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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与欧洲拉美的文化交流（第2页）

第四，制炮技术。明朝末年，朝廷为了抵御满洲贵族军队入扰关内，命汤若望试制火炮。崇祯十六年（1643年），汤若望与焦勗译述并刻印《火攻挈要》。此书介绍了制炮技术、制弹药技术，还介绍炮攻技术。估计汤若望在试制火炮的过程中，参考了西方的火炮弹药制造技术。而焦勗通过译书，也掌握了这种技术，因此被时人视为火炮专家，许多人纷纷上门向他求教。

第五，天文仪器制造。徐光启与熊三拔合译《简平仪说》一书，主要介绍测量仪器简平仪的原理。不久，他们便参照该书原理合作制造了天盘、地盘（简平仪）、定时衡尺等修历所必需的仪器。后来徐光启设立历局督修历法，又组织人力译编大部丛书《崇祯历书》，并制造天球地球仪、交食仪、星晷、七政象限大仪、测星纪限大仪等一批天文仪器。

第六，水利器具与水库工程。徐光启与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方水利器具与水库工程，其中第六卷为图，绘有西方各种器具的图式。徐氏等在翻译《泰西水法》时，他们结合我国传统的水利工具，制造了一些按照西方技术改进的新器具，并把制造方法和试验结果载入该书，以便国人参照仿制。

第七，自鸣钟制造技术。王徵与邓玉函译编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摘引了《自鸣钟说》一书的内容。《自鸣钟说》为西人译述，译述人员与年份不详。徐光启于崇祯二年（1629年）上《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所列“工料”列有“自鸣钟三架，中样者每架价银五十两，大者及小而精工者价值甚多，今不必用”一项，说明当时历局已能装配或仿造自鸣钟。[27]

中国陶瓷、丝绸大量输往欧洲　明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当推陶瓷。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利、埃姆渡利等人来到广州，购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中国瓷器和丝绸。这是我国和欧洲国家在16世纪时期的第一次直接贸易。此后，葡萄牙商人为高额利润所驱使，纷纷前来中国，将中国的瓷器、茶叶、生丝、漆器等贩运欧洲。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人也接踵而来。自从航海家麦哲伦在1521年3月到达了菲律宾以后，他们就把菲律宾作为跟中国进行商品贸易的据点。到明末，荷兰人不满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也加入到中欧贸易的行列中来。

唐宋以来，大量中国瓷器输往西亚，通过穆斯林商贾之手贩往地中海周围各地。但是直到15世纪，中国的瓷器在欧洲还是极为稀有的珍品。德国卡塞尔朗德博物馆现藏一件刻有卡泽伦博格伯爵纹章图案的青瓷碗，是欧洲现存最早有年代记载的明代瓷器，一直被黑森家族视为传家的珍宝。因其稀少珍贵，所以价格也特别高昂，据达米·德·戈斯的说法，当时欧洲一件瓷器的价值，等于七个奴隶。所以，中国的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人的珍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Bellini）1514年创作的作品《群神宴》，画面中央盛水果和汤的大钵都是地道的明青花瓷器。其中一件满盛鲜果，置于众神面前，另外两大瓷钵分别由一位仙人头顶和一位仙女手持。可见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此画现藏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据专家考证，这三只瓷钵的形制与纹样都明显为明宣德、成化年间风格。此画中的这类瓷器应于新航路开辟之前已经运到欧洲。[28]新航路发现后，中国的瓷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往的信件统计，估计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80年中，有1600万件以上瓷器被荷兰商船运载到荷兰和世界各地。[29]从欧洲现存的中国明代瓷器来看，这些瓷器的产地为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有很多是根据欧洲客商的要求生产的，具有浓厚的欧洲文化的色彩。

中国瓷器大量运入欧洲，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促使欧洲的制陶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欧洲的制陶工匠开始大量模仿中国瓷器，制造出新型的欧洲陶器。1470年，意大利威尼斯的安东尼奥便用黏土制造出一批类似瓷器的东西。此后，他们以中国青花瓷为蓝本，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在17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清初的年代仿制成瓷器，将中国的制瓷艺术融进欧洲的物质文明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其次，中国瓷器的输入，进一步丰富了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国瓷器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广泛的实用性，深受欧洲各国上层社会的喜爱。中国的瓷器初次输入法国，法国人用1610年巴黎流行的杜尔夫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中的情人、时常穿青斗篷的情人赛拉同（）来称呼青瓷。17世纪时，英国人则称中国的瓷器为“中国货”（aware）。各国王室均把中国瓷器作为最有价值的财产，在葡萄牙甚至连王后和公主的手镯也是中国瓷器。他们还将中国瓷器视为最珍贵的馈赠礼品。达·伽马、阿尔曼达都曾用中国瓷器来博取葡萄牙国王的欢心。1578年葡萄牙国王亨利赠送意大利国王的一箱礼物中，有四件描金的中国瓷器。葡萄牙的国王、王后、贵族和航海家们还往往要求在中国瓷器上描绘自己的肖像、姓名等，以作为永久的纪念。西班牙人甚至认为将瓷器安放在死者左手的手指附近陪葬，能唤起死者的灵魂，附着在死者的身体上。他们在举行国王和王后的葬礼时，都要用最美丽的中国瓷器以及金首饰等陪葬。[30]

除陶瓷外，明代中国长江流域一带出产的丝绸、茶叶及手工艺品等也大量运到欧洲，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郭造卿防闽山寇议》所载：“是两夷者（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借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觔，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17世纪初西班牙史学家德·摩加（Antonia）更是详细地开列了中国商人在马尼拉与西班牙商人进行贸易的货单：“……大束生丝，精粗具备；素色和彩色精美小卷散丝；大量天鹅绒，有些是本色的，有些绣有各种图案与彩色花款，有些色泽艳丽和嵌绣金线；织有金银丝的浮花锦缎；大量金银线；缎子、绫罗、平纹绸和各色衣料；亚麻布制品；不同品种的白棉布匹。中国人还带来麝香、安息香、象牙；大量**装饰品、帐帷、被单、天鹅绒挂毯；各色织锦和丝毛混织品；台布、椅垫和地毯；用同类材料制成的嵌有玻璃珠和小珍珠的马饰；珍珠和红宝石：青玉和水晶；金属盘、铜壶、铜锅和铸铁锅……黑色和蓝色长袍；各种念珠、红玉髓，五光十色的宝石；胡椒和其他香料；还有种种稀见之物，如果都要提到，我将永远写不完，也没有这么多纸张来写。”[31]

中国货物的输入，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生活。特别是中国的丝绸，更成为法、德上流社会妇女争艳的装饰。欧洲人也开始努力钻研丝绸的生产技术。1537年后，意大利人佩蒙特在法国里昂开设作坊，已能生产具有强烈中国风格的丝绸。

欧洲汉学的兴起　日本学者石田千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指出：“一五八〇年有罗明坚，一五八三年有利玛窦，各自来澳门，在中国印上了第一步足迹，两人的中国研究，实始于那时。从来欧洲人于中国所记如前述，大多不过载录旅中见闻，以及事业成绩报告之类，至于研究中国，还是很隔膜的，略近具体研究，正是这个时期的事，而这便是以新来的传教师们作先锋的，耶稣会教士等来中国，于中国宗教史、学艺史上，有极重要的意义，早为人所周知。又，这以欧西的中国知识的发展，划分空前的一个时期而论，必得认为最重要的事件。”[32]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在传教的过程中，除向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还从事汉学的研究。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在北京认识了开封来的举人艾田。艾田是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利玛窦通过艾田以及后来派到中国的修士在开封的调查，考证出犹太教传入中国的史迹，同时提出了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问题。利玛窦在北京定居期间，还向通过中亚陆路来到中国的贡使与商人进行调查，并广泛寻访来自世界各地的欧洲人、印度人、波斯人、土耳其—莫尔人、波斯—忽鲁谟斯人甚至是西班牙人、威尼斯人，从而证明契丹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而不是自马可·波罗以来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这些研究成果，都记录在他每日所作的日记之中。此外，利玛窦在他去世的前两年（1608—1610年），还奉罗马耶稣会总会之命，根据他入华后的日记，用意大利文写成了一部五卷本的回忆录。后来，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将这部回忆录加以整理，转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正式出版，取名为《天主教传入中国史》。这是早期欧洲汉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另据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利玛窦传》的记载，利玛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还曾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了注释，寄回意大利，“凡传教师之入中国者，皆应取此书译写而研究之”。利玛窦对欧洲汉学的兴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因此被认为是欧洲汉学家的始祖。[33]

为了适应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需要，1585年，奥斯丁会士门多萨（JuanGonzaIezdeMendoza）在意大利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这是欧洲系统地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最早的一部著作。它的出版，受到欧洲人的普遍欢迎。五年之内，在欧洲各地又先后出版了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拉丁文和德文的译本。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之后，天启六年（1626年）金尼阁又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这是正式出版的中国儒家典籍最早的西文译本。[34]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兴起的汉学研究，在明亡之后继续发展，从而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这对欧洲文学艺术、园林建筑等，特别是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

在明代，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也进入新的阶段。虽然早在先秦时代，中国文化就曾对美洲的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此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到了明代，以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为中介，中国文化再次输入拉丁美洲，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瓷器和丝绸。

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大都是先输往南洋群岛，再由西班牙、葡萄牙转运拉丁美洲的。1573年，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两艘西班牙大帆船中，就载有中国瓷器22300件，这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记录。[35]此后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墨西哥、秘鲁、巴西、危地马拉等美洲国家。它不仅成为各国上层社会的生活用品，而且还是贵族衡量财富和文明教养的标志之一。这些中国瓷器，或被用作住宅、教堂的装饰，或被用作赌注，在美洲文化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中国江浙地区出产的丝绸也经由西班牙的大帆船，源源不断地销往拉丁美洲。据学者研究，从马尼拉开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除少数年份外，都可以称之为“丝绸之船”（又称来自中国之船，nuosdea）。当时每船登记载运的各种丝织品少者有三四百箱，最多者达到1200箱。这表明从16世纪以后，从中国南海到美洲的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已经形成。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绸在美洲深受欢迎，它大大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不仅贵族喜用丝绸打扮自己，连当地的西班牙僧侣也用它缝制法衣，装饰华丽的教堂，就连一些下层居民也穿丝绸和上等的中国亚麻布。1602年5月15日，秘鲁总督蒙特瑞公爵在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

那里（利马）的西班牙人都过着非常豪奢的生活。他们都穿最上等、最昂贵的丝绸衣料。妇女们盛装丽服之繁多与奢侈，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罕见，因此，每年只要有四艘商船开往秘鲁，所有的衣料都会销售一空，其他货物也是一样，因为商船要隔很久才去一次，而人们却一向都穿新西班牙和中国运去的衣料。但就中国货物而论，只有非常贫穷的人、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男女都有）、华印混血种人、大量的印第安人以及为数甚多的混血儿们才穿用。印第安人的教堂也多大量使用中国丝绸，把教堂装饰得气象庄重；在这以前，这些教堂因买不起西班牙丝绸而显得简陋不堪。现在只要中国丝货大量运来，秘鲁的供应便不虞匮乏，同时货价也比较低廉。[36]

中国的丝货输入美洲，不仅影响了美洲人的衣着打扮，而且还为当地的丝织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如湖丝运入美洲后，曾使墨西哥14000多名纺织工人获得了就业机会。

此外，中国的纸扇、茶叶及园林建筑艺术等，也早就被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带到美洲，对当地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印第安文明也对明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印第安人培植的番薯、玉米、马铃薯、大花生、菠萝、烟草等农作物，也在明代先后传入中国[37]，这是拉丁美洲印第安文明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在史前时代，甘薯已经从美洲传播到太平洋波利尼西亚诸岛。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人把甘薯带到全世界，后便辗转传入中国。据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之。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诸藤，绞入没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两种茎叶多相类，但山薯援附乃生，番薯蔓地生；山薯形魁垒，番薯圆而长；其味则番薯甚甘，山薯为劣耳。盖中土诸书，所言薯者，皆山薯也。”据宣统《东莞县志》记载，明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东莞县人陈益到越南，当地人用甘薯招待他。陈益设法取得薯种，带回国内，念其来之不易，先种于花台，结果得薯块，起名为番薯。后来推广，成为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1961年我国文物工作者在福建发现了珍贵的孤本《金薯传习录》，刊行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作者提到其祖先福建长乐县人陈振龙，曾侨居吕宋，发现当地种植和食用番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严禁薯种外传。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乘船回国时，把薯藤偷偷缠在缆绳上，涂上污泥，航行七日抵达福建。当年六月，陈振龙命其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献薯藤，并介绍用途和种植方法，不久在福建试种成功，并迅速推广开来。为纪念陈振龙父子传播薯种的功绩，后人在福建乌石山海滨设立“先薯祠”[38]。这说明甘薯是经过多种渠道传入我国的。及至明末，番薯逐渐传到了我国北方。

马铃薯原产于美洲，约于明万历间传入我国。其传入的路线有两条，一为从东南亚传入我国东南沿海的闽、粤两地；另一条是从海外直接传入我国京津地区。[39]马铃薯在我国出现虽然晚于欧洲诸国。但直到18世纪末，马铃薯在欧洲还被视为观赏植物，而我国却已将它当作粮食了。如清初康熙年间成书的《畿辅通志·物产志》即已经提到：“土芋一名‘土豆’，蒸食之味如番薯。”乾隆十五年（1750年）左右成书的《祁州志·物产》，也提到土豆。这说明，我国人比欧洲人更早地认识到马铃薯对于国计民生的价值。

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1492年哥伦布远航到达拉丁美洲，被田野里种植的玉米吸引住了。1492年11月15日，哥伦布在其报告中提到：“有一种谷物叫玉米（Maize），甘美可口，焙干可以制粉。”16世纪中叶以后，玉米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在明代传入了中国，一路由滇缅的陆路传入云南，一路由东南沿海的海路传入浙江、福建和广东。中国在古代已种植玉米，但一直没有成为主要的农作物品种。玉米现今成为我国许多干旱地区的当家农作物品种，与玉米新品种的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

花生为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美洲。1492年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后，把花生种子带到欧洲。大约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花生从南洋引入我国。清初张璐《本经逢原》载：“长生果生闽北，花落土中即生，从古无此，近始有之。”花生的驯化不是单元的，我国也是原产地之一。考古学者于1962年在江西修水县原始时代遗址中发现了4粒炭化花生，其粒肥大，呈椭圆形，其中一粒长11毫米，宽8毫米，厚6毫米，说明我国种植花生至少已经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40]不过，中国虽在古代已经种植花生，但一直没有把它当作主要的油料作物品种。花生现今成为我国许多干旱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这与花生新品种的传入有关。

烟草原产于美洲，由玛雅人驯化。哥伦布船队远航到达西印度群岛时，发现印第安人卷起一些干叶，点燃后放入口中吸食。后来，他们便把烟草叶子带回欧洲，烟草由此传播开来。据《清稗类钞》记载：“烟草初来自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始入内地。”《蚓庵琐语》又记：“烟草出闽中，崇祯八年下令禁之。”可见明崇祯以前烟草已经传入中国沿海地区。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中说“此物自古未闻也”，足见它确是外来物种。方以智著《物理小识》说：“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巴果，渐传至九边。”

向日葵原产于美洲，是新航路开辟以后传至世界各地，大约在17世纪从东南亚传入我国的。据《群芳谱》记载，当时被称为西番菊或丈菊。《花镜》中描述：“每干顶生一花，黄瓣大心，其形如盘，随太阳回转，如日东升，则花朝东，日中天则花朝上，日西沉则花朝西，结子最繁。”我国在先秦时代已知“葵”这种植物，而且很早就注意到葵的向日性。但我国古代土生的葵与现代种植的向日葵，显然不是同一品种，而且也没有成为主要农作物品种。向日葵成为我国主要农作物之一，应是明代的事。[41]

注释

[1]朱元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2]参见张安奇、步近智总纂：《中华文明史》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4]参见王孝先：《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5]《明史·宦官传一》。

[6]［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中译本，5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答铁铮》，载《民报》第14号。

[8]道衍：绝海中津《蕉坚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