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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新人（第2页）

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和根据，寻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突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主体的地位，这对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主体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具有进步的意义，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方向，“工人阶级拥有强烈的群体归属感，这种感觉联系着一种观念，即认为友好、合作、邻里互助是非常重要的”①。这种工人阶级文化强调社会性的内涵，反对私有占有性，从而具有更远大的历史前途，“工人阶级由于他的地位，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还没有产生清楚的意识到的文化。它所产生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机构，诸如工会、合作化运动和政党，认识到这个文化是重要的，工人阶级文化，以其一直在经过的阶段而言，基本上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的。把这种文化放在它的来龙去脉中思考，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创造性成就”②。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理论遭到种种质疑和危机的时刻，“文化唯物主义”没有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中迷失方向，它卓有成效的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与进步性，始终坚持工人阶级价值诉求相对于其他价值诉求的基础性地位，进而将各种形式的新兴社会运动归纳到社会主义运动的系统之下，有力地借助了各种社会力量来复兴社会主义运动，这对于当前处于低潮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无疑能起到新的启蒙作用。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秉承“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张，试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来重新发现人的主体性，面对后现代主义者否认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观点，他明确重申：“人类的存在历程无论如何应该是‘主体’完满实现其自然属性的过程”①。他从人的“身体”出发来重建文化主体，“身体”既指具体感性的生物性的存在，也指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感性活动主体的角色，而要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就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伊格尔顿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发展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主体，并在这种新主体的运动中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

（三）通向宗教之路的不合理性

实现人类的解放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伊格尔顿也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性和成本，“我们可以说，即使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在阶级社会中得以实现，人类为这个理想的结局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太高昂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要持续多久，取得多大的成就才可以抵消阶级社会在历史上造成的巨大痛苦?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暴行变得合理，社会主义是否真的有能力彻底补偿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②实际上，这里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效性产生了一丝怀疑，他想寻求一种更为有利的方式。他也明确地说过：“我一直对研究神学（形而上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的著作曾一度离开这个主题，但近年以来，我又回到这个主题……可以说，研究上升到了更为哲学的层次。”①

另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用新的方法去应对，“资本主义在当代已经破败不堪，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未枯竭，而是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的面貌出现，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施政纲领，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构成仿效的模式，其核心教条几乎以宗教教义的面孔出现”②。这就导致伊格尔顿为了实现目标，不惜采用多种方法提高批判性和针对性，甚至另辟蹊径吸纳宗教的方法，仿佛看到了宗教神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些异曲同工之处。他指出，“理想上，西方需要的是某种文化能够赢得人们衷心的爱戴，准确地说，也就是传统名义上的宗教。”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理由，即宗教具有强大的实践性力量，“没有任何形式的文化证明比宗教在联结超越价值与普通实践，社会精英的精神与社会大众的投入之间更有力量。宗教的无效是因为它的出世，但是它的有效是因为它的出世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因此，它能给普遍文化与具体文化，绝对价值与日常生活之间提供一种联系”③。正因为这种联系，宗教便具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实践功能。

黑格尔认为，宗教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阶段和途径，“对于黑格尔来说，宗教仍然是真实的，宗教就是精神认识自身并且赋予知识以自己的绝对力量，并因此通过这种知识把自己推向了理性的最高峰”①。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伊格尔顿也将宗教视为实现人类自由的过程和手段。因此，伊格尔顿的宗教伦理观以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倡导人类社会的自由以及积极的个体自我实现，从促成他者的自我视线中完成自我实现并最终促使整个社会走向理想状态。“从一开始，宗教就必须履行理论的功能同时又履行实践的功能。它包含一个宇宙学和一个人类学，它回答世界的起源问题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而且从这种起源中引申出了人的责任和义务。”②伊格尔顿认为，只要确定人的责任和义务，就能确定人生的意义，指明人生的方向，使得人们去追求幸福的生活，进行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生活实践。

伊格尔顿尤其重视“爱”的力量，认为“爱”的生活是一种有德行的生活，这种德行“只有在我促成你的自我实现时，我才能完成我的自我实现，反之亦然。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这种相互性很少被提及。这种伦理学的政治形式即为社会主义；如同马克思所言，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是全体成员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这是一种政治化的爱”③，

可见，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主张用意识形态批判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了这个美好的目标，伊格尔顿认为，一切艺术形式包括宗教都属于意识形态，也都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手段。因此，伊格尔顿对于宗教的力量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将之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手段之一。

“马克思认为，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①这就说明宗教虽然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效果，但是宗教所描绘的世界毕竟是一个虚幻想象的世界，伊格尔顿这种为达目的不计手段的文化批判立场，固然能够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多方面的批判，增强了其批判手段的多样化，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批判倾向不区分意识形态批判手段的科学性，一味地为批判而批判，最终会削弱其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甚至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所以我们有必要再重新回到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上来。

伊格尔顿着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充分彰显意识形态批判的解放目标。对他而言，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理念系统与封闭的话语形式，还是一种动态的生产活动与话语实践，背后是诸多盘根错节的社会生产方式与阶级利益。

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实践方式既生产出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及话语，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又生产出意识形态批判话语，作为反抗性的力量，在对既有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更为异质性的意识形态形式，用以颠覆社会的现实秩序。但这种异质性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先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历史进步的方向或人类的理想社会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一种更加先进的话语系统，促进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就要求意识形态批判必须坚持人类幸福与进步的原则，究其实质仍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解放的宗旨。

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发生作用，各自赋予文本某种内涵，导致作为最后产品的文本及其意识形态与历史真实处于一种扭曲的虚幻关系当中，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表征，文本本身则变成一种寓多种意识形态内涵与话语符号于一身的意义载体，而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

伊格尔顿创造性地提出，文本的复杂性与其内部的冲突性为我们寻找文化反抗的力量提供了条件，我们可以在文本的断裂处、空白处或沉默处寻找出有意义的话语符号，根据这些话语的内涵来分析文本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在此，他借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认为“科学的评论必然关涉到意识形态的结构的科学说明”①，伊格尔顿将这种科学的批评理论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一种关于意识形态起源、结构、衰落的科学理论”②。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力图寻找出文本生产的各种制约要素及其作用，分析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构形式的社会历史联系，从而科学地说明文本意识形态及其生产的科学规律，把握意识形态生产的条件，以清晰准确地揭露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试图建构出一种进步的科学知识文本，为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随着对意识形态认识的深化，伊格尔顿逐渐体悟到在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中，要条分缕析地梳理意识形态的要素与功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政治效果也不一定显著。与其努力发掘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批评话语，不如尝试建构一种激进的文本批评理论，通过对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进行政治批评，来促进人类的解放。这种理论转向，使得伊格尔顿将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的分析转移到文本批评的政治成效上，“反抗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斗争才是文学批评的真正前途”①。但在这种理论批评转向过程中，他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原则，即寻求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连接起来，通过激烈的意识形态批判促进人类的自由与解放。

面对当今社会审美异化的困境，伊格尔顿试图通过审美理论批判重新恢复美学的身体感性维度，“以美学为中介，将身体的观念与传统政治主题（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重新相连”②。身体的感性维度与人类的解放密切相关，要想破解现代审美意识形态的“魔咒”，恢复身体审美的感性内涵与解放诉求，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批判的理论导向。他固守着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的阵地，将人的自由视为最终价值诉求，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来恢复人类的感性内涵，消除异化和人身体的分裂，来实现真正的解放。最后得出“作为最深刻的美学家，马克思坚信人类的感性能力的威力……但是这种感性丰富性的展开必须通过颠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工具主义（实验主义）行径才能实现”①这一结论。

马克思在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时，从物质生产方式的视角出发，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对人类感性需求的压制与抽象，导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感性与理性对立，提出感性维度对人类存在具有重要意义。“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②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抓住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认识到解决人的异化的根本出路，就是要恢复人类丰富的感性。马克思主张通过异化背后的经济批判来废除私有制以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种经济批判与美学批判，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都应当是内在统一的，是对人类身体丰富性的回归，“马克思许多最重要的经济学范畴都蕴含着美学”③。只有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解除资本逻辑的控制，人们的感性才会回到人类自身，那时，人不只作为资本的工具，而是作为一个充满丰富感性的人而存在。

现代审美主要关注审美形式的变化与发展，甚至借助于审美的纯粹化与符号化来抵制资本主义商品意识形态的侵蚀，导致审美话语形而上学化或形式化，脱离现实社会活生生的实践，而失却社会批判的激进功能。伊格尔顿将审美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中，揭示出审美异化与身体感性“缺场”的社会历史根源，并通过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来克服现代审美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的审美与身体解放。受马克思的启发，伊格尔顿将审美的身体与现实历史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观察身体的发展，“将身体的主体性维度置于工业发展的历史之中”①。他认为，现代审美意识形态正是建基于人类本质力量发展不足的历史条件上，资本通过压制人们的感性需求来获得剩余价值，导致身体感性的失落与物欲化身体的兴起。随着人类自身力量的充分发展，人们必将夺回失去的身体感性，实现理性与感性在身体领域中的重新结合，这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所在，“资本主义造就出个体身体的创造性、丰富性与交往的新形式”②。在未来的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下，人类将会获得身体的真正解放。

由此看出，伊格尔顿既觉察出资本主义对于身体感性的剥夺与扭曲，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主体解放的积极意义。在未来社会，“人类存在成为绝对目标，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自由的生活，就是全面地实现人的能力、进行自由的沟通”③。这就是伊格尔顿现代审美批判的终极意义，也是对通往宗教之路的不合理性的驳斥着力点所在。

既然都基于这样一个主题，即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如何更好的发挥人民群众革命主体力量，反抗资本主义统治，寻求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我们在这里还应当简单省察一下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的流变①，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伊格尔顿对“社会主义新主体”这样一个独创范畴的良苦用心。

文化主体与结构主体都试图探寻同质性的主体，以期揭示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这二者分别可以还原为文化经验与结构位置，多元主体试图将各种新社会运动主体纳入一个更大的场域，同时又不否认它们的独立性与差异性，以便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运动主体与其他运动主体的联合。

英国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发展的三种形态实质上昭示出有关社会主体理论三段转向过程，即文化主义转向、结构主义转向以及多元主义转向，这些转向“都不只是纯粹的理论（逻辑）问题，而是传统左派政治实践和理论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必然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变迁）之后果。……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转向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突围’，在理论上‘生活在别处’的感叹”②。这也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体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方式不断挖掘，这种精神非常值得肯定。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对社会主体问题的反思中，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失误，比如文化主义者过于强调文化经验而忽视经济规律的基础性作用；结构主义者则侧重于政治革命与社会结构的分析而贬低了工人阶级尤其是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文化传统对于建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多元主体论“存在一种通过构建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从而渐渐疏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倾向”①。后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主体问题上提出“主体问题的真正核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恰恰是作为欠缺之主体的主体”②。来否定社会主体的存在性，由此消解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地位，并最终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伊格尔顿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批判、社会主义新主体的塑造等方面来论证如何真正实现人类解放，深刻彰显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自由情怀，对于他的意识形态解放宗旨，英国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流变的考察的说明，局限于建立文本科学话语或建构解放的审美知识，或将这二者不作区分的认知有失公允。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主旨经历了一个从建立科学的文本批判即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批判理论，转向建构一种解放的知识即激进的文化批评，尤其是解放的审美话语批判的过程。这两方面既统一又有区别，深刻展现出伊格尔顿对于意识形态理论认知的深化，只有正确辨析这种区别，才能真正把握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终极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