天启年间的戏剧《莲囊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斩蛟记》充满着道术的变异，《莲囊记》则以惩恶扬善为主题。明代诗文戏曲中出现的日本题材，是明人日本趣味的一个反映，也是中日文化交流所激起的一种反响。

唐寅《送彦九郎归日本诗》

中国绘画艺术对日本的影响　明代中国的绘画艺术，以浙江画僧逸然（俗姓李，号浪云庵主）对日本影响最大。他擅长画人物、佛像和山水，于崇祯十七年（1645年）东渡日本，住在长崎兴福寺，传授绘画技艺。他的弟子渡边秀石、河村若芝等人，画技俱佳，皆成卓然大家，并形成日本17世纪末叶的逸然画派，逸然也被推为日本近世汉画之始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号称日本水墨画祖的雪舟，曾在成化四年（1468年）和弟子秋月搭船来到中国，向北京宣德画院的画家李在学画，师承南宋马远、夏圭一派。他还曾向张有声等画家请教。在华二年，他刻苦学习，并饱览中国历代名画，遨游名山大川，画技突飞猛进。创立成化画院的明宪宗，曾请他为礼部院的中堂绘制壁画，博得一致赞赏，赢得极高的声誉。成化六年（1470年），雪舟返日，成为日本集大成的水墨画派的名家。他先后在丰后、山口居住，从事水墨画的创作，最后圆寂于石见国大喜庵。雪舟的先驱如拙、周文，后继者宗湛、蛇足，也都是擅长绘画的禅僧。

日本早期的“浮世绘”，也吸收中国江南地区版画的营养，并受到它的深刻影响。日本师宣所作的《绘本风流绝畅图》，就是摹刻新安黄一明的彩印版《风流绝畅图》。

中日的医学交流　明朝初年，日本不断有学者来到中国学习考察中医学。洪武三年（1370年），日人竹田昌庆到中国拜道士金翁为师，学习中医学与针灸术，取得优异的成绩，他曾以高超的医疗技术治愈明太祖郭宁妃的难产病。当时郭宁妃难产濒危，请他诊治，开出药方，她服药不满一剂，就生下皇子朱檀。明太祖大喜，封竹田昌庆为“安国公”，他因此名重一时。竹田昌庆在中国逗留了八年，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携带一批中医典籍和针灸明堂图等返回日本。

至明中叶，中日医学交流进一步走向成熟。日僧月湖于景泰三年（1452年）来到中国，从学于明代医学家虞抟，并以医为业，著有《全九集》（1453年）、《济阴方》（1455年）等著作。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日人田代三喜来华学习中医药学。他崇尚李杲、朱丹溪学说，弘治七年（1494年）返日后大力倡导李、朱学说，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福药势剪》、《直指篇》、《医案口诀》等书，推动李杲、朱丹溪学说在日本医学界的传播。后来以他为首在日本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弘治五年（1492年），日人坂净运来到中国，留居八年，学习中医与张仲景学说。回日本时，他带去了《伤寒杂病论》等著作，并先后撰写《新椅方》、《续添鸿宝秘要钞》等书，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张仲景学说。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六年（1539—1547年），吉田宗桂两次来华。第二次在华期间，他曾治愈过明世宗的疾病，回日本时明世宗赠以颜辉《扁鹊图》与《圣济总录》等中医药著作。吉田宗桂医术高超，尤精于本草学，被誉为“日本日华子”。

入华学习的这些日医，归国后对日本医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531年，曲直濑道三投到田代三喜门下，跟随他学习中医药学。十余年后，他在京师创设“启边院”，传授医学，特别推崇朱丹溪学说。此外，他还注意钻研虞抟、王纶的著述以及《绍兴本草》。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与医疗实践，曲直濑道三在1571年，编著了《启迪集》一书，对李、朱学说作了发挥，成为日本医学“后世派”的骨干。曲直濑道三的养子曲直濑玄溯，继承养父的医学主张，也推崇李、朱学说，并尊奉中国宋以前的医学。曲直濑道三的女婿与门人等，虽崇尚李、朱学说，却又别成一家。其中影响较大者为古林见宜，著有《纲目撮要》等书，曾从《肘后方》、《集验方》与《千金方》等中国医学著作中引录了不少有关外科诊治的内容。古林见宜还同堀正意创办“嵯峨学舍”，对门生讲授医学。他特别称誉李梴的《医学入门》，《医学入门》在日本因此流行颇广。不久，在日本医界出现了与“后世派”相对立的“古方派”。永田德本是古方派的先驱，他受到坂净运的影响而崇尚仲景学说，反对曲直濑道三所推崇的李、朱学说。其后，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等也都尊奉古方派的主张。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中国刊刻十余年后，就传入日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国学者林道春（又名林罗山、林信胜）将一部明版《本草纲目》献给江户幕府创建者德川家康，德川家康非常喜爱，将其珍藏家中。林道春曾给德川家康讲述《论语三略》，“更与医官研讨医药之事”[10]，其中可能也讲述讨论到《本草纲目》的内容。《本草纲目》流传到日本后，迅即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1680年，曲直濑玄溯在《药性能毒》一书之跋中写道：“近《本草纲目》来朝，予阅之，摭至要之语，复加以增添药品。”[11]1612年，林道春编成《多识篇》五卷，系摘录《本草纲目》部分内容并加以训点而成的。据1630年出版的《罗山先生文集》记载，林罗山曾写道：“壬子之岁（1612年），（予）跋写《本草纲目》，而付国训鸟兽草木之名，不在兹乎目以命名。”[12]《多识篇》的编撰，为日本学者阅读《本草纲目》提供了方便。其后，1631年京都又出版了林道春谚解的《新刊多识篇》五卷，书中所载各种药物，除中药原名外，还附以日文名称，因此该书又称《古今和名本草》，成为日本早期研究《本草纲目》之专著。17世纪初以后，《本草纲目》的众多版本陆续从中国传到日本。1637年，京都刊行了《本草纲目》的最早日本翻刻本。这个翻刻本除翻刻汉文原文，还对原文作了校订和标点，并在汉文旁边用日文片假名填注、标音及训点。[13]后来，还陆续出现了多部《本草纲目》的“和刻本”。

明代中国医学家到日本行医讲学者，也多有其人。明末余杭人陈元赟，是一位博学卓识之士。他长于诗文，旁及书法、绘画、制陶、建筑等，对医药、针灸、气功、导引、食疗、饮食营养、烹调、点心、饮茶等也有相当的研究。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东渡日本，居留和传播中国文化和医药学达52年，至1671年在日本长崎逝世。他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游，结识了很多医学界的朋友，经常和他们研讨医药学。日本李、朱学派创始人田代三喜的四传弟子、“寿昌院”著名的儒医野间三竹撰著《席上谈》一书，陈元赟即为之写序。三竹的弟子泷川恕水，也与陈氏颇多学术交往。日人板坂卜斋好藏书，曾手抄明代高武撰述的《针灸聚英》一书，陈氏也应邀为之写跋。还有黑川道祐、儿岛意春、深田正室街道等，都曾与陈氏讨论医术，有的还与之成为结拜兄弟。

明朝灭亡后，有些中国医学家不满清朝的统治，纷纷东渡日本。陈明德、戴曼公、张寿山等五六人渡日后，他们或与陈元赟原为同乡，或在日本相识为友，都在日本行医治病，共同为日本医疗事业和中日医学交流做出了贡献。陈明德医术高超，在日本崎岙行医，著有《医录》行世；戴曼公万历时曾随名医龚廷贤学医，明末隐居山林，后来赴日本，定居崎岙，以治痘禁方书授日人池田嵩山，遂名著于世。此外，赴日行医、讲学的还有江右人许仪明，曾定居萨摩为医。

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对日本的影响　明代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也对日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正德六年（1511年）春，日本伊势松阪人伊藤五郎大夫因酷爱中国青花瓷器，乘船来到日本陶瓷匠师们向往的“支那第一陶府”——江西景德镇，学习青花瓷器的制造技术。回国后，他在肥前的伊万里（今佐贺附近）开设瓷窑，称“伊万里窑”；后来又在奈良附近的鹿脊山烧制彩陶，成为日本制陶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所烧造的作品，无论是造型，还是纹样、釉色等，都明显地受到明代青花瓷器的影响。日本著名的有田窑瓷器，也同样受到中国陶瓷艺术的影响。另外，东渡日本的浙江余杭人陈元赟，还创制了极为雅致而富有安南风趣的元赟瓷，在日本制陶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天下一木濑“太和守”藤原信重作》铜镜

中国武术在日本的流传　对日本柔道作出杰出贡献的，当推明代浙江余杭人陈元赟。他曾在以拳术著称的少林寺学习过。东渡日本后，住在江户国昌寺，向浪士三浦舆次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福野七郎右卫门等传授少林拳法，这就是日本所谓的“起倒流柔术”的发端。陈元赟也因此被日本人奉为柔术的鼻祖。后来，日本人民在辗转传习的过程中，不断加以变通损益，从而创造出柔术（又名柔道）这一驰名世界的体育运动项目。这是明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又一大贡献。

此外，明代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还对日本音乐、戏剧、教育、印刷、纺织等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文化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人民对日本文化的成果，也采取欢迎和吸纳的态度。

明代源于日本的折扇，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张燮《东西洋考·日本》引《两山墨谈》说：“中国宋前惟有团扇。元初，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皆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贡，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天下遂通用之。”陆深《春风堂随笔》说：“今世所用折叠扇，亦名聚头扇……永乐间始盛行于中国。”随着日本折扇的流行与仿制，杭州、苏州、温州等地的红金扇、乌油描金扇、赭红戏画扇等的制作都受到日本倭扇艺术的影响。

日本泥金漆画的制作技术，也在明代被引进中国。《东西洋考·日本》引《两山墨谈》说：“泥金画漆之法，古亦无有。宣德时，遣漆工至倭国，传其法以归。”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七也说：“天顺间有杨埙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于倭漆尤妙。其缥霞山水人物，神气悄动，真描写之不如，愈久愈鲜也，世号杨倭漆。如制器皿，亦珍贵。”杨埙，又名杨瑄，号景和，吴中人，出生于漆器世家。

日本的软屏（又称围屏）制造技术，在明代也传入中国。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说：软屏风“起自本朝，因东夷或贡或传而有也……软屏风（原注：今围屏也）弘治间入贡来使送浙镇守，杭人遂能”。《东西洋考·日本》也载：“（日本）宋时贡画屏风，今亦有入中国者，画金隐起如打成帖著。”

日本的倭缎和兜罗绒生产技术也在明代传入中国，对中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三曰：“兜罗绒者，琉球、日本诸国所贡也。今杭州纺织局工亦仿为之，外方罕睹。”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滨海效法为之……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

制作精良的日本倭刀，也很受中国人的喜爱。张燮《东西洋考·日本》说：“倭刀甚利，中国人多鬻之。其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而绕指也。”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说：“其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耀者。”《天工开物·锤锻》又曰：“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描述说：“钱塘闻人绍有一剑，以十大钉钉柱中，用剑挥之，十钉皆断，隐如秤星，而剑锋无损。屈之如钩，纵之复直，非常铁也。”

日本曾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制造和使用鸟铳。后来中国从倭寇手中缴获这种武器，从而学会了制造和使用技术。郎瑛《七修类稿》说：“嘉靖间倭入内地，有被擒者，并得其铳，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国遂传其法，今且遍天下云。”

明代中缅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华夷译语》

译书馆培养翻译人才　出于同缅甸交往的需要，明朝政府于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成立四夷馆，馆内设有缅甸馆，培养缅甸文的翻译人才。大约在正统年间，明朝政府留下随缅甸使节来到中国的缅甸人当丙、云清等六人，在缅甸馆任教，授予“序班”的官衔。他们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缅甸语翻译人才，“后俱卒于官”。弘治十七年（1504年）因缅甸译学失传，明朝政府又令云南地方官，请缅甸派人来任教。同年，缅甸阿瓦政权派陶孟（缅语意为“头目”）思完、通事（翻译）李瓒入访中国，送来孟香、的洒、香牛三位教师。明政府安排他们在缅甸馆任教，均授予鸿胪寺序班的官衔。后来，的洒（汉名靖之）和孟香（汉名德馨）因教学成绩突出，均升任为光禄寺署丞。四夷馆学习的课本称《华夷译语》，现德国柏林藏本最为完整，共24篇，第二篇为缅甸译语，这是我国最早的缅华对照的词典。日本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中有缅甸语杂字，附译史纪余、缅甸国书（表文）。

中缅丝绸贸易　中缅边境的永昌（今云南保山，包括德宏州），自古是中国通往缅甸、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门户。明代我国西南盛产的丝就大量汇集到这里，经过染色加工，织成漂亮的白底金线翠色边的三色丝绸，再销往缅甸，转销各国，同时从缅甸输入各种特产，再转销内地，故有“永昌出异物”之称。哈威《缅甸史》提到：“公元1531年缅王莽瑞体攻陷下缅甸沿海商业城市马都八（今莫塔马）时，就发现仓库中藏满丝绸等货物，当时世界各国商人云集。”可见从中国输往缅甸的丝绸数量之大，以缅甸为媒介的丝绸贸易之盛。

西方学者对从我国云南到缅甸的这条西南丝路的记载也很多。例如史谷特说：“从云南到八莫的这条国际通道上，有从中国来的庞大的驮运商队（即马帮）数千骡马，数百劳工和商人，从中国运来大量丝绸。在八莫有座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14]当时从缅甸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棉花，大量的棉花由伊洛瓦底江北运，经八莫运进云南。我国西南缺乏棉花，缅甸棉花的输入，有助于我国西南纺织业的发展。

明代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中缅贸易往来的记载。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说：“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盖其地多宝藏，商贾辐辏，故物价常平。……普坎（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人地方。……器用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侔。”可见中缅贸易规模之大。

缅甸产的玉石，是雕刻玉佛的珍贵材料。随着两国玉石贸易的发展，缅甸玉佛传入中国者不计其数。我国五台山广济茅蓬的大玉佛、四川峨眉山金顶的大玉佛和上海玉佛寺的大玉佛，都是峨眉山金顶的果迦法师自印度回国途经缅甸朝拜大金塔时，缅甸佛教徒赠送给他的。浙江的普陀山文物馆、杭州的灵隐寺、福州的涌泉寺、北京的北海团城等，也都有缅甸赠送的玉佛。这些玉佛千姿百态，有卧佛、立佛和坐佛，均嵌有珍贵的宝石。《滇海虞衡志》曾描述这些缅甸玉佛精美的工艺说：“豪光焕发，惊动天人，洁白无瑕，巧夺神工。”这是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曾七次远航亚非各地。在《郑和航海图》上绘有下缅甸沿海城市的地名和方位。据中外学者考证，其中落坑（今仰光）、八都马（今莫塔马）、打歪（今土瓦）、答那思里（今丹那沙林），都是缅甸孟族的海港。明代中缅民间的海上贸易也很活跃。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曾描写中国闽粤海船运载瓷器等商品至下缅甸沿海城市销售的情况，他说：“江海舳舻与中国同。海水日潮者二，乘船载米谷货物者，随之进退。白（原误作“自”）古（今勃固）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丈？），长者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我国已故陶瓷专家陈万里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中国青瓷从海路传入缅甸的情况。他说：“自13世纪80年代至15世纪40年代，这150年期间，福建的泉州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我国青瓷从泉州港大量运往海外，运到缅甸的马达班湾（今莫塔马湾）的毛淡棉。该地是东西海上交通的转运中心。中国瓷器因为要在这里大量转运出口，也有在当地仿制的，所以称为麻尔拔里（Martabanri），亦即马达班（Martaban）瓷器，行销缅甸全国，还转运到东南亚各国，享有极高声誉。”[16]据缅甸考古调查局1915年报告，缅甸勃生河口就曾发现过15世纪的中国瓷器。哈威《缅甸史》还提到当时下缅甸白古、八都马（今莫塔马）、顿逊（今丹那沙林）等海港城市，都有从中国运来的香木和瓷器，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瓷器不仅传入缅甸，而且在缅甸转口或在当地仿制出口。中国制瓷技术的传入，对缅甸的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