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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识形态批判的语境与维度（第2页）

第一，在意识形态的“幻象”背后寻找真实性，以显露社会的真实性为最终目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结构之间会有对应性，这种对应性除了反映颠倒的社会现实之外，也在表征社会个体的真实经验，更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意识形态乃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与积极的物质力量，而不是一种不真实的幻象”②，这种真实的观念与社会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存在论上是真实的，它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的现实结构之中，并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产生实际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整体物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要素。因此，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产物，在现实中更是社会结构的客观产物，是一种维护社会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特殊的政治性实践活动，如此一来，伊格尔顿就将“意识形态”从认识论转移至存在论领域，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与现实性。

第二，面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复杂关系，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①。即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反映关系，而是一种想象关系。伊格尔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反映，更是对自身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的一种想象与体验。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式，反映的不是现实社会的异化状态，而是对社会现实异化的一种社会个体的体验关系，即个体与现实社会条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是源于颠倒的社会现实，而应当是对个体与社会异化现象关系的误识，意识形态“反映了屈从于社会条件个体的经验性关系”②。因此，在伊格尔顿的研究语境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是因为其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异化，而是表征了人们与异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不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实践活动中的经验关系。

第三，针对意识形态功能的虚假性，伊格尔顿肯定意识形态功能的实效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试图用科学的理论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导致意识形态与科学相对立，成为一种“冗长散漫的形而上学”，所以在意识形态终止的地方，才能真正去追求科学真理。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二者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相对于科学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意义尤为重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与其说是‘科学’或‘总体性’，不如说是‘解放知识’”①。从而实现在存在论的领域中探讨意识形态的实践效果，揭示真实条件下意识形态的运行功能，从而将其社会功能由虚假论转向效果论，这种效果掩盖了社会的矛盾冲突与利益分裂，阻碍人们了解社会异化的真相，因而无法实现社会个体自我认同。

在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理解方面，伊格尔顿深受阿尔都塞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思想的影响，强调并分析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内涵，认识到意识形态在现实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功能，也将意识形态反思的重点从认识论领域转移到功能论领域。伊格尔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揭示了认识论领域中带有虚假性特征的意识形态思想在社会现实实践活动中的功能性与真实性意蕴，即既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又是一种现实的体验关系，还具有有效的历史效用。

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是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意识形态主要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家”加工出来的，而这些“思想家”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他们给意识形态打上了空想、唯心主义、经济利益为上等贬义的烙印。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思想家”编造的产物，这种编造的最终目的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也就是将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意志普遍化，从而排斥其他阶级的意志与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有人为建构的虚假因素，意识形态背后显然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总体而言，他们对意识形态生产的论证辨明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基本特征。由于条件的限制与关注重点的差异，仅是从宏观上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未深入探究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其内部的各种微观矛盾与冲突，尤其是未能揭示被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在当前西方社会矛盾微观化与多样化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内部的各种关系成为一种迫切的理论需要，伊格尔顿指出，用辩证的眼光揭示意识形态内部各种具体利益和矛盾的冲突，比起阐释宏观的意识形态理论更加有意义，“‘意识形态’这个词就是一个由不同的概念经纬交织而成文本，里面含有各种各样的历史踪迹”①。它不应仅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利益的精神统治工具，还应该是被统治阶级用来奋起反抗的革命工具。

伊格尔顿反思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关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特征，既考虑意识形态的阶级支配性，又需考察意识形态生产中的内部矛盾性与冲突性，以此积极探索被统治阶级可能选择进行意识形态反抗的路途。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阶级性表现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物质利益关系的反映，这在宏观层面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关系的内在一致性，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然而，一种意识形态是否仅仅就是统治阶级意识的反映而不关涉其他阶级的意识，这涉及意识形态内部构成问题。

伊格尔顿深入考察了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后指出：意识形态的生产应当被视为一种带有差异性特征的生产，将意识形态归属某一阶级并不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着矛盾甚或冲突世界观的复杂系统，而不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单纯反映”①。不可否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精神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他阶级也可以在精神生产中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来生成自身的意识形态，从而导致意识形态内部充满矛盾性与斗争性。

既然意识形态内部蕴含着被统治阶级的意志，那么被统治阶级完全可以在意识形态中寻找自身的意识形态内涵，来积极反抗利用意识形态企图压迫的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认这种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并指出了被统治阶级不但在物质关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在精神生产中也处于被动地位，从属于统治阶级的精神生产。但是从属并不代表就是完全驯服，也包含着反抗的可能性，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的生活伴随着从属，陷于从属，反对从属”②。那么，被统治阶级如何在意识形态中发展自身的意识形态呢?关于这个问题，伊格尔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意识形态文本不是一个孤立、自封的系统，它本身带着强烈的开放性特征，意识形态文本包含意识形态产品的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散播者，不同的人通过意识形态文本阅读或消费，可以生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文本阅读“绝不是对文本的简单‘消费’，而是一种文本及其意义的再生产”①。这种文本消费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再生产，这种意识形态文本的阅读可以解读出文本中的“空白”“停顿”或“裂缝”，从中发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示社会真相，在批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被统治阶级可以根据自身的社会经历与情感体验生成自身的阶级意识，并以此反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

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提出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不能仅从宏观上分析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应该在具体的作品生产与解读中去反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文本进行‘反抗式’的解读，揭示并占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资源”②。用以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描述与说明，揭示出意识形态与物质利益以及阶级意志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深入考察意识形态内部的具体冲突，揭示出意识形态内部的复杂关系，从对意识形态的解读中发现反抗主导意识形态压迫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对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的研究更加细致化与微观化。

虽然人们的感性活动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特拉西在创设“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时候也有反对当时法国盛行的“天赋人权”观念以及摆脱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束缚的希冀，力图解释我们的思想应该如何以身体为基础。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初级认识或感性认识视为低级形态的意识形式，称其为“纯粹动物式的意识”或“被意识到了的本能”。这种感性认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就相当于一种原始的本能。而意识形态则生产于较为高级的理性认知，是一种精神活动，只有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阶段，“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①，而这些“纯粹”的理论形式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是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条件，社会分工导致精神生产的出现，其中包括生产意识形态。而私有制使得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功能成为必要，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出现带有历史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消亡是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与知识的进步，意识形态将会被科学知识代替，而这种科学知识即真正的知识是一种更高级的理性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形态概念是在感性认识及本能之外的，或者说预设了人的本能与意识形态是无关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并不具有感性认识的内涵。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感性内涵进行了挖掘，一方面，他们揭示了意识形态与艺术审美的内在关联，认为艺术审美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阐述资本主义对人的情感的虚假满足揭示了意识形态在本能方面的内涵，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虚假升华了人们的情感本能，这种虚假的情感满足消解了人们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意志。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伊格尔顿考察了意识形态在情感领域的社会功能，“通过理性化的劳动方式，消除人的本质以及把人变成单纯的功能等做法从科学领域进入了经验世界”①。这个经验世界属于感性情感领域。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理性认知的产物，也存在于人的自然情感与本能之中，并通过扭曲压抑人们的感性需求与人生经验，将意识形态渗入人们的本能之中，从而更加全面的控制人的身体。

在这里，伊格尔顿考察了意识形态在美学领域的运作原理，他指出，现代美学理论由于高扬了理性的功能，压抑了身体感性的作用，从而将美学的理性抽象性与资本统治的普遍性联系起来，“在一个维度上，资本主义把男人和女人身体的丰富性降低到‘原始和抽象的简单需要’……另一个维度上，资本是幻觉性的身体”②。在资本逻辑统治的社会条件下，抽象的、理性的资本或价值、剩余价值成为人们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与目标，而现实的具体需要被抽象为资本的手段与附属物。资本主义美学通过这种运作方式将资本的统治性权力注入人们的感性身体之中，成为人们的感性经验，连接了理性的责任意识与感性的快乐情感，从而虚假地缝合了社会异化条件下资本逻辑与人的现实幸福之间的裂缝，实现了意识形态对于人们身体感性的扭曲与规训，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感性维度，“身体被赋予的情感与力量形成了惯性的实践与本能的顺服，这比抽象的权力更有韧性”③。通过塑造服从的身体及其情感本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类情感与本能的渗透与操控，制造出为资本主义进行劳动的身体，这是现实具体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构成部分。

同时，伊格尔顿也看到了身体的感性维度在意识形态抗争中的积极作用，人类的丰富感性与本能是反抗意识形态统治的极为重要的力量和有效的现实资源，感性的身体与本能虽然受制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其内部潜藏着对这种压抑的抗争，人的本能欲望成为反对抽象统治法则的重要维度，“性欲并非阶级斗争的移置，而是展开阶级斗争的中介”①。

伊格尔顿在重视意识形态的感性维度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向不仅仅是在理性的规则中实现人类的自由与快乐，更重要的是在感性领域实现人类的丰富性与幸福性，“未来的人类将要实现感性力量的解放，而非再通过理性审判来合法化自身的感性愉悦”②。因此，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的感性领域中找到了反抗资本主义精神统治的现实力量，并且认为这种感性力量与身体本能同样是达到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源泉与重要保障。

所以，伊格尔顿采用感性维度去重新释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意识形态思想，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审美意识对身体感性的虚无化，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以此将赋予意识形态思想马克思以明显的身体感性内涵，“相信人类的感觉力量和能力的运用……只有通过颠覆资本主义的工具主义行为才能实现感性身体的解放”①。

从这种感性维度出发，如何来实现意识形态的批判与人类的解放呢?伊格尔顿在反思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发展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消亡与人类的未来发展，"‘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清除这些无稽之谈”②。伊格尔顿看到了社会客观历史的重要性，进而以身体视角尝试去阐释解放的内涵，以期寻求一个社会历史与身体感性的结合点，将私有制的废除与身体丰富感性的回归统一起来。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伊格尔顿认为对于资本统治的抽象性及其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应该从单纯的认识论领域的理性批判转向审美领域的感性批判，将丰富性的身体感性与本能从抽象价值的观念下解放出来，从而去规划人类的未来存在形式。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整个意识形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性文本，受当时历史条件与理论主题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也留下一些尚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恩格斯就曾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②。伊格尔顿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与思考，并借助最新理论观点进行了反思，通过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重新释义，将意识形态从主观认识论转向实践存在论；通过对意识形态内部矛盾性的分析，论证了意识形态固有的冲突性与抗争性，将意识形态生产的分析从外在的宏观领域引向内在的微观领域。通过对意识形态感性领域的强调，揭示了身体感性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功能，将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从理性维度扩展至感性本能维度。

因此，伊格尔顿在坚持《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深入考察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意识形态内部的差异性以及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抗争的可能性，深入探寻抽象的资本逻辑与丰富的身体感性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功能，这些重要的理论思考都指向意识形态生产的具体范式，这可以说是伊格尔顿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应。

马克思还提到过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关系，但是没有进行过具体论证，所以显得较为粗略，伊格尔顿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心理意识”和“权力话语”之间尝试搭建了某种联系，以说明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但是这种联系如何在现实中得以履行呢?关于这一问题，阿尔都塞打破了意识形态概念上简单化的反映论，强调它实践功能的内涵和趋向，以结构主义的观点解读了意识形态的内涵，这一观点深深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

伊格尔顿深入分析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论文，并指出了阿尔都塞的贡献，“这一著名的对意识形态功能主义的（Fun）思维方式和它诸多的认识论命题，已经遭到严重的批判，但是毫不夸张地说，就这一篇文章已经改变了我们当今意识形态的思考路径”①。在这篇论文中，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只具有空间的结构性，而没有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与功能，从而使得它成为了一个非历史的现实，即一个全部历史的现实，其意义是，那种结构与功能是不变的，以相同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可以称作的历史之始终。”②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作一种社会权力结构，是一种空间存在的观念形式和权力形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霸权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的痕迹。

阿尔都塞并不完全否认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功能，但是他觉得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和社会功能更加重要，“实践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③。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意识形态通过表象体系作用于人的意识从而使得人们服从现存的社会秩序，自觉地践行自身的社会角色。

阿尔都塞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加工过程，“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④，社会个体与其存在条件通过意识形态的表征作用而连接在一起，这句话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意识形态表征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媒介，通过自身的表象系统作用于人，将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转化为一种虚幻性的想象关系，从而控制人的思想和认识，并认同了社会秩序和自身的位置；二是“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的存在”①。他指出，意识形态的表征过程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的，包括学校、教会、家庭、报纸杂志和工会等机构，通过人在其中的物质实践活动把意识形态观念强加给人们从而实现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下，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工具，还是一个由各种因素构成和支配的实践领域，由此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功能。

伊格尔顿强调意识形态是那些与维系社会权力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相关的符号系统和象征性形象，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更是如此，“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有一套相对一致的价值、表征和信仰话语构成，它们在某些物质机构和相关的物质生产结构中实现，并反映了屈从与社会条件个体的经验性关系，以至于保证它们对于‘真实’的误识，这种误识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②。正是这种“真实性”才使得意识形态能够在幻象中对社会现实产生更加实际的效果。这一点与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不同，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也是想象性的，这种反映能够使得人们对社会真相产生误识，从而维护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同时，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由一般意识形态、各种局部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等层次构成多重结构组织，各层次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并认为“如果意识形态不是理解为一种异质的、矛盾的构造，一个在意指实践层面上不断斗争的问题，那么，这种误识也许与某种阶级斗争观有关；最简单地说，阶级斗争已经消失”①。如果不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这样的一种矛盾结构和实践斗争，就不能正确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因为意识形态不是、也不能用确定的语言加以界定，对伊格尔顿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象征性的实践活动，需要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展示其意义和效果，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维护社会权力和阶级利益的特殊的政治性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