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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梳理（第2页）

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样对隶属于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思想作了深入的阐释，“法国人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地形而上学，是对于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的一种列举和分析。这些思想规定并没有辩证地得到考察，他们的材料是从我们的反思和思想中取得的，而包含在这种材料中的各种规定又必须在材料中得到证明”③。任何一个脱离了历史过程的思想，都不能在其所在的时代中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因为与历史过程的相对性是它存在的前提。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寻找。因为个人和时代的计划是著名的‘理性的狡计’（gofReason）的手段，用以造成通常远不同于原先思想家所期望的结果”①。这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发展的阶段特征。《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深入论述意识形态各个阶段不同表现形式的

代表作，黑格尔在第四阶段即狭义的精神阶段，提出著名的“教化”和“异化”概念，指出“教化的虚假性”“语言是异化或教化的现实”"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等问题，这些对教化和异化现实世界的说明，为意识形态含义概念之后发生根本转折埋下良好的伏笔。因此，“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正是结合法国和德国两者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②。

费尔巴哈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来批判宗教异化，但是也触及意识形态和异化的内在关系问题，他在建立自己人本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使我们从唯物主义角度认识到宗教的意识形态本质。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在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对其早期意识形态观的综合阐述，“第一次明确地在思想史上确立了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域”①，在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考察中，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部分思想，将意识形态看成自由漂浮在物质基础上，同时否认物质基础存在的思想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看法：“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②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必须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也必须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得到说明。

这就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是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生产的基础就是物质生产方式，其中的物质交往关系也就是以后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可见，在马克思这里，已经包含了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考察意识形态的思维和内容。

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范畴置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之中，认为要想改变世界，不能仅仅通过意识形态的变革或观念的革命，更需要现实层面的斗争实践，推翻旧社会统治的物质基础，尤其是经济基础，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张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仅仅进行思想上的革命，他明确说过：“实际上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①只要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所以从物质实践角度来解释意识形态是科学的，但马克思同时也认为并非所有的思想都是意识形态的，“使思想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正是它们与劳动过程所固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冲突性之间的关联”②。从根本上说，一是这些冲突来自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意味着从劳动与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开始出现分配不公；二是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私有财产合理存在，以及私人与公共利益不一致的局面，开始赋予特定思想以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思想掩盖了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经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进行辩护。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创造性地提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实践的，而意识实践的特征首先就是生产掩饰社会经济关系本质的神秘和幻象。在这种语境下，意识形态具有贬义的性质，“在马克思自己看来，意识形态的贬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相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和唯物主义是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关联方面，则体现为一种“公平”的假象，“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①。在此意义上，早期的马克思视之为虚假意识，只有那些掩盖了剥削真相、社会矛盾的思想才是意识形态的，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生产过程，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社会结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参与因素。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著作，对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伊格尔顿在借鉴最新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当时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主要表现在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征重新理解并作出界定，对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特性进行深入分析，对意识形态的感性维度做出独特的阐释，从而将意识形态的研究引入到实践领域、内在视阈与感性维度的中来，在一定意义上积极地创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有关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范式，拓展其理论张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作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标志，他在书中从两个层面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一是指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二是阶级社会“观念的上层建筑”，具有虚假性和阶级性，因为它是统治阶级为了掩盖社会矛盾和剥削真相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体系。相较于马克思后期更成熟著作中的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论述还是产生了一些关键性的变化，比如从早期援引的“照相机比喻”发展到对“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发现，“商品”其本身也被发现蕴含了真实的力量。这就说明，马克思在物质性的生产中发现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即意识形态的生产并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结果和产物，它与物质生产活动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在统一生产过程中，互相影响、彼此促进，共同形成了社会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着力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形式与作为其基础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商品”起初看起来是极为简单普通的，再仔细分析发现它却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①。为什么普通的劳动产品一有了商品的形式就具有了谜一般的性质呢?马克思指出，这是由于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类一般的、抽象的劳动决定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形式；最后，生产者之间的体现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正因为如此这些产品变成了商品，也就是说，变成了既是可感觉又是不可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②。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产品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也就是说，商品生产过程中既是有形的商品的生产，同时也是无形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它们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

但是，马克思认为，价值形式和价值关系与产品的自然属性没有什么关系，而与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紧密关联，“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借用宗教世界的幻境来比喻这一现象，“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作拜物教。”①实际上，马克思使用“拜物教”一词，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异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与人的关系隐藏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人们注重于物与物的关系，而忽视了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社会生产产生了误识。

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被掩盖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之中，这种生产交换活动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却不能得到如实的反映，而是颠倒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内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②在这里，意识形态的观念仍然处于颠倒和掩盖人们之间真实关系的观念的内涵之中，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的虚假含义，转而重点突出在被认为是反映了某种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事物，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内在地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内涵，这种内涵是通过间接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的意涵，它本身也是一种真实力量，如何去除这种虚假性和阶级性，他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进行实践的共产主义运动。

伊格尔顿理解并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同时结合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化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一方面认识到了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的内在必然性，即意识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构成要素；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将注意力集中到以下问题，即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事务中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形式，研究意识形态生成的方式，即研究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和策略。“意识形态研究不仅是观念的某种社会学，更特殊的是，它试图表明观念是如何与现实物质条件相关联的。它往往通过遮蔽和掩饰它们、以其他术语替代它们、尤其是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并把这种状况变为显而易见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和普遍性的观念。”①这种改变和掩盖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性策略，“简言之，意识形态在这里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而非仅仅是世界的反映；至今，马克思的传统一直致力于描述意识形态的各种策略中的一种或全部”②。伊格尔顿认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忽视了这些策略的全面性，因此他试图揭示意识形态中的全部策略，以便纠正传统的误解。

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不仅考察了意识形态产生的认识论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联，正是在这种关联中，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这种社会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共同巩固了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从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以及思想利益。

阿尔都塞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得到了启发，从而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反应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是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与想象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①。阿尔都塞这段话说明了我们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才能感知、阐释我们存在的物质条件，意识形态就是我们与社会历史现实存在的一种中介，但却只是一种想象的中介，它不能带人走入真实的现实世界。另外，意识形态所表征的是个体生活与其中关系的想象性关系，而不是支配个体存在的系统，也不是决定性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这就重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指出意识形态只是对于物质条件或经济基础的依附与想象，二者从属于不同的逻辑和层面，他们之间不是决定关系，经济基础只是影响意识形态的社会因素之一。

伊格尔顿深受阿尔都塞的观点的启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前者“限定”（SettingofLimits）后者的关系，是制约和影响而非简单的决定关系，也可以说是前者对后者施加压力和影响（ExertingPressure），并从这种限定性影响中揭示二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会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建构产生限制。所谓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限制’。生产方式不会自己指定一种政治制度、文化形态或社会观念”①。可见，伊格尔顿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说明，从单纯的经济决定论中解脱出来，将二者置于一种更加复杂的平台上进行考察，以此来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

正是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框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详细解读下，伊格尔顿描绘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主要逻辑结构，即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互动同构关系中，而不是简单的反映在决定关系中，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产物，同时又是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参与要素，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物质生产和思想意识生产的统一。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虽然在根本上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但是这种决定不是简单地对应关系，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以及权力关系具有紧密的关联，它不但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关系，而且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与这些关系互动，促进这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同时进行着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物质生产方式中有意识形态的生产，而且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同样也有物质产品的产生。

伊格尔顿在这里明显沿用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思路观点，扩充了上层建筑生产的范围与过程，并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并认为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中既有经济基础的因素，也有上层建筑的因素，即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