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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梳理（第1页）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梳理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奠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之上，他主要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构建意识形态的框架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伊格尔顿通过这种系统梳理逐渐明确了意识形态的内涵。

（一）“虚假意识形态”解析

马克思提出了“虚假意识形态”的观点，有人解读为虚幻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结构的颠倒反映，这种虚饰性的思想观念只能与实在相抵触。伊格尔顿认为这种理解简化了意识形态思想的全部意义，甚至最终会沦为“经济决定论”。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的否定批判和对未来乌托邦理想的信念，试图构建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化理想。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攻击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主要弱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个体“想象的”和真实世界的关系，它不是科学的概念，更不能承担科学解释历史的重任。这种“想象性”可以使主体获得不可估量的力量（包括心理、情感、行动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构成生活的基本品质。美国哲学家詹姆逊创造“意识形态素”这个概念，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伊格尔顿看到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纯粹统一，应当把意识形态看作各个社会集团和阶级斗争进行谈判和交锋的场地，而不只是表明各阶级内在的某种世界观。

伊格尔顿认为至今仍无一人可以为意识形态下一个完满的定义，因此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不是对其本质的界定，而是选择以一种开放的、辩证的方式来解释意识形态，将其视为“一个由不同的概念线索交织而成的文本。从这些概念线索的历史性分歧中鉴别哪些应丢弃，哪些则应继承”，他认为这种方法“可能比人为构造某些宏大完整的理论更为重要”①。也就是说，伊格尔顿在这里刻意避开了对意识形态简单下一个规定性的定义，因为这种定义方法同样有反映论的嫌疑，也会造成不全面和自相矛盾的状况，因此，伊格尔顿选择从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和内容的复杂性方面来对其进行描述。

在认识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之后，伊格尔顿对人们所熟知的“虚假意识”学说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虚假意识”对应的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欺骗，是对现实存在的否定，但是许多表达信念和价值系统的意识形态言论实际上并不虚假，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真实存在的因素。经验告诉我们，人们之所以对意识形态观念加以信任甚至为之献身，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满足了人们某种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并不是完全虚假的。

而意识和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其根本区别在于：从客观存在而言，意识不能独立存在于物质之外，它是对存在的反映，意识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同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交织在一起；而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阶级利益和社会结构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人类意识进行加工和改造形成的思想观念，这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劳动分工具有紧密的关联。人类社会发展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时候，脑力生产者于是就构造“纯粹的”理论，其中就包含意识形态的萌芽。当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细化，甚至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尤其当脑力劳动者为统治阶级构造思想的时候，意识形态就产生了。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立化的和异化的社会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虚幻的反映，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的现状辩护，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确实具有虚假性的特征。

因此，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虚假性”，这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有经典表述。可见，早期马克思主要是就否定意义上阐释意识形态概念，其中“虚假的观念体系”是其基本含义之一。马克思在书中反复指出，德国哲学是要从“天上到地上”，而我们则要从地上即从现实的基础出发。“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基本规定无疑地主要是指其‘颠倒性’，即它根本地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活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的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这里所说的‘虚假’，主要指没有把观念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致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头脚。这种规定本身无疑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①关于“虚假意识”的问题，据考证，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使用过“虚假意识”这一词语，最早的使用者是恩格斯。在1893年恩格斯给弗朗茨·梅林（F。Mehring）的一封信中，提到过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并且解释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虚假的，是由于“推动它的真正动力始终是它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根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它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②，这句话充分揭示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原因所在。伊格尔顿继承了这一思想，在作为表征的意义上肯定虚假意识的存在，正如他在访谈中明确宣称的那样：“确实认为存在某种对应于虚假意识的概念的东西。”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地在思想史上确立了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域”②，但“意识形态”术语的内涵却并未确定下来，“意识形态”一直作为一个争议的范畴而存在，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无法回避的主题。在借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与反思。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为意识形态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提供了经典而充分的素材。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与历史，或者意识形态与文本的图式关系，存在着许多循环的变量、许多不同的模式以及许多不确定因素。”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如果意识形态等于“虚假意识”，那就等于说人们普遍生活在“虚假意识”当中，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和我们生活的实际状况，“意识形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幻觉，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是一种积极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必须有足够的认知内容，以组织人类的生活实践”④。

也就是说，即使是颠倒反映的“虚假意识”，并不是完全幻想出来的东西和人为加工的产物，也是在物质生产关系即整个社会物质结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例如，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必然会生产出“商品拜物教”，这种“虚假意识”，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关系和需要。当然也不能说意识形态一定是真的，意识形态有时候确实表现为一种系统的歪曲，它与真实的社会历史真相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甚至在形式上还处于对立的地位。阿尔都塞就较为深入的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这种虚幻的特征。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而是表明“我”与世界的生活关系的暗示和表象系统，是将人建构为社会主体的一种特殊表意实践，它并不是针对世界的真实，而是对于人的思想行为的塑造。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意识形态把社会行动者建构塑造为人类主体，让个体获得一种虚构的角色，并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和“中心感”，并在这种自我意识的基础上来确定个体的社会功能、角色和形象，保证生活的“正常”进行，个体感受不到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表象，这种虚幻的象征给人以希望和安全，并为人提供服从社会秩序和阶级统治的理由。

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下，伊格尔顿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首先，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形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①。在这里，伊格尔顿实际上还是认为意识形态以一种虚假的想象性的关系去塑造社会主体的社会意识。但他同时又指出，意识形态同样包含着真实性的因素，它与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其虚假性正好体现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权力的勾联，是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的一种功能性的展现。

伊格尔顿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遵循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关系的规定性以及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所以必然会坚持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以及政治意义，也就是说，伊格尔顿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因此必然会关注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各层次和上层建筑各区域之间的多重结构的复杂关系。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范畴复杂性的充分考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他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的重视，因为正是在政治功能或“组织人类的实践生活”的层面上，意识形态似乎更注重目的而不在乎手段。应当重视的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政治性或者政治功能使主体得到了充分的能动性，以有效地发挥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现实基础的巨大作用。或许正是这种政治功能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既然意识形态掩盖了现实中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是一种谎言和欺骗，所以为了维护这种谎言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形态就更需要扭曲现实，制造假象，继续迷惑人们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政治功能。

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立场出发，参照各种意识形态概念，论证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含义及其效果，并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中也包含着真实的要素，这种虚假也是一种真实，是权力结构的真实反映，是为了进行真实斗争而采取的策略。因此，伊格尔顿最终将意识形态及其虚假性置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之中加以界定，最终为充分发挥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释义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拉西创立的包含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成分的“意识形态”概念，成为马克思确立意识形态现代语境的一个背景。马克思首次将这个词看作一个哲学概念，并开辟了意识形态研究的对象以及方式，“无论如何，直到最近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研究，无论其企图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那些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保留地”①。伊格尔顿也是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启示之下，尝试建构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而这种启示使得伊格尔顿认真追询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结构，也就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

特拉西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这个在当时积极进步的概念经由拿破仑的曲解和污蔑而变得面目全非、抽象空洞。意识形态被意识形态家认定为是有助于社会改革进步的真实意识，但拿破仑政府在宗教势力的鼎力支持下向帝制统治演变时，和这些意识形态家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并赋予了意识形态否定和贬义的色彩，使“意识形态家”这个指称兼具“意识形态家”和“空想家”两种角色。

拿破仑指责来自共和派和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家用“冗长散漫的形而上学”代替了“性情知识和历史经验教训”，这样的指控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因为“形而上学”正是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家们所不能容忍的目标，他们相信思想观念和物质条件之间有种紧密的相互联系，有时也承认思想观念还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个立场不是那么明晰的弱点，被拿破仑抓住并放大，认为他们在过度的理性主义中夹杂了不计其数非理性的东西。“在他眼里，这些理论家对理性规律的探寻已经走到把自己锁在抽象空间中的地步了，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脱离了物质现实。”①这样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表意由科学理性的代名词偏移到空洞虚无的唯心主义层面，结果“摇摆于肯定的和否定的含义之间，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历史的特点”②。这些思想无疑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关于意识形态的思考，而这些思想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相关思考也影响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