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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现实生存的焦虑与困境（第1页）

三、人的现实生存的焦虑与困境

吉登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和社会生产的自识性的认识，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简单的唯象描述和事实列举，而是尝试从资本主义的制度层面切入，从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方面，看人的现实生存和生活，从而达到自识性的高度，不仅揭示了人的现实困境，而且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认识，从而为提出更加系统性的科学解释和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奠定了基础。

（一）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风险社会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是高风险社会，它给人的现实生存带来了本体性焦虑。在他看来，20世纪末期，我们处在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时期，这或许对人们来说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普通时间，但是“人们广泛地把世纪之末与迷惑和不安的感觉等同起来，其影响之广以至于人们怀疑，诸如现代性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各种的终结的谈论是否就是世纪末情绪的反应”①。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时期，现代性社会就是一种终结，现代性在发展时期内既消解了传统，又建构了传统，现代社会保存了传统社会的特性，传统有着抵御变化的延续性。在我们的时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模式产生了，社会发展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从而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带来了本体性的焦虑和不安。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风险的根源在于时一空的分离。传统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观日而辨识时间，空间与时间密不可分，当机械表出现使得计时方式不再依靠太阳，时间有了标准，跨地区的时间标准化，使得时间与空间联系减弱。现代性使得空间与地点分离，受“缺场”支配，远离了面对面互动的场景，人们要面对无法控制的陌生环境的影响。社会关系从彼此面对面的互动中脱离出来，结构单一、功能多样的社会分化成结构多层、功能逐渐专业化。其中，重要的脱域机制包括了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象征标志是“相互交流的媒介”①，不用考虑任何特定的场景，最具代表性的是货币符号，人们通过创造事物，从而创造了价值。但同时，这一创造过程又使自己与事物相分离，然后再寻求克服距离和摆脱困难的手段。这中间的困难越大，手段就越有价值，在社会生活中，货币一方面拉开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又通过“物—货币—物”的模式克服人与物之间的距离，货币作为一种黏性联系着人与人，这样的交换需要彼此相互信任。吉登斯认为，作为象征标志的货币，“作为一种流通物，货币并非与时间相关，而恰恰是通过连接当时与日后，在场与缺场而将时间托架出来的手段”②。货币使得人们不用面对面的互动，货币作为一种权威，以人们赋予的合法性为基础，这种价值使具有整体效应的群体和组织能够不依赖于亲密的接触而进行互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制度化，但是货币却对人们产生了不利影响，它使人们在接触多种多样的人的同时，却并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熟悉和交流，使得人们变得孤独。在货币的强力冲击之下，出现了拜金主义、人情淡漠等多种社会病。作为“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①的专家系统，已经变成了脱域机制的一种，它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规范在知识体系中，虽然方便了人们的学习和生活，但却把人作为机器来看待，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本体性的不安全。当人一进入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时，实际上就进入了由专家系统、脱域机制等控制下的各种不同时空情境，也就是处在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中，进入了与场域相联系的一套自我可能根本意识不到的前提预设中，从进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时无刻、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无处不在的风险。

当然，吉登斯认为，“风险”不同于“危险”，危险包含着结果的既成事实的意味；而风险则像是一个概率，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评估，如果人们提前加以筹划就有规避的可能，这与我们作为实践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分割。“风险”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含义不同。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这部著作中追溯了风险一词的起源，它最早是由西方的航海探险家们发明的，意思是航行到了未知的水域。所以，“风险”最开始主要有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的含义转向了时间方面。②

从概念分析中可以看出，风险概念蕴含的理念与未知和不稳定性是分不开的。在现代，人们对它的认知更具有科学性。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倾向于将生活中或好或坏的不确定因素归结为命运使然、上帝的安排；现代社会到来之后，这些思想虽然没有被完全消除，但日常实践和理性思维一再证明了“风险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这样的一个社会想要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会任由它走向宗教、传统或者自然界的反复无常”①。通过对风险的有效管理，人们可以控制和规范未来的走向，创造机会。因此，风险虽然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给人带来焦虑，但不同于传统社会中迷信地祷告或是完全束手无策的做法，现代社会的到来唤起的是人们积极面对风险的态度。因此，风险这个概念在现代性意义上必然与实践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

风险被吉登斯划分为两大类：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前者是自然给予人类的威胁，其为传统社会中风险的主要表现；后者多是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所导致的，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但并非在现代社会中，外部风险就不存在了，实际上是因为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人类预测和控制外部风险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而社会风险从以外部风险为主过渡到以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为主的原因在于经历了自然和传统的结束，自然的结束是指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时刻被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影响和控制，传统的结束在于生活领域内的传统和习俗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颠覆，进而被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所取代。②这些终结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造成的。

风险加剧的现象与现代性的到来密切相关。作为表现的社会断裂，从传统的亲缘关系的疏离、地域性社区的紧张、宗教宇宙观丧失以及风俗习惯的彻底改变，严重威胁到人的本体性安全。在现代社会中，地域化不再是本体性安全的充要条件，而是变成了充分条件；熟人社会的逐渐没落；逻辑、理性战胜了宗教、迷信，成了人们思维的工具；风险环境也由外部风险转变为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为主，这些转变都体现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是断裂的体现。

吉登斯强调，人总是在反思中过自己的生活。反思性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思维特征，它贯穿在人类生产与再生产的所有活动过程中，它是一种行动的惯常性联系的体现，即行动与思想互相反映，深刻影响着人的未来行动。人作为实践主体，受主观实践意识的支配，但也受着客观环境诸如社会结构的影响，促使人的实践行为与社会结构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的反思性渗透在人类参与的社会生活的全部范围内，包括对已获得的确定性知识的反思（特指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在此作用下，又没有什么知识是有绝对确定性的，因而，人会陷入困惑、恐慌、焦虑的状态。

时空分离导致空间虚化也使人陷入焦虑状态。日历在全球各地的统一和跨区域时间的标准化使得时间虚化和空间虚化，交通工具、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空间因素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了，那些“缺场”的（即不在场的）东西，甚至成为左右在场情况的根本性力量。地域性与全球性实现了交融，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已有的日常社会实践方式。脱域机制使得时间、空间分离后形成新的排列组合，促使人们日常实践的范围由“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反思性机制，虽然在人们的行动中惯常保持着与过去的联系方式，推动了社会知识的再生产、社会系统的完善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演变，但也使人们陷入焦虑的状态。正是时、空被时一空分离机制延伸，进而为脱域创设了基础条件；脱域机制将时一空条件进行了重组，使得大到社会系统、小到个人实践都置身于一个更加宽广、开放的环境；反思性机制在延续中又突破传统，不断推陈出新，使得整个社会的体系和内容都得以改变。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性犹如一匹疾驰狂奔的猛兽，从全方位、全领域推动着世界的进程，由于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高风险性，因而，这一进程也推进了高风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吉登斯认为，我们的时代，使得世界各地的社会联系得以加强，相隔千里的地域之间有了广泛的联系。社会的发展过程极具复杂性和辩证性，它是一个碎化与整合相结合的过程，这种整合使得世界甚至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因而全球的安全与风险成了无处不在、共同分担的因素。现代性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了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成了现代性环境下，风险社会加速形成的催化剂。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社会监控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化越来越强烈，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走向统一，世界平衡借助于军事秩序来实现，民族国家体系则推高了极端民族主义，风险社会不仅不会停息，而且还在继续加速发展。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它的中心是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构成了阶级领域的主要内容①。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是复杂的，它有强劲的内驱力，因而能率先打破传统社会中静态平衡的经济秩序，创造出现代性的新秩序，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激烈的竞争和野蛮的扩张，而这背后所暗含的正是普遍、持续的技术创新。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权力中心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所建立的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商业形式能够获得全球领域内的扩展机会。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资本积累的欲望是无穷的，而可获得的资源是有限的，在现代性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市场要么不触动外在事物，要么反过来扩大全球的不平等、加速财富的两极分化，这些都具有社会性的破坏作用。

工业主义是一种对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在现代环境下，生产逐渐规模化、协调化、效率化，工业主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通信技术上的变革，它让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扩张具有了可能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科学技术在世界各个地方扩散，全球性的劳动分工随之扩张。通信技术的发展也愈演愈烈，直接构成了将现代从传统中分离出来的反思与断裂机制的重要方面。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加快工业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慢性的、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这一切都在警醒着人类，对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稳定的和谐上提出了更艰巨的挑战。

现代社会中的军事力量即暴力被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契约，而汇集到了国家权威之中。而且随着军事力量的发展，规模不同的国家都拥有了先进武器，逐渐成为军事现代化的强大国家；战祸也逐渐形成了连锁效应，区域的纷争和矛盾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性战争的导火索。因此，军事力量会带来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使用一般武器的大范围的战争也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且因为科学和武器技术在持续革新，新的武器装备不断出现，而它们的可怕威力并不亚于核武器①。这种风险一旦爆发的话，就会带来诸多直接、致命的后果。

监督机制是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间接控制，监督活动直接促进了民主机制的健全和民主活动的完善，它对于所有与现代性相联系的组织来说，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国家主权应当是不断反思性地加以监测的东西，拥有了边境，也即拥有了主权。但增进民主参与也会带来风险：不同程度的极权现象的出现。因为政治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引起权力斗争，更有甚者会导致强权政治的出现、暴力冲突的产生。历史上的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等都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愈演愈烈的西方社会的风险，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经济领域中，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严重脱节。我们知道，生产是将原材料加工成产品的过程，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不断促使更高产能、高效率的机器出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之后，商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提高，在利益驱使下人们不断地开发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不加节制地排放污染物，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加剧了。虽然人们的环保意识以及环保措施逐步到位，但与此同时，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不断促使着生产的再扩大与科学技术的更新相互作用，因此，与之相关的各种风险逐渐酝酿。消费使得资本得以实现，日益扩张的生产必然要有相应的市场需求才行，因此，当生产扩大之后，商家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创造消费，使消费也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推动着现代社会走向风险加剧的泥潭。但就科学技术来说，它本身的发展带给人类的自由度与不确定性是相对平衡的，单靠它不可能导致风险社会。综上可知，由于资本关系的介入性渗透，彻底打破了实践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自由与其导致的风险之间张力的相对平衡，凸显了实践的破坏性，彰显了全球性风险社会来临的危险性。

在反思性领域，“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①之中，在现代性社会下，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的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们周围的环境与人类活动更加相关，人们用知识改造着环境，可以预测天气，预测地质灾害，建造房屋，建设宜居城市，避免很多自然风险。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金融海啸、次贷危机都对人类造成难以根除的影响。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宏观的社会层面，而且延伸到微观层面，带来自我认同的复杂性与向内的自我救助。人的信任、社会的信任急需建设性的重构。

在现代性社会下，人的本体安全遇到了最大的挑战。在吉登斯看来，人们之间的信任与本体性安全有着重要的联系。“信任”作为“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①。当我们信任某人时，主观上便对其产生了某种依赖心理，期望达成自己所期望的目标。我们在评估某事件时，心理会估量其他可能性，并力图规避这些有风险的事件，这就是怀有的信任。现代性社会中，信任与时一空的缺场有关，若某人对某件事有明确的认识，掌握了完整的信息，那就不会存在信任问题，否则就意味着有不可控的风险，就会有信任忧虑。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是建立在系统能有效运作的基础上，规避任何对其自身有害的风险，如果不能，就会因为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而造成信任缺失。

吉登斯把本体性安全看作“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②，这是对人与物的一种可靠性的感受，对自己的存在这一事实可靠的感觉，对周围的事物有真实的感觉，对自我有正确的认识。在风险社会中，人们认为外界是虚假的，外人时常要迫害自己，事物都在变化中，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人们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对恒常性产生了怀疑，这就会产生焦虑，感觉时刻处在风险中，处于自身毁灭的焦虑中。大多数普通人的安全感基于他们童年时形成的基本信任及其重要的经历，儿时“信任”的培育奠定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一个人必须学会怎样依赖外在供养者的认同或信赖，这样人才能够相信自己。儿童时期的外在供养者主要是母亲，当母亲离开婴儿时，婴儿会觉得母亲再也不回来了，会出现焦虑感，婴儿的这种依赖心理会延续到成年时期，婴儿容忍母亲在时间和空间的缺场能力值得重点关注，当婴儿认识到母亲的缺场并不意味着彻底失去时，就确立了信任，这对自我的建立有重要意义，这样一种人类的心理作为“集体记忆”逐渐延续下去，成年后的人面对现代性的脱域机制时，就能够抵抗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的心理需要，通过习惯的渗透作用与常规密切联系，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惯常性的东西，加芬克尔（Garfinkel）认为人们不只是懂得了日常生活中的常规，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基本信任的维系是通过如目光注视、身体姿势及身体语言方式完成的，但在现代性社会中，人们更多是与陌生人打交道，不再是原来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人们时时刻刻面临着焦虑。现代性社会中，专家系统提供的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在不断变化的现代性社会中，不能成为一种人们习惯的解释，不能缓解人们对未知风险的恐惧。

在专家系统中，对本体性安全的威胁更加严重。本来，现代性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家系统作为知识的象征，是化解人的困难和问题的手段，是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础；但现实中，它却成为压抑人的力量，成了社会统治的手段，成为引发人的焦虑的重要因素。吉登斯认为，专门知识是抽离性的，专门知识是适合整个社会的，并非是本地的，它所依靠的知识是可矫正的，通过反思性不断丰富，知识的积累逐渐专业化，成为解决某些问题的技能，“专门知识是没有本地附属物的”，在现代社会中，充满了风险，打破了亲属关系，需要不断与陌生人相遇，当情感不能为人提供信任时，就需要依赖外在的知识指导人类，这些因素使得专家系统成为可能，现代性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知识分子成了社会的良心，但是一旦专家的解释失去正确性，失去信任，会威胁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产生焦虑，现代性控制着人们的生活，使得大家彼此的联系变弱，变得陌生，人与人的信任受到威胁。当情境不固定时，符号更多地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符号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产物，人们通过符号标识事物，赋予其特定意义，这些符号是人们共同理解的。当有些人不理解符号时，拥有符号资本的人会享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引发冲突。当专家系统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时，普通大众会对他们失去信心，鉴于此，提倡建立规范和秩序，对风险进行控制和预测，使情境相对固定，否则面对变化，人们的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时，为了缓解由此带来的焦虑，会更倾向于去信任抽象系统，原有的传统秩序被打破，专家系统、货币符号缓解了焦虑，重新构架对“符号”的信任，但是也充满了风险，这种抽象体系容易使人们异化。

专家与传统守护者之间是命令系统的合法性联系，专家系统的权威来自于规则，对其服从是因为它的地位，人们内心或许并未真诚地服从。守护者是通过某种特殊途径获得程式真理的，这种程式真理是不可矫正的，而专家知识是不断丰富、变化的，像波普（Popper）说的建立在流沙之上，随时有瓦解的可能，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这样却使社会成了多权威的世界，会逐渐消解人们的信任，“作为专家知识的驱动力，怀疑论可能会在某些情境中或某些群体中导致专家失去魅力”①，让人们处于焦虑之中。

（二）资本主义权力暴力导致人的现实存在的非人化

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带来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上走向越来越强的全球性的市场垄断，文化上走向越来越大的世界性的文化殖民，而政治上则走向越来越不可理喻的强权，帝国主义、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其后果就是物质生产的商品社会，日常生活的消费与风险社会，政治生活则体现为极权化。现实的人就生活在这三种交互作用的高风险社会中。

吉登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一般特征整体的把握，采用经验主义的唯象描述和症候阅读，看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消费和人的日常生活的一般状况，基于此进一步描述了资本主义统治下人的政治生活的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极权本质以及人的政治生活的异化。

第一，资本主义借助工业主义与军事化的结合，从而把人类引入战争和军备竞赛的场域，使人类处于战争恐惧的状态中。

在吉登斯看来，工业主义与军事化的结合始终是资本主义推动历史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作为军事手段，战争是国家构建和改造权力关系的极端形式。战争是权力关系中断的结果，同时也是交战双方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权力关系意愿的表达。现代军事与以往战争形式的不同在于现代军事与工业主义的深度结合。大量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生产，便捷的交通和通信方式，职业化军人的产生，使陆海空协同作战成为可能。军事的工业化大大提升了战争的机动性和破坏力，两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和形式就是证明。

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首先依赖于通信技术的发展。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的信息传输成为可能，大大缩短了时一空距离，为战争的空间调度和对敌情的迅速掌握提供了可能。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武器生产和运输的能力，更增加了其破坏力。19世纪的欧洲，蒸汽动力已经被装备到了舰艇上。从这里开始，工业技术同军事目的结合起来运用于武器生产，并逐渐普及到战争的方方面面。马克思认为，战争和扩张是由于资本主义对金钱贪婪的本性使然，而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为军事工业化提供了手段，民族一国家的权力争夺才是军事工业发展的根源。战争或军事从来都是国家活动的主要权力之一，任何国家组织都在试图努力抓住或扩充它。“冷战”时期的全球格局便体现出了这一点，即使美苏两国在经济方面成就卓越，但最具威慑力的仍然是双方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核武器数量。

吉登斯分析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他认为，这三位思想家均对社会演变的动力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吉登斯也指出，即使是最权威的思想家也没有把战争在推动社会变迁方面的作用放在核心位置。吉登斯对战争史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传统战争和现代战争无论在规模还是破坏力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暴力警察的论述中早已指出，“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①。正如丘吉尔（Churchil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说的：“我们经历的大战与所有古代战争都不一样，它在密集的战斗力方面及可怕的破坏力方面与古代相异，在其战斗之极端残忍性方面，也与所有现代战争相别。一切时代的恐怖都汇合而来，不只是军队而是所有人员都投入洪流之中。”①

这种规模战役的发起依赖于职业化军人的形成。亨廷顿（Hunting-ton）指出，19世纪以前的军官团是商人和贵族子弟的逐利行为或英雄寻梦。在那时，军队尚未成为现代类型的反思性监管组织，即使有些监控技术已经在军事领域中开拓出来。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均建立了正规的训练军官的学校。②与此同时，普遍的兵役制的实行，使军队从“业余”向“职业”方向发展，普遍的职业化军人不仅提高了反思性监控，而且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先进的武器，使战争具有了现代化的色彩。

吉登斯认为，军事工业化的发展从根源上说是民族国家活动的结果。民族国家是相互承认边界和主权的权力实体。随着内部行政力量的扩张，军事暴力和政治逐步脱离，并使其职能逐步转向对外。当回顾19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时，我们发现不仅民族国家的发展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之中，而且国家之间到处都充斥着矛盾争端和利益纷争，国家组织在不断协调这些矛盾、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又必然要依赖于军事技术作为强大的后盾，哪怕是潜在的威慑力。而现代科技已经创造了高效、快捷且具有极大破坏力的武器系统，加上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军人，配备上先进的运输系统和通信设备，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战争甚为容易。吉登斯认为，从军事力量方面来考察并不存在第三世界。①由于工业基础、国家财力以及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发展水平存在着重大差别，致使人类陷入普遍的战争恐慌之中。由于现代军事力量如此强大，它对现代政治构成巨大威胁，直接影响对公民权利的消解、集中特定类型的监控活动以及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这些都暗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极权主义方面的威胁。